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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中华老字号”之誉的昆明“艳芳”照相馆,已经历了70多个春秋。上世纪30年代,广东人黄恪存等人合资,在正义路上开办了艳芳照相馆,在影楼上设日光场,把艺术人像的概念带到了昆明。解放后,包括摄影、理发、沐浴、洗染、饭店、旅行社等企业,一起成为了国营企业,同属昆明旅游集团公司。
1956年,“艳芳”、“国际”等众多的照相馆,并入昆明摄影公司,成为该公司旗下的国营照相馆,同时也成为昆明旅游集团公司属下的子公司。2005年,“艳芳”、“昆湖”、“海棠”、“国际”、“中国”等还存在的5家照相馆,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虽属于昆明摄影公司管理,本质上却正式成为拥有很多股东的一个店面。“艳芳”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也从最多时的60余名,精简到现在只有12人。

昨天:拥有“中华老字号”之誉,能把黑白照片变成彩色照片

今天:市民建议在馆里设置“文化角”,展示曾经的老照片、老相机
“我想寻找70年前就开业的‘艳芳’照相馆,以前在正义路,后来不知道去哪里了,能不能帮我们找找?”近日,一位市民拨打本报热线,询问“艳芳”照相馆的所在,这位市民从小就在“艳芳”照相馆照相,那些老照片记录了他成长和工作的所有历史。
“艳芳”究竟去了哪里?从70多年前的土基房屋中诞生的品牌,难道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记者在寻找“艳芳”的过程中,50岁以上的昆明人都着急了:“我们记得那个照相馆,技术非常好,可以把黑白照片处理成彩色照片!”
几经变迁
“艳芳”如今成影楼
据老人们说,“艳芳”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如今应该有70多岁高龄了!心目中“艳芳”的模样——有着老旧的铺面、各种老式摄影器材、高高的木制柜台、用于宣传的各种大幅照片……
然而,如今的“艳芳”,已经化身成一座影楼,各种先进的照相器材一应俱全!唯一能证明此“艳芳”就是彼“艳芳”的,只有影楼的名称和电脑中保存的翻拍老照片。两层楼的照相馆,显得气势恢弘,大大的落地玻璃上,张贴着用于宣传的大幅彩色照片;一楼大厅中摆着数台电脑,茶几是充满现代化气息的玻璃制成;专门的照相房间内,空间开阔、灯光明亮,还挂着婚纱等。
整个店面中,见不到任何老摄影器材,工作人员们使用的工具,都是数码相机和电脑。影楼没有悬挂老昆明人曾经见过的木制牌匾,取而代之的是镶嵌在玻璃上的金色大字,以及悬挂在店内的众多获奖金字牌匾。唯一能证明和说明“艳芳”历史的,在整个照相馆里,只有两个人,他们分别是52岁的高级摄影师赵福阳和34岁的经理施晓波,他们在店里分别工作了34年和16年。
“照相馆的旧址在正义路,应该在正义牌坊前约10余米远的位置。”赵福阳介绍,由于没有当时照相馆所在位置的图片,后来只能从档案馆翻拍出来的老昆明照片上,依稀找到原址的位置。
照相馆曾经搬过多少次家,现在也说不清楚了,赵福阳回忆:“始成立于1935年还是1938年,我们现在无法查证,所以说不清楚。据说当年是一幢2层的土基房屋,与景星街上的其他建筑物差不多;到上世纪70年代,‘艳芳’已经是一幢4层红砖楼房;到2005年,‘艳芳’正式搬到如今的建设路。”
器材更新
老摄影师难掩失落
“艳芳”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照相馆,自然得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现在照相,提倡“立等可取”、当场就能见到产品,所以“艳芳”慢慢摈弃了要等一个星期才能拿到相片的旧设备,统一换成了数码相机,成批地购来电脑,对工作人员进行了新技术的培训。
如赵福阳这样的老摄影师,始终觉得他们当年的培训,才属于正宗“科班”出身。赵福阳于19岁就进入“艳芳”当学徒,师傅丢了厚厚一叠相片给他,先看光线亮度和拍摄角度;几天后,打完初步基础,再帮师傅打灯光;基本技能掌握到差不多了,才进入暗房学着洗相片、修补底片;直到各种辅助技能都掌握得差不多了,他才能摸摸相机。
那时候的摄影器材,只有黑白座机、135相机等,为数不多。没有彩色相机,摄影师们必须得学习在黑白相片上通过着色来变成彩照,精雕细琢,使用水彩或油彩将黑白人像涂成彩色世界。
“打灯光也要讲究方法,灯光打得好的照片,照出来就像艺术照一样!”赵福阳说,那时候打的灯光,都是用白炙灯,照出来的人像,鼻子高挺、棱角分明。照相机的像素,必须在1000万以上。
“现在这些数码相机,根本不讲究灯光,光是散光,所照出来的人像,就有些模糊了。”赵福阳介绍,一张巴掌大的底片照出来的相片,冲印时可放大至30寸以上;而像素为800万的数码相机,只能放大到20寸,倘若超过20寸,相点就会分离,就出现了“马赛克”。
但是,通过底片照相,必须得等冲、晒、修底、修片等很多道工序,一般一个星期后,顾客才能拿到照片。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节奏开始加快,对于各种工具的要求,也有了一个“快捷、迅速”的理念,数码因此相机应运而生。“虽然我们的摄影技术可以说非常好,但是市民的选择,却不得不让我们丢下老相机,拿起数码相机。”赵福阳说。
机制变革
3方共管路在何方?
“目前,我们属于3方共管。”经理施晓波介绍,照相馆的股权分为3份,原有、在职职工占有54%,30%属于国有,16%属于今年初才融资进来的一家浙江公司。
本月20日,施晓波等人去总公司开了一个会,内容关系到照相馆改制的问题,提出引进浙江某集团公司的方法解决3方共管问题。“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还得等集团公司的最后定夺。”施晓波说,早在3年前,职工们就提出了改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3种方案,分别为:由职工将所有的股权买断;由总公司将所有股权买断;由外来投资商将所有股权买断。
“必须改变照相馆的性质才有出路!”施晓波说,一家私人照相馆,可以自由地浮动价格,可以给员工更高的收入。而“艳芳”不行,即使换一台电脑或相机,也必须向总公司打报告,得到众多的股东同意后,才有可能实现。再说工人的工资,以赵福阳为例,他在照相馆工作34年,职称是高级摄影师,其基本工资才1150元,每月还必须完成规定的工作量,然后再根据超出部分进行提成。
缺乏管理
品牌文化正在消失
“艳芳”照相馆这个品牌,虽然已经长达70多年,但是细心的人们发现,唯一能证明“艳芳”的,除了门前的大字招牌,在店内却找不到老店的一丝痕迹。
“以前,我们有块木匾,在今年初装修的时候,觉得与现在影楼的形象有些不搭配,遂弃之不用!”施晓波说,据说那块牌匾现在好像放在某个仓库中,那些老旧的照相机,也拆散了一并送进了仓库。而最能代表“艳芳”发展史的照片,也被翻拍后存进了电脑,所以要翻阅照相馆以前的照片,只能从照相馆的电脑里看看。
“企业文化,其实与公司管理层的重视和发展有密切关系。”今年56岁的市民王女士说,懂得经营的老板们都知道,即使不是“百年老店”,也要冠上“百年老店”、“传统名店”等。“艳芳”的品牌,至少在老昆明人心目中,已经不用打广告了,很多老昆明人还固定在“艳芳”照相馆中照相,不管“艳芳”到哪里,他们都会找着去。
“我们建议,应该在照相馆里设置一块‘文化角’,除了展示曾经的老照片、老相机,还应该将那块让昆明人留恋的牌匾也挂在里面!”王女士说,这样一来,不仅展示了照相馆的历史,更让市民如同进入了照相博物馆一样。
“它同时还是见证昆明变迁的一双眼睛,希望照相馆好好地考虑一下!”一些市民在得知照相馆如今的变化后,很是欣喜,对其品牌文化的消失却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