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3 16:58:13来源：昆明信息港
云南农信——憧憬呈贡 文说新区“美景、美人、美事”文学作品征选活动
投稿类别：纪实文学
作者：张庆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批教授学者和学生云集昆明，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为中华民族保存读书种子，等待抗战胜利的一天。
呈贡由于距离昆明近，交通方便，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再加上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所以一批学术机构如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社会系研究室，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昆华女中等，都搬迁到呈贡，文化名人如费孝通、冰心、陈达、戴世光等都疏散居住在呈贡，到过呈贡的文化名人更是比比皆是。
疏散
以费孝通、冰心为代表的学者文人，居住到了呈贡后，为呈贡带来了浓厚的文化和学术氛围，影响了呈贡几十年。直到现在，仍能钩起呈贡人美好的回忆。费孝通为呈贡题写的“远望滇池一片水，水明山秀是呈贡”，已成呈贡的定语；冰心为呈贡一中题写的“任重道远”，则似乎时时在鞭策着我们。
“疏散到四乡去是一种长期逃避轰炸的办法，我们的房子既然被炸着，必须搬家，倒不如一劳永逸，搬下乡了。十四号（注：1940年10月14日）一早把太太送到了呈贡的朋友家，趁便就在呈贡城附近的村子里找房子，呈贡那时也成了疏散的地域，一则是因为交通还算方便，和昆明有火车可通，虽则车站和县城，有一小时的步行路程；二则因为清华普查所占领了文庙，常有人来往，在我们的圈子里，呈贡的名字很熟，冰心女士的三台山，华氏墓庐，沈从文先生的龙街，一时很有文化城的声望；三则陶云逵先生在古城魁阁住过，和当地人士相熟，容易找房子。因之，陶先生把我带到古城李保长家里。”（《联大八年》费孝通）
“我的寓所，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渔浦星灯’”。（《默庐试笔》冰心）
“客岁（廿九年）九·二八，昆明始遭轰炸，居民竞为之疏散，余也移家于龙街。今年岁始稍靖，复返昆明。迄四月再被炸，遂典张氏宅四楹于龙街，设置家具食品，作长居之计。郑君颖孙偕来，渐吸引张充和姊妹，四家居山后杨宅。乐人词家，朝夕晤对。”（《旅滇笔记》查阜西）
交通
从昆明到呈贡，最方便是就是火车，建于1910年的滇越铁路，在呈贡的洛羊（羊落堡）设有一站，从昆明塘子巷上车，到洛羊下车，再走路或者骑马到呈贡县城，大约需要二个小时左右。此外还有汽车，最不济可以走路。呈贡到昆明的火车，除了人员往来外，还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农副产品的销售，人们习惯将早上跑昆明的火车称之为赶菜车或者青菜车。
“滇越铁路以昆明市为终点，自呈贡车站至昆明车站，计十五公里，慢车约须四十分（开远车），快车约须三十分。票价在民国二十七年春，计三角六分，现时为十三元。自松花坡飞机场开工以来，自昆明至呈贡，添设两公共汽车公司，票价为二十五元及三十元，以木炭为原动力，车身较佳者价较高。自近日楼至呈贡县城计19.40公里，须时约一小时半。”（《浪迹十年》陈达）。
“滇越铁路的短程车宜于在心境闲暇时坐，也宜于在心境疲惫时坐。……。那五花八门的竹筐子，木箱子，用扁担挑在脚踏板外的，用绳索系在窗架子上的，及各色各式妆束不同的边区民族男女，和他们多少种不同的竹烟管皆足赏心悦目。早上他们送菜进城来，送水果，鸡蛋，豆腐来，也送鲜花来，下午呢，谈着一日城里的生活，菜市、花市的行价。这种惬意的村民旅伴只有在短程车中多，像呈贡车，可保村车，宜良车。”（《未央歌》鹿桥）
“晨四时起，在家吃鸡蛋三个，四时三刻至东门警察局请开东门。出东门上坡时遇两乡人挑担自龙街方面来。第三人拿稻草一大把，随时用几根作火把，沿途点烧。另一人挑豆腐由七步场来，带一灯笼其光甚大。特别与稻草火把相比。我们到羊落堡才听见第一次鸡啼，东方渐白，到站时见挑菜者约四十人，已在站等车。”（《浪迹十年》陈达）。
景致
安居在呈贡后，他们定下心来，一面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同时细细观察这个带给他们慰藉和平静的小县城的景致。
“呈贡火车站附近，有一大片栗树林，方圆数里。树皆合抱，枝叶浓密，树上无虫蚁，树下无杂草，干净之极，我曾几次骑马过栗树林，如入画境。”（《老味道﹒昆明的果品》汪曾棋）
“最爱离呈贡不远的龙街，那里村口有一座掩映在油加利枝叶下，古老的贞节牌坊。牌坊柱上的红漆，和正额石板上的金字虽然早已剥落了，那石座子仍是十分精致可爱的。”（《未央歌》鹿桥）
“由龙街走到呈贡城是大路，再转向江尾村去便是小路了。这条小路虽然狭，但是由路面上铺的石板及两旁高大的树木看起来，确实够古老的了。树上白鹭极多，树下也多它们剔换下来的白羽。”（《未央歌》鹿桥）
“余以双十节归龙里。复议作乌龙浦之游。……。有顷，循寺后鸟道登山至绝顶。其地岗峦起伏，浅草平铺，有古柏数株，点缀其间。西望则碧波万顷，沙鸥点点翻飞，怡然自得，渔舟三五，皆俯视所见也。诸人或席地坐话，或释衣浴日，或倚背假寐，或就草地赛翻筋斗。日西斜始自静乐庵后拾级而下。时腹已微饥，即就村头进豆粉汤，并即茶肆就饮。（《旅滇笔记》查阜西）
节日
中秋节和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虽然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但由于呈贡地处后方，不论贫富，均可过相对平静的节日。
“中秋节前，夜，县立中学昌景光校长，约余赏月，晚七时半到校，桌上陈有宝珠梨（切成片）、鲜胡桃（带壳）、石榴（切碎）、茅豆（煮熟带荚）、松子（盛盘），客人十余，随便取食，过一小时，大家围坐一桌，饮升酒，吃米线，菜中有两样是今夜必有者：（一）羊肝，（二）羊肉。羊肉切片，蒸熟。用云南甜酱油渍食。”（《浪迹十年》陈达）。
“除夕的晚餐，大致吃素，素菜中有青菜（如苦菜），表示清清白白的意思。送灶君上天后，有些人家即吃荤。正月初一诸神下降，有许多人家吃素，是日早起闭门，不动用刀及笤箒，快到正午出门烧香，妇女辈尤多。自元旦起，有些人家吃“松毛饭”。用新鲜的毛松铺地，吃饭时各人坐于松毛上，不用凳椅，如此吃法自三日至八日不等。” （《浪迹十年》陈达）。
衣着
与现在五花八门的服饰相比，民国时期的服装显得更为传统和富有民族性。由于有了老照片，我们可以欣赏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衣着，但具体细致的描述，还是在陈达和沈从文先生的笔下。
“元旦日男女俱穿新衣，其男子带黑缎帽，以黑丝绒为帽边，上身穿竹布薄棉袄，上加黑缎背心，下穿白条单裤，脚穿“皮拉脱”。“皮拉脱”的底是牛皮做的，绑是花缎，前端似草鞋，大姆指与二姆指间有细缎条攀住。在行走时，此人所穿的袜，全部可以看见。”（《浪迹十年》陈达）。
“某已嫁妇年约二十五岁，上身穿红色棉袄，腰围巾，巾上绣花，巾下端有一小银圈，此巾用绿丝带束于腰，丝带用丝网结成，下身穿白单裤，裤脚尖有黑色绣花。红色纱袜，荷色鞋，鞋前端绣花，后跟用绿布鞋拔。”（《浪迹十年》陈达）。
“二奶奶于是从大院左侧断续斧斤声中侧屋走了出来。六十岁左右，一身的穿戴，一切都是三十年前老辈式样。额间玄青缎勒正中一片绿玉，耳边两个玉镶大金环，阔边的袖口和衣襟，脸上手上象征勤劳的色泽和粗线条皱纹，端正的鼻梁，微带忧郁的温和眼神，以及从像貌中即可发现的一颗厚道单纯的心。”（《绿魇》沈从文）
民歌
中国是民歌的海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云南的民歌称山歌，富有地方特色，呈贡的山歌，歌颂爱情的居多，体现了多样性和独特的趣味。
（其一） “情哥哟，带来呀，羊皮金，
妹妹哟，做成哟，皮拉塌，
皮拉塌，爱穿呀，莫走远，
比不得草鞋烂了随路丢。
莫等穿破了，快回家！”
（其二）“ 大田栽秧四四方，
种了辣子也栽姜。
辣子没有姜好吃，
拔了辣子全栽姜！”
（其三） “梁王山上种青稞，
梁王山下散民多，
散民村里有美女，
相求人多如蚂蚁。
有人捧来金项链，
有人送来百亩田，
良田金帛空无用，
爱情哪能因钱送？” （《未央歌》鹿桥）
工业
呈贡离昆明近，交通方便，人口也不算少，得风气之先，开始发展轻工业。如袜子厂，生产纯棉短筒青年袜，生意颇好，引领时尚，在《呈贡县志》中都有记载。在江尾村还有毛巾厂。
“ 西南联大教育系毕业生梁发叶君疏散于呈贡，任县立中学英文教员，原系星加坡华侨，曾积有国币二百五十元，在县城南门内租小屋从事织袜，为县内青年袜的创始人。生活袜厂于民国二十九年始业时仅有木机十五，至民国三十四年春，发展至二厂共有木机一百余架。”（《浪迹十年》陈达）。
“江尾村毛巾工厂成立已一年有半，现有男工十人，女工四十一人，工作自晨七时起至下午五时止。普通洗脸毛巾，熟练工人每日可织三打，大多数工人织二打，计件付工资，最多者每人每日得二十元，少者得十元，中等工人得十五元。”（《浪迹十年》陈达）。
农业
呈贡是农业大县，长期以来，农业是呈贡的支柱，但农业的底子很薄弱，农民生活水平较低。以宝珠梨为代表的呈贡水果，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民国时，每年举办宣传大会，类似现在的万溪冲“宝珠梨节”。而当时的呈贡安江村（现属晋宁县），则修建了云南省的第一个机械抽水站，实现了机械动力灌溉，体现了呈贡人的创新精神。
“呈贡县面积虽小，但农业最重要；呈贡的垦殖指数既低，水田又比较旱地为少，所以其农业的前途不大，人民生活较苦；呈贡县靠湖（滇池）的土地很广，若能利用机械，则土地定有较好的改良。全县13996个农场（指农户），计全灌溉者占15.9%，半灌溉者占65.5%，全不灌溉者占18.6%，由此可见，呈贡的水利问题是相当严重。”
（《呈贡农业普查》戴世光）
“呈贡有果园的各乡村，昨日派代表到县，在戏台前举行宣传会。”（《浪迹十年》陈达）。
“昨日本县安江水利生产合作社，举行第二年开水典礼。安江社有社员600余，已购抽水机二，俱系旧物，经修好后使用者。去年放水约40日，灌溉3000余亩，收成每亩比平常高出一倍。”（《浪迹十年》陈达）。
人口
1939年，搬迁到呈贡文庙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组织开展一次呈贡人口普查，戴世光教授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这次普查，将呈贡人口的家底摸得清清楚楚。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六日，呈贡县的人民，在县境内有通常住所者共71223人。呈贡县受系统教育的人数，占全人口的15.1%，男子受教育者占男子总数的29.8%，女子占1.82%。呈贡人民的主要职业为农，农民占职业人口（13岁以上）的93.39%。呈贡县接近昆明市，有一部分壮年男子，离呈贡而常住昆明，以谋生活的改善。（《呈贡人口普查》戴世光）
“自抗战以来，呈贡壮丁屡被征调，离县赴昆明或开往前线，确实人数至今无可靠统计。最近本县六乡公所，各派保长切实调查，造县壮丁名册报告县政府。今以此项报告为根据，将已离呈贡的壮丁分类统计如下：（甲）前线进军者769人，（乙）昆明军事服务者106人，（丙）昆明非军事服务者120人，（丁）外县服务者67人，（戊）去向不明者5人，总计离县壮丁1067人。”（《呈贡人口普查》戴世光）
教育
抗战期间，直接或者间接搬迁到呈贡的各类学校共有7所，比较有特点的是昆华女中和培养“小语种”人才的东方语文学校。
“海晏（昆华女中）据说该校有初中十班高中八班共学生六百人，在庙内寄宿，在村中上课，前述小学即其课堂之一。女生采分食制，每人两菜，俱素。一日三餐，用干饭，每人饭费月出二十五元。”（《浪迹十年》陈达）。
“斗南村东方语文学校，由教育部主办，以造就专才派赴安南、缅甸、印度、马来亚、东印度等处工作为目的。该校约有学生一百五十人，来自各省，但大半年龄不及二十岁，女生约占五分之一。”（《浪迹十年》陈达）。
结语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从1938年陆续有学校、学者搬迁到呈贡来，至今已经有七十多年了，在这几十年里，呈贡经历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新城建设……。这些学者大师们没有想到，他们担心的呈贡农业，居然变成了扬名省内外的新型名片；慢悠悠的小火车，变成了风驰电掣的地铁和高铁；那不可思议的教育奇迹西南联大，也搬迁到了呈贡！这片曾经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热土，正在崛起为一座壮丽的大城，而建设好美丽的城市，是我们呈贡人对大师们最好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