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4 15:46:03来源：
探询“红地角”文学社24年生存发展之道，如果只看到它的弱与衰，困与苦，靠博取同情而艰难挣扎的这一面，那又错了。其实它还有及其强悍的另一面。这就是，它在很多时候，是以主流姿态和主动介入的方式，将自己融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轨道之中。这也是它出得最多，用得最好，收效最佳的一张牌。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它24年间的18次重大活动中，其主题全部与弘扬主旋律为当地经济社会服务有关。另外的84次中小型活动，其情形也基本相似。仅在2008年，“红地角”就围绕“心系汶川大地震”“喜迎北京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歌颂优秀民警李宏”等组织了数次颇为热闹的活动。在《红地角》报刊上，随处可见《文学应为红河新发展作贡献》《文学要在红河新发展中弘扬主旋律》之类的大标题。“红地角”甚至还效仿党政机关体制模式，成立了文学社自己的“中心学习组”，象模象样地组织学习有关文件。某领导为某本书“写作”了一篇不足千字的序言，“红地角”立即在头版头条发表，并在报纸上向全体社员专门发出通知，要围绕学习该序言，分步骤地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并且要“不走过场，落到实处”，还辟出版面刊登“学习心得”。偏僻小城文学社团一份纯粹的民刊，办得煞有介事地直逼党报，我看着就想乐。我对李忠泰开玩笑：你一个体制外人，怎么尽做文联甚至宣传部门那样的体制中事啊？李忠泰两手一摊说了一段大实话：社团的关键在于活动，活动的关键在于经费，经费的关键——不就在体制之中吗？这个标准的文联（作协）思路和语式，被李忠泰们研究得更透彻，因此也用得更活，用得更理直气壮。他们将文学的热脸紧贴上时代和地域的热屁股，以至于让真正的主流社会无法拒绝，文学社和文学民刊的生存空间由此觅得。2009年8月1日，在蒙自我见到曾经为“红地角”文学社提供过很多支持的蒙自前县长、哈尼族诗人陈强。陈强认为，“红地角”毕竟以文学的方式为地方做了很多事。“尽管做得不够专业，但是，也是很可贵的。我每年都给他们几万经费。”
除了以主旋律的方式从主流社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近年来“红地角”也在逐渐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游戏新规则。在《红地角》近期报刊中，我就多次见到他们与某校或者某乡镇合办的专版，与某地或者某公司合开的笔会。最有意思的是我看到社长李忠泰亲自为一家名为“憨憨醉”的餐厅写的一篇散文，整篇文章，基本可以算是该餐厅的几道菜谱，而且图文并茂。李社长和几位文友的用餐过程，被描绘的细致入微，纤毫必现。在我与李忠泰的数次接触中，我知道他是一个有着真正弱者的韧性坚持和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或许，写这样的文章，仅仅是为了让几个比他还清贫的文友有一次饕餮的机会？或许，该餐厅老板曾经是一位对文学的热心人，李社长只好以文章的方式给他一次回报？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读着这样的文章，我眼睛都会本能地拒斥，耳朵里却没来由地听见了昔日个旧老阴山掏空的矿洞垮塌沦陷之声。
一个坚持了24年的文学社，因为有一群韧性的人的热爱和坚守，肯定还会可贵地继续坚持下去。人们纷纷向它致敬，但是致敬的目光却主要集中在它的时间长度之上。许多文学社都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了。“红地角”却坚持了下来。长度当然能够说明一个方面的问题，但它却不能回答文学和文学社最本质的问题：文学社为何而活？文学为何而做？
参加“红地角”文学社20多年，并且在社长任上10多年的李忠泰，显然无力来回答这些对他来说是形而上的问题。他更像一个家长，要为一个大家子的柴米油盐操心。他也像一个苦行僧，半生为文学社化缘，乞讨了可观的盘缠，却从不中饱私囊。他淡泊名利，主动当铺路石，垫脚石，为文学社埋头拉车，忙忙碌碌，到头来，却又始终不知道路在何方。偏离文学方向的劳碌，使文学社为活而活，为时间的长度而活，在很多时候，就只能扮演一个为官场或商场帮忙或帮闲的角色，久而久之，反而让人对其时间长度的意义产生怀疑。活着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红地角”文学社也陷入了这个怪圈。
即便不去琢磨那些所谓形而上的问题，在“红地角”文学社，值得探讨的一般文学问题也有一大堆。比如，“红地角”文学社每做总结，必说到该社社员“影响和成绩”最大的作品是一部大部头（120万字）的长篇小说，然后就语焉不详了。为什么？其实，在“红地角”文学社，有此成绩的作家作品，仅一人，一部，那就是唐天马所著《洪荒世界》。这个颇受争议的唐天马，出版了《殷红的晚霞》《洪荒世界》（三卷本一百多万字），还有《百年沧桑》等，数量确实很是惊人。可以说，他也是一个靠长度“取胜”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与已经坚持24年之久、以时间“长度”见长的“红地角”到有异曲同工之处。长度，在这个时代，正在成为文学的一种追求或者说盲目。在我与各地文学写作者有限的接触中，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写作者都在热衷于长篇的炮制，有很多人的写作甚至就直接是从长篇起步的。另外一些与长度有关的文学现象也让人难以置掾。在云南某地域片区，一个已经连续开了近30年的文学笔会还将继续开下去；就在那片土地上，一位老作家，从62岁时开始写作，写到80岁时，他完成并出版了近3000万字142部长篇历史小说，涉及上下五千年，数以百计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一旦与“长度”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既敬又畏，有时候也颇生怀疑。而唐天马的长度，不仅在于他的长篇篇幅之长，还在于他的长篇在百万言中有40多万字的篇幅用在了纯粹的性交场面描写上。他假托了一个名为东胜国的国家，编织了一个处处虚假的反腐故事框架，描写了一个性乱英雄的交配史。作品的思想指向我们姑且不论，单是书中浓墨重彩描绘的主人公牛超，这个如同一架所向披靡的性战车的“反腐英雄”，就令人生疑生厌。作品基本就是喜形于色地在描写牛超分别与数十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当然也不同容貌的女性不停息不休止地交配的过程。反腐故事也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花哨外衣。性场面和性过程描绘辞藻的基本雷同，性场面与人性关系的基本脱节，也说明该小说实在是不入流之作。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却被出版社（？）称作是“长篇现实主义力作”，“是继《金瓶梅》以来性爱文学的又一高峰”，在2003年6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07年6 月由该社第2次印刷。这样一部作品，它的描写方式，它的隐喻对象，它的教化作用，它的出版和传播方式，都是大可以研究讨论的。作为本社社员创作出的最重要作品，“红地角”文学社却选择了放弃正视，而宁可组织“中心学习组”，去学习一个又一个非文学文本。当然，不愿意多宣扬自己最有“影响和成绩”的作家作品，或者也可以看着是文学社的一种态度，但这毕竟只能算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
又比如，“红地角”社员、残疾人农民作家邓树恒，写作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沧桑》，他因此成为了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了精神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但是他却陷入了新的困惑。他在2009 年5月3日告诉我，文学让他找到了价值，却也让他添了新的不快乐。“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我的《风雨沧桑》，想改成电视剧，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我已经动手在写了，我希望，它能给我改善一下生活处境。小说卖不了钱，听说电视剧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我的作品，将我残疾后的故事都写出来了，而且还写了一个村庄的百年史，很感人。但是只感动读者还不行，我想感动观众。”说穿了，他其实是想感动电视剧的制片人，能够让他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卖个可以改善生活的好价钱。邓带着想当作家的梦想加入了“红地角”文学社，文学社帮他实现了出版长篇小说的愿望；邓现在又带着用文学改善生活质量的想法，对文学社有了新的要求。而文学社“家长”李忠泰却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也不知道，电视剧市场运作的路在何方。
再比如，“红地角”跟其他文学组织一样，也面临老化、后继无人和自娱自乐的同样问题。然而“红地角”所处的蒙自，又被称作“滇南之心”，如今这里还是红河州府所在地，红河学院等数所大中专学校也聚集在这里。“红地角”的文学活动自然吸引了许多年轻学子。曾斯彬、马玉潇、钱劭良等就将“红地角”视为第二课堂。钱劭良就说，“自己能成为‘红地角’一份子，感到无比高兴。昨天是一个人的文字游戏，今天是一群人的文学理想。”但是，他们在这里起步，却从一开始就患上了“长篇综合症”，以为文学就是小说，小说就是长篇。这样的问题，在文学社，却缺乏必要的研判和商榷。而《红地角》自己经营的报刊，当然还是以发表短小文章和诗歌为主。如何将短文短诗写好写精，好象也还没放到有24年建社史的“红地角”议事日程上。因为，在我看来，《红地角》报刊上所发表的作品，实在是粗放之作太多而精美之作太少。当然，这些都可能是我对一个县级文学社不切实际的苛求了。
一个身处底层的文学社，如何才能不失文学理想地继续坚守坚持？谁，能够穿透底层文学的迷雾幽暗和层层遮蔽？当下，这更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