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呈贡籍“左联作家”张天虚

    云南农信——憧憬呈贡 文说新区“美景、美人、美事”文学作品征选活动

    投稿类别：纪实文学

    作者：陈华

    在西山离华亭寺不远的聂耳墓原址，安息着一位年轻人，他就是云南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左联”作家张天虚。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天虚，取“鹤鸣九泉，声闻于天”之义，后用作笔名，还署过剑平、鹤、虹子、YS、天山等名，昆明市呈贡县龙街人，生于1911年12月8日，卒于1941年8月10日。今年是他诞辰的一百周年。

    年少立志当作家

    天虚的祖父张珮，思想较为进步，是民国参事会会员；父亲张向辰，在龙街上开一个油盐酱菜铺，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天虚受祖父诗文熏陶，能过耳成诵，自幼聪慧，六岁即人龙翔寺小学读书，1925年8月考入昆明省立第一中学高中第二十六班。天虚喜文学，语文教师是陈小航（即罗稷南，曾翻译出版了大量高尔基作品）和杨瑞庵（专讲鲁迅作品），历史教师是楚图南（著名学者，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学术文教师张仲珍。受良师教诲，得益匪浅，天虚作文常被当作楷模，贴堂示范。

    受“五四”思潮影响，天虚上初中时即参加了进步组织“青年努力会”和“娱乐会”，积极参加声援“五·卅”运动，支援北伐等活动，进行游行示威，参加演出宣传。

    1929年春，天虚考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第七班。据当年学运负责人之一的浦光宗（建国后任省交通厅副厅长）说，天虚1930年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边读书、练习写作，一边参加革命活动。他经常利用假期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写出不少诗歌、散文发表在昆明报刊上。他曾对一同革命的“二哥”王正昌说：“我立志要当一个布尔什维克作家”。

    字字写来都是血的巨著《铁轮》

    1929年，昆明北门街发生了“七·一一”火药库爆炸事件，国民党当局企图把罪名强加给共产党，天虚等在地下党“互救会”领导下，积极动员各界人士救助灾民，强烈要求当局查清真象，惩办祸首。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天虚1930年夏被迫离滇去到上海，经何家槐等介绍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创作和“左联”组织的活动（曾在“文总”组织的游行示威中担任“左联”的领队）。

    1932年，天虚奉党组织指示到北平开展工作和读书（学政经）；应世界日报副刊《蔷薇》编辑陆万美（云南人）之约，发表了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横埔滩头的梦》，连载两月。当年他还两次利用假期到浙江普陀等地旅行，并开始了《铁轮》的创作。这时，他已身患肺疾，却“紧紧地关锁着门，谢绝一切来客……一边咯血，一边写的!真是‘字字写来都是血’，他一天可写10000字，最高的时候，一天可写16000字，这是何等惊人的速度，张天虚是用坚强的毅力与病魔挑战，和死神抢时间啊!”（摘自著名作家杜宣所撰的《天虚文集序》，文集后因编辑人员调动未能出版）。1933年7月7日，天虚才在上海低矮闷热的小屋中完成了《铁轮》初稿，即送茅盾审阅，茅盾热情地给予鼓励，并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不想当年深秋房东电线起火，部份书稿被焚，在友人的劝慰鼓励下，他又打起精神，补残添缺，1934年5月把全书改抄完毕，并预定9月出版。然而，书稿再遭不测，“待校妥、纸型打好，刚要付印时，印刷所给烧了，一切化为灰飞”。（摘自天虚《钬轮外话》）两次火灾焚稿，给了天虚沉重打击，但他出书决心并未动摇。1935年逃亡日本后，他又尽力与上海的友人联系收集残稿，重新改写，最后完成了《铁轮》的创作。当时也在日本的郭沫若为该书写了《论幽默——序天虚<铁轮>》。《序》中说：天虚“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铁轮》“对于目前上海市场上泛滥着和野鸡的卖笑相仿佛的所谓‘幽然小品’是一个烧夷弹式的抗议”。

    《铁轮》是一部47万字的长篇小说，分四个部分，三十章。故事发生在浙江一个叫万兴村的农村，主线是写潘祥生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副线是写出生于农村新兴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王振武背叛家庭、改造世界观成为党的优秀干部的经历。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一幅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社会革命波澜壮阔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贫困的农村，悲惨的农民，畸形病态的都市，失业饥饿的工人，活耀、颓废、消沉的知识界，国民党军队中抗日的士兵和红色根据地的人民子弟兵等，是一幅丰富生动的“世界动荡核心的中国全面影”。（摘自任兆胜有关文章）

    《铁轮》1936年12月1日以东京文艺刊行社名义出版（据蒙树宏先生核校，《铁轮》还有一种在文艺刊行社前印制的版本，页数、字数相同）。据作家马子华说，《铁轮》是天虚自筹经费，在日本将原稿挂号寄到上海，由马找的一个小印刷厂根据筹到的钱决定印了三千册，但质量很差，由“左联”同志庄启东办的“春光书店”代为发行。《铁轮》出版后，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茅盾说，这本书“是张天虚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张子斋（建国后曾任云南省人大副主任）写诗评议《铁轮》是“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杜宣说：当时大批涌现的左翼文学作者多半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作品多数是短篇，只有叶紫的《丰收》是仅有的一部长篇，天虚的《铁轮》长达四十七万多字，在我们同志间，这是很突出的，所以大家都很重视他的努力。

    护送聂耳骨灰回国

    天虚在云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即与时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的聂耳（聂守信）在革命宣传活动中相识，从此结下了终生不渝的革命加兄弟的深厚情谊。在昆明他们曾和李生萱（即哲学家艾思奇）等一道去玉溪搞文艺演出。一次，聂耳与女友去市郊游玫瑰园，约天虚同去。回来后天虚写了一篇记述聂耳与女友在雨中同在一把伞下躲雨和郊游的文章《玫瑰田畔》，刊登在昆明《民国日报》上，署名YS，文章在当时是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受到青年人的欢迎。1930年底，聂耳、天虚先后被迫离开昆明去到上海，聂耳在艺华等电影公司为电影谱曲，天虚参加“左联”活动并进行写作，他们经常相聚、谈心、嬉闹、游玩。1935年春，天虚到日本逃亡不久，聂耳也来到日本，在张天虚张罗下，也住进东京的云南会馆。后聂耳忙于参观考察和参加日本新协剧团到各地演出，他们暂时分手了。1935年7月7日，聂耳不幸在日本滕泽鹄沼海滨游泳身亡，天虚和几位同乡闻讯立刻赶赴现场处置。天虚多次出面与日本当局和中国领事馆（他们起初说聂耳未登记，不承认他是留学生，不去领尸体）交涉，办了许多手续，才火化了聂耳遗体，8月4日，天虚邀约留日学生和各界华人参加，主持召开了聂耳追悼会。会上，天虚以慑耳渤一文作悼词，对聂耳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并大声疾呼：发扬聂耳的艺术精神，把更有力、更健全的音乐提供给大众，把靡靡之音完全扫荡。事后，他又和郑子平一道，把聂耳的骨灰和小提琴等遗物护送回国。同年12月，天虚与蒲风在东京编辑出版了慑耳纪念剿，天虚撰写了《亿聂耳》、《聂耳论》等文章。

    抗日战场上的红色鼓动者

    1936年，天虚由日本归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据说初在抗大执教，后又参加丁玲领导的十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股副股长、股长，还创作了一个独幕话剧《王老爷》，在“西服团”成立大会上公演（丁玲也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赞扬，据说毛主席还奖给天虚一支钢笔。在深入山西前线中，天虚写出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我们的小鬼邓超》、《征途上》等大量战地通讯。1938年，党中央应滇军60军184师师长张冲的请求，决定派出一些滇籍同志到该师做军事、政工工作，天虚是其中一员，还有周时英、蒋南生等人。据蒋南生说，天虚是由山西的礅县召回延安的，“朱德亲自向他交待了任务，还和他拍照留念，天虚把照片给我看了。”他们到江西184师驻地后，张冲决定由他们成立一个“纠察队”负责全师的政治、时事、纪律教育工作，由张致中任队长，张天虚、马逸飞、蒋南生、李乔等任干事，天虚还负责编辑墙报。以后队伍开赴徐州前线，由张天虚负责油印小报《抗日军人》的组稿、撰写、编辑工作。小报编好后，分头及时送往前沿，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天虚在台儿庄、禹王山前线写出不少战地通讯，后来编成《运河的血流》、《两个俘虏》两个集子出版。

    禹王山阻击战中，滇军坚守了二十多天，声称“战无不胜”的皇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留下成堆的尸体却寸土未获，滇军阵地巍然屹立不动，士气高涨。

    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60军突然接到立即撤退的命令，尽管令人大惑不解，官兵们还是含着眼泪撤退突围。一路上没吃没喝，“疲劳得连走路都会睡着。”但天虚始终打起精神，推醒将要睡过去的蒋南生，扶起爬不起来的李乔，鼓励他们在敌人用枪炮组成的火网里继续赶路，向敌人开枪还击。天虚还说服并带领沿途二、三十名有枪无弹、士气低落的士兵兄弟突围，带头动员他们说：“快跟我来!我在前，要死先死我！”厂事后师长张冲曾说：“天虚虽是捻笔杆子的，但打起杖来比我还英勇胆大”。师政治部主任张永和（共产党员）也说：“天虚无论行军还是驻防，抑或战斗间隙都坚持记笔记。禹王山战斗中，他是最勇敢的。”这些经历，天虚写成了《血肉筑成的长城》、《杀过单城集》等战地通讯文章，编入《运河的血流》、《火网里》两个集子中。突围后，60军又血战40多天，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后，国共合作遭破坏，有人告发已升任第三军军长的张冲“通共”，张被解除兵权，回昆“述职”，给个“第二路指挥官”的空头衔。天虚也被迫离开184师回到昆明。1939年，受中共南方局派遗，天虚又到缅甸仰光任《中国新报》编政，“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亘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郭沫若语）。在战友同学的帮助下，住进昆明车家壁教会的惠滇医院，1941年8月10日在该院去世，时年不足30岁。天虚遗体在革命同志的努力和张冲的干预下，得以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两位胜似亲兄弟的年轻人终于又安息在一起了（1984年，聂耳墓迁新址，天虚墓移至聂墓原址）。

    张天虚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卓越的，影响是深远的，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很高。民国三十二年（1943）三月，郭沫若闻讯为天虚写了一篇长达五百多字的“墓志铭”寄来，镌刻在天虚园柱形墓碑上。铭末附诗云：“西南二土，聂耳天虚；金碧生辉，滇海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矛盾在建国后说：“天虚是一个朝气蓬勃，很有才华的青年，假如他活到今天，一定是革命文坛上的一员干将”（见1984年1期《新文学史料》矛盾回忆录之二十二）；作家丁玲1983年到西山祭扫天虚墓时说：“天虚是云南的骄傲，是中国文学史的骄傲，可惜他的文学成就被整整埋没了五十年”（见1991年11月28日《云南广播电视报》）；原云南省人大副主任张子斋曾在天虚去世后写诗八首悼念，其中一首为：“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