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4 15:46:03来源：
底层、底层文学、底层作家、底层视野……如今已经成为文坛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关键词。近年来，我以云南为半径的文学调查工作也基本在这几个词语里打转转。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写作者，做好书斋里的阅读和研究，其实就是本分了。在某些评论家放弃文本细读，忙于飞行集会的当下，能够坚持真实阅读之后的发言和写作，就成为了这个时代评论家堪称可贵的品质。我对诚实的批评家心生敬意的同时，却主动选择了另外的批评路径——坚持文学调查，获取一手资料，再做阅读分析，然后开始写作。这样的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并且困难重重的：慢而且笨，成本高而收效微。有时候，为了跟一个被调查者现场对话，我要数度往返于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有跟被调查者同在不通公路也没有信息的山里，一待就是数天的经历。我坚持自主选择调查对象，而且被调查者大多是文坛底层、民间、基本不出名的写作者。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为自己的调查买单。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我可以保持自己调查写作相对的独立性，而不必顾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任何需求。这样的独立写作，有时候就会特别的吃力不讨好——不仅是意识形态组织部门，而且也包括一些被调查的作家或组织。比如有一位作家，曾经对我的调查写作抱有很大期望。在接受调查时，他翻检出所有能够找得到的荣誉证书，译介作品，评论文章，以此来证明自己所取得的文学成就。电子邮件、信函、电话，那段时间的联系也好不热闹。但是当他看到我所写成并发表的调查文章后，却从此再无消息。我想，原因大概在于，我的调查写作，离他的期望值实在太遥远了。
调查写作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被调查者距离的远近以及配合的程度，自费调查所必须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更大的困难还是来自调查写作设计本身——文学批评的写作可以借助田野调查手段来实现吗？调查意味着批评者与被调查者的近距离接触，而被调查者又身处底层，那么，这样的调查写作还能够保持必要的理性和高度吗？其实我自己知道，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不可以依凭任何道德制高点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竞技场上取胜。相反，由于底层写作者的艰难、弱势，他们天然地会比较容易唤起同情、感动和赞美，而让人忽略了对其所处幽暗位置的烛照，以及对其文学坚持的真实动机、作用、意义感的深入探询。
我被调查对象因同情而生感动，因感动而不知所措，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的一例，是关于一个群体的底层写作者——我要说的是一个文学社，以及由这个文学社所办的一份文学报刊。
其实我关注这个叫“红地角”的文学社和它办的《红地角》文学报刊，也算由来已久了。因为它的存在，已经到了你不关注都不行的程度。也不记得是从何时起，这份文学内刊，总会不定期地从云南南部一个县城寄到我的案头。这份名叫《红地角》的刊物，它有时是报，对开四版；有时是刊，厚厚一册。细细一看，这份由云南红河州蒙自县红地角文学社主办的文学内刊，居然已经出版近百期。而编辑这份文学内刊的红地角文学社，则连续不间断地开展活动并存在了24年。
也就是说，“红地角”文学社以及它的社刊诞生在1985年。在那样一个年代，诞生那样一个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是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叶，正是中国大地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生生不息的时期。文学成为当时人们惟一的情感宣泄和消遣方式，一方面，说明了文学与社会交媾正经历着如胶似漆的蜜月期，而让许多亲历者至今耳热心跳，怀想不已；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单一社会里文学发展的过热甚至畸形，并不足道。当时诞生“红地角”文学社的蒙自，其实还只是滇南一个小而又小的农业县城，那里的一帮文学发烧友明显地是受到邻近的个旧市的传染和影响。锡都个旧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工业城市之一，它当时还是一座文学强市——其文学地位堪比昆明。一份公开发行的《个旧文艺》，因为发表遇罗锦《一个春天的童话》而洛阳纸贵。在个旧老阴山上，一处由沈从文题写的“文学林”至今尚存。二十多年之后，个旧文人大多星散，个旧文学则如老阴山掏空的矿洞一样沦陷下去。到是蒙自的“红地角”倔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且出刊周期越来越短，文学活动越来越勤，文学社员就像割不尽的韭菜，走了一茬又冒出一茬。据统计，这个文学社在24年里，共发展社员860多人，社员最多时高达297人，现有社员76人。其中有中国作家协会和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十数人。社员公开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达20多部，其中有一部长篇小说长达120多万字。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则达到102次，编辑的文学报刊达近百期逾千万字。这些数字支撑起来的文学实绩，已经远超过许多县级甚至州市级文联的全部成就，而在滇南一隅悄悄生长的红地角文学社，却是一个无任何保障（人员、经费、场地、设备）的纯粹的民间组织。这就有些令人称奇了。
“红地角”生存发展的这24年，正是中国逐渐走向市场化的24年。在这24年里，有无数曾经红火的文学社团生了灭了，有无数曾经牛气的文学报刊烟消云散。甚至一些体制内的文学生产组织机构，也在市场化过程中转型、转轨、转没了。而“红地角”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且“看上去很美”，似乎活得不错。那么，它靠什么支撑？又有谁在支持？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学社团和一份纯粹的文学民刊，它靠什么来运转和维系？带着许多问题或者说好奇，我走近了这个让我觉着颇为吊诡的文学社。
我发现，“红地角”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名人效应和名气积累。而它出牌的方式，则可以称为无中生有，或者叫借鸡下蛋。在“红地角”面世24年后的2009年夏天，在蒙自，它当年的社员、如今的社长李忠泰，对我说起“红地角”有“三大荣幸”，其首就是惯于沾名气之光——“我们红地角文学社最早开展文学活动是在1985年2月，第二年秋经政府批准，于年底在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在当年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朱自清闻一多讲课的那间最大的教室里成立的。”就是这样简单、直接、生硬的一次历史对接，“红地角”便与西南联大，与文学泰斗朱自清闻一多们挂上了钩。而它最初的社报《红地角》三个字，也采取闻一多的集字做报名，四楞见角有金石味的“闻体”，到彰显出这个当年的民主斗士的个性色彩。我所见到的《红地角》“闻体”报名，一直用到1989年6月4日出刊的总第23期，其后，不知何故，它先后变成过印刷体，以及当地某退休官员绵柔的手写体。往昔虚幻的名人气息散去，今日突显的则是与“红地角”有现实瓜葛的名人们，他们以“顾问”名单赫然印于报眼：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晓雪（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蓝芒（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哥布（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些“顾问”不仅为“红地角”挂虚名，也为“红地角”做实事。比如高洪波，就在《红地角》报总第64期、68期，刊总第11期，分别发表了《新春寄语》、《呵，战友》和《旗帜》等诗歌。晓雪则有过对蒙自的数次造访并在《红地角》发表大量诗文的记录。对“红地角”关心最多，出力最大的要算蓝芒，他多次为“红地角”社员张罗看稿，出书，开作品研讨会，单是为“红地角”社员、残疾人农民作家邓树恒出书和改稿，蓝芒就两度亲临邓树恒家中，其后还担负了该农民作家长篇的修改和校稿工作。而蓝芒自己，其实也是虚弱不堪的八秩老人。《红地角》还坚持“全国赠阅”的宣传发行策略，而它送达的又多是文坛名家或者著名官衙。“红地角”和它的《红地角》，就这样矢志不移地坚持依托名人，积累名气，完成了从虚拟名气到现实名气的转换，并借此发展壮大自己。
“红地角”的第二张牌，是哀兵策略和弱者优势。如果说它在打第一张名人牌时尚且需要处心积虑，借力发力，那么它打第二张牌则只是顺其自然，无需矫情。因为它的衰与弱，是不必掩饰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作为一家登记在册有法人资质的社团，它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应是有固定场所。但是，直到《红地角》已经出版了20多期，却是无地址，也无任何联系方式。再后来，它虽然标出一处地址，但是如果那时你要按图索骥去寻找，你找到的肯定是失望。如今活跃于“红地角”的社员张元春，回忆起他当初找寻“红地角”的过程，颇像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情形——他按某期《红地角》报屁股留下语焉不详的地址，找到蒙自县桂林路45号，那里却只是一处小卖部。看他一脸的茫然和失望，商店老板好心给他提供了一个电话，就这样，他终于跟文学社接上了头。24年后，《红地角》报尾当然已经印有了明确的地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银河路金苑小区4幢1单元1-2号。但是我知道，那里只是现任社长李忠泰的自家住宅。并不宽敞的家，李忠泰要用它来召开文学社的小型会议，编辑报刊，或者接待社员来访，他要为此赔上茶水、电，以及私人空间。而这样的活动照片，还会经常以“图片新闻”的方式刊发于《红地角》。当我看着那一张张背景相同、在逼仄的空间里摆拍造型相似的照片时，我的心情变得有些五味杂陈。2009年4月30日和5月3日，我两次造访“红地角”。李忠泰显然觉得在家中接待我这个陌生的来访者不便或者不妥。他第一次借用的是红河州文联办公室，第二次则是在蒙自县文体局一间蒙满灰尘的会议室。第二次的见面，李忠泰排出了“红地角”文学社目前的“最佳阵容”：由他领衔，《红地角》副主编马应民和钱劭良以及曾斯彬（后二人是红河学院中文系学生，也是“红地角”的后起之秀）到会，更关键的是那天还来了残疾人农民作家邓树恒。邓的到场，一下子使见面气氛变得沉重甚至凝固起来——因为他是自己用手摇轮椅，从十数公里之外的新安所，花两个多小时，一步一步摇来的。要让邓到达在三楼的会议室，两个青年后生费了很大的劲，才将体态发胖的邓背了上去。以至于座谈开始，当我知道了邓的处境并亲眼目睹了他为文学艰难的折腾，让我感慨唏嘘无以言对。跟邓一样处境相似的哀兵，在这个文学社比比皆是。就比如眼前：现任社长李忠泰、副主编马应民，都是下岗多年的职工；大学生钱劭良和曾斯彬，则是来自苦寒山区的农家子弟。他们身后能够依托的只有贫困之河，面对文学，他们似乎要做背水之战。好象早在24年前，“红地角”的始作俑者就预感到了今天——在24年前《红地角》发刊词上，就写着这样一段话：“也许我们会‘道渴而死’，但‘弃杖化为邓林’，不也是在为家乡的红土地献出热血吗？”正是有这样一群敢于置死地而后生的哀兵，“红地角”才会不仅不死，反而越战越勇。就像那天李忠泰对我所说：“我们有很多艰辛，但是却不怕艰辛。24年里的商品大潮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冲不垮我们，寂寞和孤独一直没有把我们困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