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云南农信——憧憬呈贡 文说新区“美景、美人、美事”文学作品征选活动

    投稿类别：散文

    作者：汤云明

    我的爷爷虽然只在世了65岁，但他在三个朝代的变迁和波折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只可惜，他去世时我还没有记事，我甚至连他的相貌也记不起来，只能是由其他亲人的样子揣摩一下爷爷的相貌。

    又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他留下来的较为详实的文字材料非常少，我只能把从街坊、邻居、亲人那里听到的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以及一个接一个的生活片断或人生故事串连起来，描绘出爷爷大致的人生轨迹，以纪念我的爷爷以及所有的先人。

    讲武堂从军 志未酬回乡

    我的爷爷出生于1910年，也就是维持了200多年的大清帝国即将土崩瓦解的前夕。祖祖辈辈在小城生活了500多年，一直还较为殷实，也算是大家族了，据父亲说：“在这个县城里，有祠堂的家族也就两三家，我们家就有一个，只可惜解放后被拆除了”。也有人说我们这个家族的祖宗曾经中过进士，但已经找不到了家谱等史料和物证。我的祖父单名琨，也是文化人，还有点田地，家境还算可以。他和妻子杨氏生育了四个儿子，不愧是大户人家，取名也很霸气，因为爷爷这辈人按辈份排“武”字，祖父就把“英雄豪杰”四字作为四兄弟的名字，分别叫“武英、武雄、武豪、武杰”。我的爷爷就是长子武英。

    一年后，大清国就像一棵早已腐朽、无助、不堪一击的大树，在“民主、民权、民生”的风雨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气候中瞬间倾倒。中华大地上新生出一个个半封建、半民主的军阀割据政权。

    就这样，爷爷出生在大清朝，成长在军阀混战、民主思潮此起彼伏的民国初期。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龙云主席掌握了云南省军政大权，他效仿黄埔军校的蒋校长把所有高级军官都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成为他的学生。龙云还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成立滇军教导团，他自兼团长。学校除原有的步、骑、炮、工四兵科目外，增设宪兵、经理、交通三个区队以培养专业军官。他大批扩招学员，就是为了增强云南的地方军事实力，好以各地军阀抗衡，再把云南大部分的中上层军官都成为自己的学生，当然也是方便和稳定其统治的一个方法。

    此时，20来岁的爷爷身材魁高大，又有知识有文化，也有家族背景。很快就被推荐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并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成为了教导团的学员。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做职业军人，反正，只要进了这个学校，就是预备军官了。

    经过一年多的培训班学习，爷爷顺利完成了各科学业，正式毕业，作为一名军人，爷爷以后的人生道路好像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爷爷被分配到云南思茅地区保安团任排长，几年后又升任连长。

    此时，爷爷已经是一名25岁的年轻军官，我的祖父也已经在老家为爷爷找好了媳妇，就是本县城的陈氏，她比爷爷还大一岁，因为出生在清朝，从小就被缠了足，长大后也是个小脚妇女。趁着假期，爷爷回乡举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婚后第二年，生下了爷爷的长女，也就是我的姑母琼芝。

    就在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全民抗战开始之时，也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爷爷却从部队退役回到了家乡，当了个封建地主。

    我曾经问起父亲：“既然出自军校，爷爷为什么不继续当兵，把官职当大。”父亲说：“我也没有问过他，可能是那时你爷爷已经结婚生子，他又是家里的长子，会有更多的家庭责任，你的祖父怕你爷爷出去打仗就不能回来，就托关系和找原因让他提前解甲归田了。”

    回家以后的爷爷，也没做什么大事，几年后，又相继生下了汝辉、汝刚和琼芳共两男两女共四个子女，我的父亲汝刚是爷爷的第三个孩子。他还买了二三亩田地，一家人过着平安、温饱的日子。

    暴打带兵官 山村躲数月

    四十年代初，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共向国内输送兵员约40万，伤亡人数达10多万人。此外，征送中央军及其他杂项部队的兵，又约5万人。云南滇军将士先后参加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兵源紧缺也越来越突出，云南省政府严格按照“三丁抽一”甚至“二丁抽一”的原则征兵。当然有钱人家也可以通过捐钱、捐物的形式减少出兵役的人数。

    一天，政府又公布了新征兵的名单，爷爷的四弟武杰也在名单上。战场上伤亡很大，我的祖父又不想让我的四爷爷去当兵，怎么办呢？一家人没有了办法。

    到了应该出征的时日，从前线下来带兵的军官和当街的街长挨家挨户的去催人，要是有不想去的，要么以逃兵役治罪，要么就强行抓走送上前线。

    当带兵官来抓四爷爷的时候，我的爷爷武英堵在大门口，毫无顾忌的说：“我们家已经有人当过兵了，我不是才刚刚从军队回来么？你们不能再带走我四弟了。”

    此时的带兵官，哪管这些，前线正紧缺士兵，带不够人就没法交差，就嚷道：“按‘三丁抽一’的规定，你们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去当兵理所应当，也不算多。”说着就命令士兵强行抓人。

    爷爷忍无可忍，只能是暴力抗征了，几个带兵官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把带兵官和他的随从打翻在地，动弹不得。

    眼看着抓兵的人越来越多的聚拢过来，当过兵的爷爷知道自己已经惹了大祸，因家离城门也就几百米的路，撒腿就跑出小县城的南门，朝着西南边的大山上跑去。

    这一去就是半年多，等风平浪静了，家里又托人上下打点相关人员，才不再追究他的罪责，爷爷也才敢放心回到家里。后来人们才知道，他跑出县城后甩脱追兵，一口气跑到了一个叫牛屎坡的山村，找到一个朋友家住下，才躲过了罪责或惩罚。

    当然，爷爷的阻挠并没有能把四弟留下，我的四爷爷武杰还是被强行带到了抗日的前线，以后就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回来了。多年后，才听一起去当兵，有幸活着回来的老乡说：“他在东北的四平战役中负了重伤，其它就不知道了”。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和到爷爷岁数差不多的老人说起我的爷爷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力大无比，会飞檐走壁，一个人能抬得起几百斤重的磨扇，手膀子粗的椽子一巴掌就能打断。后来，我问父亲：“这些是不是真的，爷爷是不是真有武功，他有没有教你几招”。父亲给我的回答却是：“你爷爷可能也就是力气稍大点，我从没有见过他有什么武功，但他打伤过几个带兵官却是真实的事情。”

    至于爷爷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身份，父亲是这样说的：“当时的讲武堂已经改名为讲武学校，学校有两种学生，一种是全科的，要在里边学习两年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种是集训班，可能就只是学习几个月或年把时间，你爷爷应该就是这种集训班毕业的”。

    关于爷爷的故事，虽然与民间的传言相比有些出入，当然，我更相信父亲说的才是最真实的。

    新旧两条路 父子终决裂

    解放前夕，即将灭亡的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进步思想的统治和镇压。同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加紧了活动和发展人员。当时已经读初中的大爹汝辉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跟随地下党做一些宣传和发动群众、提供信息的工作。

    由于各人所处的时代和受到的教育不同，我的爷爷和大爹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又怕大爹因为帮共产党做事受到国民政府的抓捕或镇压。做过国民党军官的爷爷坚决不允许大爹再去参加进步组织的活动。

    经过多次激烈的争吵后，他们两个谁也不能说服谁。大爹不愿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又不能对自己的父亲怎么样，他只能选择了离家出走，长期不回家，也不跟家人联系。

    据四孃说，由于大爹长期不回家，爷爷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有在上小学的四孃知道大爹就住在县城的小学校里边。爷爷就叫四孃去叫他回来，四孃去找过他多次。可已经铁了心的大爹说什么也不肯回家见爷爷。

    四孃说，大爹最后一次回家是在解放初期的一天早上，趁爷爷不在家，他悄悄的回家看望奶奶。当时奶奶正在灶上摊麦面粑粑。当大爹听到大门外传来爷爷的脚步声音，抓起一块粑粑就从后门跑了出去。这一去，大爹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门，直到几年后病故在工作岗位上。

    解放后，全国开始了划分地主、富农的运动，爷爷因为那两亩四分地也被划为了地主。听父亲说：“这两亩四分地虽然不多，但当时的人都比较贫穷，好多人家没有田地，所以你爷爷有两亩四分地已经算了有钱人了。尽管凭这点土地不可能过安乐、享受的日子，你爷爷都还要亲自参加地里的耕种，但还是被划为了地主，这就意味着家里的所有住房、田地、财产都要被没收起来重新分配。”

    此时的大爹，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尽管他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可以说对革命是有功劳的，但他也无能为力为家人做些什么。他依然每天上他的班，参加征粮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依然看着他的父亲被五花大绑的戴着尖尖帽脆在台子上坐“土飞机”和被民兵按在地上“压杠子”，尽情的让台下贫下中农声讨、批斗和唾骂。依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因是地主子女而被压制和欺凌。

    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为了不连累大爹，家里人也不再提起还有个亲人在公安局工作，大爹也从不敢回家相认他的亲人。

    中年丧子痛 农场把女嫁

    已经在“地主”这顶大帽子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爷爷，又突然遭受丧子之痛，这一痛，爷爷瞬间老了十多岁。人也瘦了，腰也弯了。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那是一个噩耗，甚至是灭顶之灾。以前想着还有人在新社会的革命队伍里工作，再苦再累，对生活还有一线希望。

    一天，大爹工作单位的相关人员突然拿回家几包东西，说是大爹已经病故，这是大爹的遗物。大爹已经埋葬在了昆明的虹山。其它就再也没说什么。

    天天只能待在家里，随时等着被抓去审问和批斗的爷爷，也不敢多问详细情况，更不敢提出亲自去看一下或者其它的什么条件。甚至连埋葬大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有没有墓碑都没有敢问一下。

    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因为长期在野外工作，生活没有规律，大爹在一次征粮途中突发胃出血。被送到昆明治疗，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实在太差，胃病病人居然和一个患猩红热的传染病人住在一间病房。几天后，因受到猩红热感染，大爹和那个猩红热病人都相继死去。组织就就近把大爹埋葬在了医院附近的虹山上。

    就这样，家里人只知道大爹的坟埋在昆明西北方向的虹山，却没有人亲眼见过。因病故时大爹还没结婚，没有妻子儿女，他的灵魂就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漂泊在没有人知道的荒野里。

    20年前，我刚好在虹山附近上大学，那时这里还可以见到好多的坟墓，也有不少无主的坟墓被人肆意破坏，山上尸骨、烂棺木随处可见。好几次我故意到坟山上转悠，一来是从学校出来透透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看看大爹长眠的地方。当然，不可能会有哪座墓碑上写着大爹的名字。

    现在的虹山地区，已经全部被高楼大厦覆盖，找不到半点荒郊野坝、荒冢莹莹的样子。

    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七月半“接祖节”，母亲都会把大爹和所有已故的亲人一起接回家里过节，三天后又烧些纸做的金银让他们带走，好让他们在那边过上平安的日子。

    再说爷爷，在经受了丧子之痛后，又被送到了玉溪地区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母亲说：“那时的劳改队和现在不一样，还可以带家属。你姑母和父亲年纪较大，就留在了老家继续上学，四孃年纪较小，上完小学后就和爷爷、奶奶一起到农场生活了。”

    正好，和爷爷在一起劳改的一个华宁县的郭姓地主，他正好有一个儿子和四孃岁数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劳动，两个老人也成了患难之交，并相约做个儿女亲家。就这样，四孃被父母许配给了这个郭姓人家。

    两三年后，他们各自劳改释放回到了老家，也兑现了在农场的约定。四孃简朴的嫁到了华宁县城郊的一个农村，一直平安的生活到现在，已经70多岁了。

    对于大爹汝辉的因公病故，家属却没得个说法，我的姑母始终一直放在心上。八十年代初，好多历史事情重新定位，一些人得到了赔偿或抚恤。姑母大父亲好几岁，又上过师范，她知道更多当时的情况。她又是写材料、又是找证人，并多次去大爹原来工件的单位要求调查。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一个能让亲人心安的说法：“虽然大爹解放前就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是他没有入过党，又因为是病故，不能追认为革命烈士。还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又没有妻儿，所以不符合抚恤条件。但组织承认大爹的那段革命历史，作为他的兄弟姐妹，就只能是给个纪念品了。”

    经过这些折腾，姑母得到了一个当时比较好的茶杯和20块钱作为安慰。姑母专门来到我们家里，说：“这个茶杯算是兄弟留下来的遗物了，我想自己留着用。这20 块钱就交给汝刚你了，也算是一个纪念。”记得父亲没有要那20块钱，只说是谁用已经无所谓了，这个事情不在乎得到什么东西来补偿，更重要的是它能证明，尽管爷爷被打成批斗的对象，但他的儿子还在那个时期与家庭决裂，无私无悔的为国家做出过贡献。

    空荡荡的家 唯有亲情存

    也就在从农场回来后不几年，我54岁的奶奶就因感染痢疾去世了，以今天来说，就只能算是个小病，几天就可以恢复。可当时没钱、也没医治条件，再加上各种因素，小病也可以要了人的命。

    奶奶的去世得很突然，家里根本没有棺材，就临时把几块床板大隙小缝的用铁钉钉起来就算棺材了。更糟糕的是出殡那天正好下着小雨，当棺材抬到南门外的时候，因为路滑，抬棺材的人没有站稳，只是一个趔趄，也可能是这绳子也太旧了，抬棺材的麻绳就扯断了，棺材重重的摔在地上，几乎散了架，只能用绳子捆扎起来继续抬。等送到山上，奶奶缠过足的小脚都还露在外面，就把可怜的奶奶草草埋藏在了祖坟上。

    母亲是在奶奶去世几年后的1965年才嫁过来的。她从没有见过奶奶，却也感受到了奶奶的最后的温暖和亲情。奶奶在临终的时候，把我的姑母叫到病床前，递给她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的是以前妇女戴的圆帽子帽边上用于装饰的几个小玉片。她有气无力的说：“琼芝，这个东西你拿着，等以后你弟弟找了媳妇成了家，你就交给她，我也没有其它东西了，就算是我这个婆婆的一点心意了。”

    等母亲嫁过来以后，姑母就按奶奶的嘱托把这份珍贵的遗物交给了母亲。这几个玉片我曾经见过，虽然很小，但非常的碧绿、精致，可能已经流传好几代人了。新社会已经不戴那种帽子，母亲一直珍藏着这几个玉饰，再缺钱也舍不得把它卖掉。

    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家里穷得可以说是丢个石头进来也砸不着个瓶瓶罐罐、桌子板凳。

    初中毕业后就去个旧工作的父亲是请假回老家结婚的。为了给他们准备个婚床，爷爷临时从亲戚家借来两条长木凳，在上边搭上些木板就算是床了。

    更可怜的是，等假期结束，父亲回单位上班以后，这位亲戚就来要回了那两条长木凳。母亲就只能把草席、棉絮铺起来，在楼板上搭个地铺，这一睡就是好几年。

    母亲说：“你爷爷脾气有些古怪，有时还乱骂人，我都有些怕他，还和他吵过架。但他对你们哥几个非常疼爱，一有空闲，就会把你们顶在脖子上，在门口附近玩耍。”遗憾的是那时我才一两岁，这些事情我连一点印象也没有。

    爷爷的晚年身体很差，很怕冷，特别是每到冬天，还经常整夜的咳老倌嗽，这当然也跟缺少吃穿有关。也许这给亲人的感触太深刻了，直到爷爷去世多年后，我远嫁他乡的四孃还会经常梦见爷爷到她们家说自己冷。每次做了这样的梦，四孃总会从华宁赶回老家来或者写信告诉母亲叫她去爷爷的坟上看看是不是还好，然后又烧些纸钱给他，让他在那边自己去买些御寒的东西。

    讲故事遭批 沉沦度暮年

    经受了各种风波和变革以后，爷爷已经彻底的衰老了。没有了好身体、没有了个性。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除了在生产队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以外，闲暇时间，他会提着个二尺多长竹子做的旱烟杆，在老街的屋檐底下或生产队的晒场边上给小孩子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西游记等等故事。那时，由于精神生活很贫乏，他总是讲得头头是道，小孩子们也听得是津津有味。

    当时，社会上有“看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和“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宣扬反政府思想”的说法。所以，这种聚众不务正业的事情，让那些生产队的领导看不下去。尽管此时已经减少了对地主的体罚性批斗，但还是大会小会的压制地主及其子女的言行。他们骂爷爷是在“放毒”、是在“毒害青少年”，甚至于还扣他劳动应得和工分。

    以年轻时敢打带兵官的勇气相比，此时的爷爷，已经变得极其的胆小怕事、做事更是谨小慎微了。

    每到过年，社员们都会自带着大米和柴火到生产队的豆腐坊统一做饵块。有一次，家里去做饵块，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没有放好用于蒸米饭的甑子的甑箅，好多饭漏到了大锅里，煮成了一锅稀饭。那时候粮食非常紧缺，浪费了大米不是小事。正当母亲和生产队的工作人员争吵要他们赔偿的时候，本来在灶底下烧火的爷爷不但不帮儿媳妇说话，还一句话也不说就悄悄的溜回了家。

    母亲知道这些年爷爷的苦和精神上的压力，过后也没有责怪他。

    那时，父亲每月寄回家15块钱，母亲给爷爷5块做生活费，其余10块用于抚养我们兄弟仨人。爷爷很节俭，也很拖沓。爷爷和父母亲分家以后就一个人做饭吃，他只有一个碗和一双筷子。经常是把饭菜合起来煮成一锅“牛头饭”就吃了，那双黑黢黢的筷子还一头用于吃饭，另一头用作挑火棍，做饭的时候在火炉里拨弄柴火。他的饭碗从来都不洗，吃完上顿以后就翻扣在桌子上，等下顿时翻过来继续使用。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地主，只从别人那里知道地主就是横眉竖眼、为富不仁、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坏人。“地主”还是一句骂人的话，只要骂那些被划为地主的人：“你这个老地主”，或者：“你这个地主婆”。那些人就经常是无言以对，再怒也不敢有大的发作。

    有一次，我和本家族的一个小孩子打架，因为不懂事，就骂他来劝架的奶奶，也就是我的三奶奶：“老地主婆”。没想到被她扇了几个耳光。她怒吼道：“小杂种，你也敢骂我，你家还不是老地主？”

    老人打小孩子不对，后来母亲咽不下这口气，又和三奶奶吵了一架。母亲告诉我说：“你不能骂你三奶奶地主婆了，这是很伤人的话。你要知道，你爷爷也是地主，我就是地主子女，我在生产队也天天被安排去干又苦、又脏、又累的活，稍有不满就会受到批斗和惩罚，你知道么？以后不准再骂地主了。”

    从此以后，我真切的知道和理解了什么是地主，原来我善良、勤劳的亲人也是地主。

    迟到的摘帽 了结悲欢史

    1975年，那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可能记得我爷爷的长相，他老人家就去世了。

    在他弥留之际，他急切的叫母亲把隔壁家的二婶叫过来，母亲也不知道为什么。等二婶过来了以后，她对病床上的爷爷说：“你老就放心吧，我差你的13块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儿媳妇呢。”母亲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过后，隔壁二婶也很快归还了欠款，还说，不能长期拖欠死人的钱，以免被死人记挂着。

    尽管爷爷的一生有许多精彩故事，但我没能亲自问过他，任何的价值的文字材料或物品也没有留下。母亲说：“那时家里什么家具也没有，也藏不住任何东西。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经过‘破四旧’工作队的多次搜查，有关你爷爷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被搜去烧毁了，‘破四旧’工作队甚至于连各人家的家谱和死人的木头牌位都不会放过。”

    母亲还说：“家里有一张你爷爷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时穿军装大礼服的照片，他戴着高高的筒帽，肩上带穗肩章，胸前挂着好多勋章。我想把这张照片藏起来留给你们看看，却还是被‘破四旧’工作队的人搜到，然后就销毁了。”

    就这样，有关爷爷的东西可以说是荡然无存。

    没有人知道，甚至不会有人相信，这样的日子已经快要结束。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几十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二十多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无意间在一本旧书中找到一张夹着的泛黄的土纸，我好奇的打开看，突然眼前一亮，几乎被看呆了。这是一张县政府摘掉爷爷“地主帽子”的证明。我给母亲看了以后，这张纸条就被母亲小心的收了起来，后来我就没有见过。这也算是爷爷留下来的唯一一件写着他名字的史料了。

    这么多年又过去了，我还记得纸张上的那几行字大意是这样：“ⅹⅹ公社ⅹⅹ大队ⅹ武英：根据……通知精神及其改造表现，决定从ⅹⅹ年ⅹⅹ月ⅹⅹ日起，摘掉你的地主分子帽子。”落款是：“ⅹⅹ县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九年ⅹ月ⅹ日”，还盖着县革委大红的印章。这张证明是用钢笔手写的，上面还有一个解放后曾经颁布使用过，但后来不准再用了的简化字。

    只可惜，这张迟到的摘帽证明爷爷是再也不会听到、看到、知道了，他已经在几年前过世。

    有时我在想，应该向母亲要来这张证明，要么，我把它认真的保留下来，作为我们的家庭档案。要么，在哪年的清明节，我亲自焚烧在爷爷的坟前，以好告慰他老人家，那个时代早已经结束了，让他在那边安心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