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村民来到人民公社前的广场跳舞。舞曲已由当年的“洪湖水”换成了今天的“爱情买卖” 记者马闪山/摄
公社大楼前的广场上，村民在晒农作物。当年广场上晒的是公粮
村民段玉春收藏的毛主席像。据他说，这个像是当年宋庆龄送给他奶奶的
盛满理想的人民公社大楼已经告别昔日的辉煌，只留下荣耀记忆，任人回味。
在晋宁县上蒜镇上蒜村委会驻地，矗立着4栋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老楼。除了村委会使用的办公楼经过重新翻修之外，其余3栋村民居住的楼早已老朽。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老楼，冷冷清清。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作为全省9个试点之一的上蒜李能农业生产合作社，干劲十足，欣欣向荣。这4栋楼房正是当时为体现人民公社优越性所建的配套设施。
盛满理想的人民公社大楼已经告别昔日的辉煌，只留下荣耀的记忆，任人回味。
计划经济时代的文物
因具有浓烈的时代特征，上蒜人民公社办公楼和3栋居民楼于2012年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房顶采用的木梁都是剪刀架结构，而同时期晋宁的农村建筑很少会用这样的大梁。屋顶两侧取消了传统的人字形山墙，而是用三根木梁接到墙体的拐角处，再铺上瓦片。这是受了苏联建筑风格的影响，看似简单，但设计却很讲究，气质上比其他建筑庄重得多。”10月中旬，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查看上蒜人民公社旧址的维护情况时，如是介绍。
“人民公社办公楼”坐北朝南，高2层，呈倒凹字形。东西走向的主体建筑目前作为村委会的办公室和宿舍使用。一楼入口处的地板用水磨石铺就，大门上方，用水泥制成的“人民公社好”五个毛体大字保留至今。两边南北走向的建筑，一楼是会议室，二楼闲置。地上铺的是不同宽度拼接起来的木板，缝隙依稀可见。村干部说，铺了木板的二楼要比一楼暖和。
此楼南面几十米远处的街边，坐落着3栋东西走向的集体农庄式居民楼——“联排别墅”。楼的墙体和楼板用料均为木制，砖砌的柱子承重，一般墙面则是传统的土坯墙。由于从未翻修过，墙体已经开裂。原本室内没有设计厨房，改造出来的烟囱从墙里伸出来，熏黑了周围的墙壁。有的住户将原先青色的小瓦片去除，铺上了大块的白色石棉瓦。楼梯老旧，踩上去“嘎吱”作响。即使白天进去，光线也不充裕。
在2007年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上蒜人民公社办公楼和3栋“联排别墅”被文管所工作人员发现。因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这4栋建筑先申报成为县级文保单位后，又于2012年成为省级文保单位。
谈起老楼的建设，村里的老人们颇为自豪。自豪其来有因——这4栋楼房是人民公社的样板工程，是历史的产物，与前期农业合作化运动渊源颇深。
1952年4月，上蒜村完成土地改革，每家每户都按人口数量分到了原来属于地主的土地。但由于底子薄，农民发展生产仍然存在较大困难。70岁的村民段爱回忆，当时缺水，自家地里种的都是土豆、蚕豆、玉米、小麦一类的杂粮。尽管辛苦耕作，但收成并不好。还未参加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每年都有三四个月要饿肚子。
针对土改完成后，农村出现土地“小”、“散”等劳动生产率不高的情况，上蒜村的李能、李信、段学义、张继杨等7户村民共33人，响应上级“组织起来、爱国增产”的号召，成立了李信农业生产互助组。7家人将132亩田地、6头耕牛集中起来，采取“种植计划各户制定，统一安排生产，制定劳动定额”的原则进行生产，并在生产之余，借钱养了500只鸭子。这在全村首开先河。
养鸭子两个月后，互助组卖掉了所有鸭子，不仅还清了欠款，还拿余钱买了一头水牛。粮食也比上一年增产三成多，亩产也比单干者增产5%-10%。这个成绩颇为显著，农业互助组顿时有了吸引力。
上蒜村的这个农业互助组还有一件光辉事迹。1952年4月17日，参加过土改宣传队，又是抗美援朝红色宣传员的互助组成员李能，被选派参加“中国农民访问苏联代表团”，当年夏天赴苏联参观学习。9月份回到家乡后，李能便开始宣传苏联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
此后，云南省委领导接见了李能，希望他与村民一道，不脱产、不拿工资，试办农业合作社。李能接受了这个任务。
1953年2月25日，以互助组为基础、12户人家参与，上蒜李能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开始试办。它属于当时全省首批9个试点合作社之一。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正式在上蒜村开展起来。
新大楼，新气象
上蒜跟上了当时的时代脚步。合作化、学苏联，村子里到处都是新变化。
从苏联学习归来，李能身负政治任务。上至省级领导，下至同村村民，都对李能从苏联学来的合作化先进经验充满了期待。
1953年春天，晋宁遭遇严重干旱。田地干得裂开了口，秧苗难以下种。为此，社员们连续48个昼夜抽水抗旱，6月份，县委书记亲临指导，架起八架水车帮互助组完成了插秧工作。那一年，李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总产值相比上一年增长了49.9%。看到农业合作社的巨大优越性，众多村民纷纷要求入社。
自此，上蒜李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连年增长，不断吸纳新社员。195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也来到上蒜村，视察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段爱记得，在宋庆龄视察结束后。他家也于当年加入了合作社。从此，自家的变化也明显起来，社员们一起耕作，工作量也考察得很细致，按照劳作时间、劳作对象记“工分”。一个成年劳动力，每天按早、中、晚三个时段务农，每天出满勤得10分。最大的变化就是粮食丰富了，“以前自家单干，种的是杂粮，入社后，分得最多的就是大米”。
1955年，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道路缓慢，是“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全国加速建立和提升农业合作组织。1956年1月，合并了19个自然村后，上蒜的初级合作社也转变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变革的脚步依然在快节奏地前行着，1958年8月13日，云南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好”的文章后，当年9月7日，在上蒜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上蒜人民公社。而李能也脱颖而出，于当年10月调任晋宁县委第一副书记。
段爱记得，人民公社成立之前，政府做了非常广泛的舆论动员。除了类似“社会主义是天堂，人们公社是桥梁”之类的口号之外，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到，成立人民公社带来的好处是“大家只管挣工分，吃饭不要钱、每个公社都能成立医院，住院也不用去昆阳或晋城了”。
上蒜作为云南省农业合作化道路中的一面旗帜，到了人民公社时期更不能掉队。于是，上蒜也开始建设人民公社时期的代表性建筑。
但是，人民公社的大楼要建成什么样的？村民住的房子又需要什么样的？据晋宁县文管所和多位村民的介绍，那4栋房子是按照李能的意见，仿造苏联集体农庄建筑样式和布局，县里派出基建队，由公社协助建成的。
“建（50年代末的）新农村，就是要开会好统一、做活计好统一、吃饭好统一、生产好指挥。”今年93岁的段昌老人回忆，当年建房所用的木材是从六街的山林里用马车拉来的，而他就是负责砍树、运输的人之一。
3栋建给村民居住的房屋被称为“联排别墅”。设计时每户人家都拥有两层楼房，4个或4个以上房间，屋内有直通二楼的楼梯。其中第一栋在建设时，还在楼外的空地上为每家都建了一个10余平方米的厨房。第三栋的二楼还增加了一个外廊。大家议论着，觉得一楼前面做客厅、后面放农具或养牲畜，二楼住人和堆放粮食，方便又宜居。
“看上去很美”的大集体
受大环境的影响，上蒜的公社办公楼和居民楼都没有达到理想的使用状态。
当年，上蒜村的标志性建筑还不止这4栋房屋。“紧挨着办公楼，还建了可供几百人开会的大礼堂，在办公楼和第一栋‘联排别墅’之间，原来还有个花园，旁边有40多个坑位的大厕所，还有个四五米高的蓄水池，装着水龙头。”村民段玉春回忆。
虽然人民公社的标志性建筑尚未建成，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则从成立之初就开始体现。段爱和段昌回忆，大食堂最初是在村里的一栋老旧房屋成立的。名曰“伙食团”，粮食和蔬菜由公社和生产队提供，从此，村民和基建队的人员便集中在伙食团吃饭。
伙食团开办初期，个个都说好，逢年过节都能吃到肉。平时每天两顿，吃的都是细粮。但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伙食的质量就下滑了。
“那时我上小学，要步行5公里到学校。一天有6两饭的定额。但才到学校，6两饭就都被我吃完了。为什么？是因为没粮食不够吃，饭就煮得稀了，小学生都能吃6两！下午饿了，就去地里找蚕豆吃。”段爱说。
伙食团的中后期，正值1959年-1961年，这段时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最终，上蒜的伙食团无力支撑，于1961年关闭。此后，每户人家分到了自留地，又过回了各自做饭的时期。
受影响的不止伙食团，就连人民公社的标志性建筑也未能完工。建设第三栋“联排别墅”和人民公社办公楼时，基建队连二楼的楼板都没装就撤走了。老人们回忆，当初是准备建4栋“联排别墅”的，但因为资金问题，只建成了三栋。
此后，人民公社的办公楼由昆明市卫生局拨款7万元，购买楼板并装修。但最终迁入办公的并不是人民公社机关，而是上蒜医院。
由于当初建这些大楼时，拆迁了村里2/3的住房，因此搬入的大部分是拆迁户。其中分到第三栋的住户，还得自己完成余下的装修工作。
尽管交房时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但上蒜村的事迹仍然通过报纸、广播得以广泛传播。上蒜因有优越的政策支持和条件较好的农业设施，还吸引了不少其他村的村民到上蒜定居。今年85岁、依然住在“联排别墅”里的陈周兰老太，就是当时随着丈
夫到此建房，定居于此。
但是，最终入住的情况，也并未完全符合人们的期待。“别墅”级的新房是有，但因为拆迁的房子多、影响的人也多，有的一套房子会分给两家人住。“房屋留有前后门，两户人家分一套房，要么从中间隔断，要么一、二楼的房间重新分配。”
陈周兰最初定居住的2栋，也是两家人合住一套房，如今她独自住在1栋，住的房子从中间隔断的。有的一户人家分到一套房，但条件也不乐观。一直住在1栋的83岁老太朱兰英说，当时家里8个人挤在一套房里，同样拥挤。唯一满足的是“至少是白墙，门窗不再漏风，房顶不会漏雨了”。
公社的没落
1983年，上蒜人民公社解散。1984年后，办公大楼成了村民们堆放农具和稻草的地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的发展停滞不前。
医院搬到了人民公社的办公楼，但礼堂并未被医院占用。村民们回忆，建成后大礼堂成为公社开大会和唱花灯的地方，连玉溪的花灯剧团都曾来这个礼堂演出过。但随着60年代各种运动逐渐增多，加之1966年文革开始，礼堂成了批斗人的地方。受此影响，农业生产并未有太大起色。
根据《云南省志·中共云南省委志·下卷》记载：“由于思想界限不清，晋宁县上蒜人民公社出现了一种以共产主义思想代替现实政策和搞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不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甚至以共产主义当盾牌，掩盖着本位主义的现象，造成某些不必要的混乱。船被人拉走8只，羊被别人杀吃30多只，骡马遗失200多匹。公社干部不敢说、不敢查，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上蒜公社一部分社员开始出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饭饱日头落’的消极情绪”。
1972年，上蒜医院外迁，上蒜人民公社的机关得以从竹园村迁入这栋办公大楼。段爱记得，如今门头上留下的“人民公社好”五个大字，就是那时制作的。
村民段玉春则记得，自从人民公社机关搬到上蒜村后，公社还带来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只要不下雨，这里经常放《渡江侦察记》、《地道战》一类的露天电影。住在方圆5公里之内的乡亲都会赶着来看，甚是热闹。
但人民公社的迁址，并未扭转农业生产的颓势。60年代出生的村民记得，小的时候，村里流传着一句“大家慢慢磨，时间工分跑不掉”的顺口溜。上蒜村委会现任村主任段桂仙回忆，之所以出现这种消极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是，生产队的粮食是按人头来分。这样，同是夫妻两人干活，孩子多的家庭分的粮食就多，孩子少的家庭就对此不满。尽管前期加入互助组的10余户人家依然是生产队的骨干，但已经难以带动其他村民的劳动积极性了。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人民公社解散。1984年，公社机关也从公社大楼迁往他处，办公大楼成了村民们堆放农具和稻草的地方。从此，上蒜村失去了以往作为人民公社驻地的地位。
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脚步加快，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村民段桂仙中学毕业后，开始做蔬菜的生意。“那时我每天凌晨起床，从农户的地里收蔬菜，骑着自行车去到海口、安宁卖菜，每天能有5角，1元的利润。”1986年，见市场上对猪肉的需求较大后，段桂仙转而卖小猪。“那是什么都缺的时代，一对小猪60元卖出，我自己可以赚一半的利润。”不久，她成了上蒜村的第一个万元户，还买了几辆车，专门到各地收小猪。
其他村民受益于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政策，粮食增产增收。大家发现，跟着市场需求走，才是填饱肚子，发家致富的捷径。
新生的“合作社”
2007年，上蒜村再次成为昆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试点。村里又有了新型的合作社。
由于无人照管，大礼堂于1995年倒塌，原址上现在是一处烤烟房。花园被耕地取代，大厕所也早已拆除。2003年，由于担心人民公社老楼垮塌，上蒜村委会征得上级同意后，重新装修老楼，并于次年入驻至今。
上蒜沉寂了30年。段桂仙回忆，当其他村庄兴办集体企业时，上蒜村却因既无资源又无区位优势，没办过任何企业，村民们仍以种地为生。上蒜发展很慢，到2000年时，全村只有段桂仙家盖起了两层小楼。
但自2007年后，村委会争取到了道路硬化、耕地平整、兴修水利等多个项目，村庄面貌开始改善。“土地平整后，村民们终于可以把地租给别人，自己再出去打工，赚两份钱了。”段桂仙说。
2007年，上蒜村再次成为昆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试点。如今，村民大多种植的是蔬菜和鲜花。为此，村委会再次成立了名为“晋宁上蒜四季蔬菜花卉专业合作社”的组织。
与50年前的农业合作化组织相比，如今的合作社管理相对松散，每月请农科人员来授课，研究市场趋势和国家政策，指导农户种植农作物。村民们希望通过新型合作社，打造出上蒜自己的蔬菜品牌。
现在，村里的4栋老楼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文管所对人民公社旧址出台了保护性规划。文管所希望能“以文物养文物”，村民们也希望，这些老楼能够成为当地搞“红色旅游”的资本。毕竟50年前，上蒜曾是云南省的一面旗帜。
由于无人照管，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大礼堂于1995年倒塌，原址上现在是一处烤烟房。花园被耕地取代，大厕所也早已拆除。2003年，上蒜村委会重新装修老楼，并于次年入驻至今。（记者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