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民族魂

    云南农信——憧憬呈贡 文说新区“美景、美人、美事”文学作品征选活动

    投稿类别：通讯

    作者：张云舫

    “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这是郭沫若对我省著名“左联”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天虚的评价。张天虚，原名张鹤，1911年12月8日出生在呈贡龙街，1941年8月10日病逝于昆明。张天虚虽然英年早逝，但他杰出的功绩，得到历史和人民的尊重，郭沫若誉为“青年百代之表率”。

    张天虚14岁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参加秘密进步团体，后加入共青团。17岁进东陆大学预科班学习，和聂耳结成生死之交。张天虚无论旅居上海，留学日本，奔赴延安，血战台儿庄，回昆明任教，到缅甸办报，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毅力忘我地工作着、战斗着、奉献着。他短暂的一生，创作了数百篇（部）三有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他的巨著《铁轮》被郭沫若称之为“一个烧夷弹式的抗议”，茅盾誉为“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后人称之为“纪念碑式的作品”。

    张天虚自幼学习刻苦，少年怀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感。一天，14岁的张天虚从省立一中乘火车回家，车上挤满了人，多是乡下做小生意的，箩筐、谷箩、担子挤满过道。张天虚刚坐下，火车便启动了。

    忽然，一阵骚乱打破了车上的沉静，一个法国乘警把走道的箩筐、谷箩一一踢下了火车，一个老大爷见状忙把自己的谷箩挪到身边，法国乘警仍一脚把一只谷箩踢下火车，又去抢老大爷护着的另一只，老大爷忍气吞声哀求着：“长官，你行行好，我跑一天买卖还挣不到这只箩钱……”

    法国乘警鼻音一哼说：“谁让你把过道堵死。”

    老大爷紧紧护着这只谷箩，不住磕头哀求。法国乘警一脚把老大爷踢倒，又一脚把谷箩踢下火车。

    老大爷见法国乘警蛮横不讲理，气急败坏拖住他的脚，哽咽说：“我的箩……这叫我咋个生活……”法国乘警冷冷一笑：“你再抱着我的脚，我连你踢下去。”

    火车上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敢怒而不敢言。14岁的张天虚怒火中烧，冲了过去，愤怒谴责法国乘警的野蛮行为。法国乘警见比自己矮一个头的娃娃竞敢教训自己，趾高气扬地说：“这是法国的列车！”张天虚接口说：“这是中国的土地，不容許任何人横行霸道！”.

    法国乘警被张天虚驳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说：“中国算老几！”说着趁张天虚不注意，一脚把老大爷踢下火车当场摔死。

    张天虚脸色铁青，愤怒地指着法国乘警说：“中国人是人，血债要用血来还，你逃脱不了中国人民对你的惩罚。”

    火车上的同胞被张天虚的民族精神所鼓舞，义愤填膺地把法国乘警围住，激怒地声讨他的罪行，法国乘警嚣张的气势像泄了气的皮球，脑袋一下耷拉下来。

    张天虚把法国乘警的野蛮行为向乡亲们讲后，大家怒不可遏，联名写状上告。在人们的正义声中，这个不可一世的法国乘警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

    1935年，张天虚被反动派追捕被迫东渡日本，在东亚日语补习班补习日语。讲文法的日本老师叫横田。

    一天上课时，横田在讲课中提到中国时，左一声“支那”，右一声“支那”，听起来让人刺耳。

    忽然张天虚站起来说：“横田老师，我们现在叫中国，请你不要称支那。”

    同学们听到张天虚抗议，齐声嚷着：“中国！中国！”

    横田教了十多年的日文，从来没有哪个学生敢向他这么吼叫，便强辩说：“支那即中国，中国即支那，两个词可以通用。称支那是日本人的习惯，不必咬文嚼字……”

    “不！”不等横田说完，张天虚又站了起来，琅声说：“支那是贬意，有轻蔑的意思，请你不要再称中国为支那。”

    横田见张天虚一再顶撞自己，脸变成了猪肝色，板起脸说：“我要是不改，你要怎样？”

    “那，我就退席。”张天虚坚毅地说。

    “我们也退席！”同学们纷纷响应，一个个全站了起来，齐声喊叫。

    没等横田反应过来，只听哗啦一片声响，同学们一个个离开了教室。横田目瞪着同学们的背影，一个人在教室里直发呆。从此之后，这所学校的教师，再没有一个敢称中国为支那了。

    1935年7月17日，聂耳与日本友人滨田实弘在鹄昭海岸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浪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次日由水上警察所打捞上岸，当即通知中国领事馆，要求收回聂耳尸体作善后处理，领事馆官员竞不承认聂耳是中国人，拒绝承领。

    当时，正值学校放假期间，中国留学生大多到南太平洋相模湾三等避暑地避暑。张天虚得到聂耳溺死的消息，吓得魂不附体，当天赶到鹄昭，为聂耳的善后事务与中国留学生管理处交涉

    “官监督”负责人推辞说：“聂耳没有登记，他不是留学生。”

    张夭虚气愤问道：“聂耳虽然设有办留学生登记，可他是中国人呀！”

    “中国人怎样？我们又不是派出所！”

    万万想不到他会这样，张天虚惊诧地盯着他问：“你是中国人吗？”

    那负责人弄不清张天虚问话的意思，脱口说：“我当然是中国人……”

    还不等负责人说完，张天虚激怒的说：“既然你是中国人，那政府派你来这里，不为中国人办事为谁办事？”

    负责人被张天虚问得哑口结舌，半响才吞吞吐吐地说：“政府派我来……是管留学生的事……至于聂耳……他没登记，不属于留学生，不属于我管理的范围……”

    在东京的留学生听到张天虚和“官监督”交涉的结果，大家怒气冲天，决定到大使馆去“请愿”。

    当时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是北洋政府的大政客，他当心留日学生把事态扩大，影响他的乌纱帽，便派人通知“官监督”出面办理聂耳善后事务。

    张天虚终于在异国他乡，悲愤地走到吞没聂耳的鹄昭海边，收拾料理聂耳的后事，并主持召开了聂耳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张天虚作了聂耳革命一生的演说：《聂耳论》。

    1941年7月中旬，张天虚病危，已经不能行动。他弟弟张鹏邀约了几个朋友，用担架把他从呈贡抬到火车站上了滇越铁路的火车，到了昆明又抬到西郊车家壁惠滇医院。

    张天虚身体虚弱，但神志还很清楚，情绪也很安定，一路上有说有笑的。

    担架路过惠滇医院围墙时，见医院的土基围墙上写着几个大字：“信上帝者得永生”。不知谁非常恢谐和巧妙，把永字的上面一点抹去，便成水字，再把生字的下面一横抹掉，便成牛字，连起来便是“信上帝者得水牛”。几个白色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张天虚见了，便笑着说：“改得太妙了。农民哪里希望得到什么‘永生’，这种外国迷信对中国农民是不起作用的，到是‘水牛’是他们喜爱的。对教会说，你能给我水牛么？能呢？那我就信上帝了。这个文字游戏，完全是农民意识改得好！”

    重病中的张天虚，笑着被抬进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