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5 10:06:10来源：昆明信息港
云南农信——憧憬呈贡 文说新区“美景、美人、美事”文学作品征选活动
投稿类别：散文
作者：陈华
聂耳（聂守信）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提到他，人们就会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他是我国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是“独当一面的艺人”、“新兴乐坛是由他一手来奠定了初基的”（张天虚语），“他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和新音乐运动的奠基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聂耳研究家崎松语）。而呈贡籍的“左联”作家张天虚，虽然一生中异常勤奋，写出了长篇小说《铁轮》等大量革命文学作品，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假如他活到今天，一定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员猛将。”（茅盾语）。但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等原因，张天虚的大量著作遗失或查找困难。其知名度受到影响，现在知道他业绩的人甚少，对于他与聂耳的友谊更是无从知晓。
昆明相识
聂耳自幼酷爱音乐，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组织了自己的小乐队经常在昆明的各个中学表演。同时，他又喜欢演剧，扮演女角（当时不兴男女演员同台演出）。张天虚后来回忆说：“有一个时期，玛丽亚这个名字曾代替了大家熟知的聂守信。”而张天虚在省立一中喜欢文学写作和编演话剧，和聂耳一样，他经常和同校的李生萱（即艾思奇）勇敢地登台扮演女角省立一中组织晚会，常常邀请聂耳的小乐队参加。经过多次接触，志向一致的俩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一同演出（据说两人曾组织过文艺队到玉溪等地演出过），一同聊天，一同游玩。当时，聂耳和一位石屏藉姓袁的女生相恋，袁是省立女中高材生，出自书香门第，长得娴静文雅。1939年5月1日他们来到昆明南门外的一块玫瑰田里游玩，红花朵朵，香气袭人，蜂唱蝶舞，鸟欢蝉鸣，在这令人陶醉的环境中，聂耳和女友相依相偎，同在一把伞下躲雨。天虚看到这动人的情景，回去写了一篇名为《玫瑰田畔》的散文，讲述了这个有趣的场景，后来署名“YS”刊登在云南《民国日报》上。当时男女交往不开通，胆敢双双对对到郊外寻幽揽胜的人极少。张天虚在文章中肯定了他们开自由恋爱风气之先的勇气，这在那时是具有反封建包办婚姻思想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昆明很多少男少女的谈论与羡慕”，被传为佳话。1935年，张天虚《忆聂耳》中写道：“在封建的昆明，这是罗曼斯的奇迹”。
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在回忆天虚的文章中写道：“记得他（张天虚）在昆明的时候，和聂耳经常在一起，有时整天呆在我们家里，有说有笑，他那开朗的笑声，谦和大方的态度，和那朴实坦率、活泼奔放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昆明北门街发生了“七·一一”火药库爆炸事件。聂耳与张天虚等在地下党“互救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救灾工作，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捐钱捐物，救助灾民，护理受伤灾民，组织灾民子女入学，并以“青年服务团”和灾民的名义，在文庙街召开救灾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查清真象，惩办祸首，揭露了反动当局企图把这件事的罪名转嫁给共产党的阴谋。反动当局对此恼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聂耳、天虚于1930年夏秋分别离滇去到上海。（据天虚亲属张家兴说，原云南地下党学运负责人浦光宗曾对张家兴亲口说过张天虚1930年即已加入中共）。
上海相会
在上海，聂耳先是当店员，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戏剧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进行进步电影歌曲的作曲创作，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等三十多首不朽的爱国主义歌曲。天虚在《聂耳论》中写道：“新兴乐坛是由他（聂耳）一手来奠定了初基！音乐、电影、戏剧合流巨浪的掀起，无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独当一面的一代艺人，聂耳是当之无愧！”
而张天虚到上海后，初期租住在近郊的真茹镇，与女同乡浦琼英（浦卓琳）、浦玳英相邻。后经何家槐介绍，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当年地下党领导的“文总”下属多个文化团体，有左联、社联、记联、音联、剧联、美联、教联等）。在“飞行示威”中曾任过“左联”的领队。除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动外，还用论文、散文、新诗、小说等各种形式进行文艺创作。期间，曾到北平学“政治经济”，利用假期两次到浙江普陀旅游，并为《铁轮》创作采撷素材，回上海后，带病“洛着血”写出了47万字的《铁轮》巨著。
聂耳、张天虚同是红土高原养育的儿子，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同一原因去到上海，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昆明就是相识相知的兄弟，关系自然非同一般，特别亲密，经常来往，一起相聚。1931年的一天，聂耳和郑一斋到平安旅店看访张天虚，张天虚把聂耳“抱摔在床上，极度的欢快压倒我们，除了疯狂的笑什末（么）话也不想说。”（张天虚：《忆耳聂》）。闲暇时，聂耳、张天虚经常相约游玩度假。张天虚亲属张家兴至今保存有一张两人1931年4月12日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留影的照片。
东京再会
由于张天虚在上海的活动受到“包打听”（特务）的盯稍，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追捕，1935年3月，他被迫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一所学校读大学社会系进行“留学”，这所学校只需交了学费，四年期满即可拿到大学文凭。张天虚和聂耳“虽然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但他（天虚）和聂耳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信件往来从未间断过”（聂叙伦：《悲痛的回忆》）。1935年4月，聂耳也同因抵达东京。老友异国相见，别有一番激动，聂耳“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天虚的住所，他们同住在一起，畅叙了别情，交谈了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悲痛的回忆》）。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左联东京支盟还设有“诗歌之家”、“美术之家”、“世界语之家”等）。他们曾一起到日比谷的陆军户山学校参加军乐演奏会，在天虚的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杜宣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严肃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在筑地小剧场观看了用果戈理《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视察专员》（天虚在剧中扮演邮政局长）。天虚还写过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在会上演奏。
后来，由于聂耳忙于参观考察日本音乐发展情况、学习日语，并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坂、横滨等地演出。分别时俩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在一起好好地谈谈玩玩，孰料这次分开竟成了他们的永别！天虚除参加“左联”活动和为《东流》写稿外，于1936年最后完成了47万字的长篇小说《铁轮》的重写、定稿、出版工作。郭沫若为这部小说写了“论幽默——序天虚《铁轮》”的序言。（据蒙树宏教授的《天虚文学年表初编》介绍，《铁轮》1932年12月27日在浙江动笔，1933年7月7日在上海完稿。稿子送一个印刷所印刷时，印刷所被烧，“一切化为灰飞”，天虚只有改抄重写）。
藤泽永别
1935年7月17日，聂耳不幸在藤泽町（现为市）鹄沼海滨游泳时遇难。张天虚闻讯速赴现场料理后事。不想中国领事馆说聂耳没办过登记手续，不算中国留学生，拒绝认领尸体。张天虚又回东京与中国大使馆留日学生管理处交涉，该处的“官监督”也不承认聂耳是留学生。张天虚气愤已极，和留学生们商量，准备到大使馆请愿。大使许世英怕事态扩大，影响他的乌纱，才通知“官监督”出面认领并火化了聂耳遗体。天虚带着骨灰回到东京，与同住在房州馆山北条的留学生们在贷家大屋开了个小型追悼会，虽然没有聂耳遗像，大家做了小白花一人一朵带在胸前，还尽力找了一张破裂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播放，“个个泪流满面，沉痛极了”（李华飞语）。8月东京“左联”支盟为扩大左翼文化影响，化悲痛为力量，又发起组织了一个聂耳追悼会，在东京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写了挽联、诗歌、悼词，一些同志还画了绘画，踊跃参加。会上，由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所作的贡献。1936年初，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存放在郑雨笙（郑易里）处，1937年8月由聂叙伦带回昆明，骨灰在昆明西山安葬。1935年12月31日，由天虚、蒲风合编的《聂耳纪念集》在东京出版，封面由木刻家黄新波设计。全书共64页，除收入由天虚翻译的滨田实弘（聂耳的日本友人和房东）写的《聂耳遇难时之情形》外，还有在日的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悼念文章。天虚也写了《聂耳论》、《聂耳遗著之一——日记》、《致郑雨笙信》三篇文章和该集子的《编后》。而在这个集子出版之前的8月前后，天虚就写了传记式的文章《忆聂耳》（约6万字），以小说笔法记叙聂耳的遗闻轶事，刊于1935年10月30日的《云南旅沪学会会刊》上。聂叙伦在《悲痛的回忆》中说：“天虚同志对聂耳的这种深情挚爱，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永志不忘。”
1941年8月10日，张天虚因肺疾恶化，不幸在昆明车家壁的惠滇教会医院去世，时年不到30岁。其遗体在马仲明、蒋南生、宁坚等同志的努力和张冲的过问下，得以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两位战友加兄弟的革命志士，死后又相聚！郭沫若先生闻张天虚死讯后，撰写了五百多字的墓志铭，诗云：“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生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