9月19日，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正式公开运行，平台第一批公布了284名被公安机关解救的儿童。其中，包括16名被解救的云南儿童，他们目前生活在昆明市、昭通市、开远市的儿童福利院。

    这些被解救的儿童，当然跨出了幸运的一步，相比至今还与父母骨肉分离的被拐儿童，他们至少脱离了被拐的厄运。然而，一切还必须重来。他们在等待与失散多年的父母相认，更为糟糕的是，被拐的年月，正好是孩子们人生成长最为关键的启蒙期，失去了与亲生父母在一起的权利，家于孩子变得触不可及，即使被解救回来，也让被拐儿童与父母及其他家人之间，彼此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那种每个家庭都不可或缺的、陪伴孩子从摇篮到牙牙学语、再到摇摇晃晃走向世界的成长感，再也无法挽回了。

    这些稚嫩的孩子，本不该承受如此不堪的折磨。生父生母迄今不知所终，诱拐者如此恶行，实在可以用罪无可赦来定义。

    在孩子被诱拐的悲剧中，最令人无法直面的，就是这并非一个家庭面临的厄运，而是由众多失散父母与孩子共同组成的悲怆命运曲。家庭是社会构建的基础细胞，而随着孩子的不知所终，家庭结构关系由此分崩离析。诱拐案件带来的最深重危害，就是直接挑战着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人文伦理，因此对于诱拐孩子的犯罪者，法律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处。

    在对被诱拐孩子的寻找中，这些年来被拐儿童父母的个体自救，民间近年来广泛推广的“随手拍”，都堪称可贵的公民行动，但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因此必须有更为组织化系统化的日常执法，需要更多的执法者，为帮助一个个家庭重聚而付出不懈努力。尤其需要提请的，是以往容易被忽视的执法链条延伸。必须看到的是，诱拐孩子事件之所以屡屡严打而难以禁绝，恰恰在于需求源头没有得以根绝。许多边远山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养育亲生儿女的家庭，转而通过花钱购买被诱拐孩子，来满足后代传承的情感与现实所需。然而这不过是畸形蒙昧的个人情感，与社会人伦相悖，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之举。因此在这些地区加大普法教育，让村民明了购买被诱拐儿童的行为危害之甚，所要承受的法律惩戒之重，从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随着司法机关对于拐卖儿童罪行的追责力度更为严厉，以及对于购买被拐儿童行为的法律界定及相关追责举措出台，势必对各类拐卖儿童现象起到更为明显的威慑效应。同时，类似于《亲爱的》这样带来无声教化效应的文艺作品，其实也应成为各地打击诱拐儿童、完善相关普法教育体系的参考样本。要避免儿童被诱拐事件的继续发生，事后追惩不如事先防范，建立从普法、教导孩子及家长相应社会防范知识到建立更为配套的执法应对机构，也许都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