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25 16:36:01来源：云南日报
聚焦点：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在哪里
“鸡鸣三省”历来是个颇有争议的地方，川滇黔三省起码争议了40年，至今仍在争论之中。这里我引用周恩来、毛泽东的两段论述，把有关历史的线索作个简要回顾。虽然这两段论述都是非常权威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党史目前还没有对“鸡鸣三省”的地点作出具体的认定。
1971年，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回忆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总负责人），换下了博古。”周恩来回忆值得深入研究的是，他记得在叫作“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换下了博古，洛甫做了总负责人，没有说是否开会或开了什么会。
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也有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内容：“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
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62年5月亲笔写的，记忆中恐有不十分准确的地方，但“突然遇到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这句话特别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军阀割据的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四川境内不大可能遇到滇军的“强大阻力”，当时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亦未实现军阀跨省调遣，那么在“突然遇到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的情况下，“鸡鸣三省”的会议大概就很可能召开在云南境内了。
后来一些关于博古交权给张闻天的记载，也多沿用了在“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的说法。正是由于有这个说法，川滇黔三省先后出现了三个称为“鸡鸣三省”的庄子，三个省的党史研究部门和专家都坚持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在本省召开的，各有各的道理和依据。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地点这个历史谜团，本人多多少少有些发言权。云南扎西水田寨的“鸡鸣三省”我去过三次，四川叙永石厢子的“鸡鸣三省”我也去考察过，贵州毕节林口的“鸡鸣三省”我沿着赤水河徒步考察，因赤水河及渭河的悬崖峭壁阻隔，远远望去没有进到庄子里。
据我的综合分析，中央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县）“鸡鸣三省”的水田寨花房子开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主要的依据是对当时电文、日记、亲历者回忆的史料。当然，本文不是专门考证“鸡鸣三省”会议到底在哪里开的，这里就不展开阐述了。
让我们把视野再转回80年前的扎西。1935年2月5日，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中央红军上午从四川叙永的石厢子出发，深夜进入云南扎西的水田寨。从2月5日到2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水田寨的花房子、石坎的庄子上、大河滩的院子以及扎西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至此，统称的扎西会议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了遵义会议精神。
从这个系列会议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开会的特点正如前面说到的，边行军边开会，边打仗边开会，既有集中时间连续开几天会的情况，也有利用打仗间隙或行军休整零散时间断断续续开会的情况，还有一些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的情况。具体来说，关于存在争议的“鸡鸣三省”会议地点，实际上它很可能是在深夜开的一次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重点解决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中央领导权交接问题。
对此，1984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清楚地写道：“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当中央政治局进行分工时决定的。”由此肯定，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博洛交权”就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完成。正由于有了“鸡鸣三省”会议实质性的交权，才有了后来紧锣密鼓的几次会议，进而延续、拓展和完成实现了遵义会议的使命。
我想特别指出，这份调查报告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那就是“当中央政治局进行分工时决定的”。我的研判是，“鸡鸣三省”会议很可能只有一个重要议题，即中央政治局分工，快刀斩乱麻，解决了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说别的事情。据此推论，“鸡鸣三省”会议的时间并不长，那时“博洛交权”已属瓜熟蒂落，不需要召开整天的会议讨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