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古籍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云南故事
2026-04-20 10:15:37      来源:《今日民族》2026年第3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着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历史印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纵观云南,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造就了以汉文古籍和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古籍构成的中华民族典籍文化宝库。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古籍,讲好何以中华民族、何以命运共同体的故事,能够进一步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展示各民族共同开疆拓域的历史脉络,倡导家国情怀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云南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彩云之南的锦绣河山。古籍对历史上云南各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记载,不仅是统一中国的珍贵史料,实证了共同开拓和繁荣祖国辽阔疆域的历程,更表明了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云南各民族“小家”与祖国“大家”深度融合的文化符号,是牢固树立新时代家国情怀的精神源头。

存世文献中关于西南地区各族群情况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云南山川疆域、风土人情开始进入典籍。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莽曰就新。属益州。应劭曰故滇王国也。)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滇池,双柏……云南……来唯。”“云南”这一地名出现。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南诏蛮》记载:“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帅。”同样,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创作的《徐霞客游记》,记录徐霞客在云南游历经过彝族、壮族、纳西族、白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他一生中所到民族最多的省份。

秦汉以后,“大一统”格局逐步形成和发展,汉唐宋到元明清时期,实现了疆域辽阔、政治局面稳定、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的局面,也展现了云南在开发疆域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砥砺前行、共筑山河的历史脉络,谱写出云南各民族家国情怀的绚丽华章。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到范晔《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的记载,云南与中央政权的政治联系连续不断、密不可分。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记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云南从此成为省一级行政区名称,把云南与国家的统一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为云南构建了与内地一体发展的新平台,有力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

“乡人著述”真实记录了各族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推动伟大祖国的历史发展中作出的重要贡献。《爨龙颜碑》记载了爨氏本中原移民,迁入滇后,与当地族群融为一体,逐步强盛并管理南中地区数百年,但一直以中央政权所授“刺史”之名行管辖之职。此时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而云南一域相对平稳,并呈现汉族移民逐渐融入本土民族的趋势,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南诏德化碑》记载,唐初洱海区域南部的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其余五诏,建立了地方政权,其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均效仿唐王朝体制,深受儒家伦理与德治文化的影响,并接受唐王朝的封号。六诏的统一,推动了云南疆域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坐落于大理苍山脚下的元世祖平云南碑《崇奉圣旨碑》,叙述了忽必烈亲率大军远征云南,讨平大理国的经过,是研究元代初年政治、军事和云南地方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云南重新纳入大一统格局的有力证据。

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云南境内居住的氐羌、百濮、百越三大族群经过两三千年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分化以后,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还有从汉唐宋到元明清期,逐渐迁入云南的汉族、藏族、苗族、瑶族、布依族、蒙古族等民族,最终形成了今天各民族互嵌融居的格局。在流传至今的古籍文献中,记载着大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反映了各民族逐渐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秦朝时开凿了五尺道,以今宜宾为起点,经云南盐津到昭通地区,是秦朝为了加强与西南地区的联系而修建的一条重要道路。通过五尺道,中原与云南连接起来,并与庄蹻入滇所用的、横贯西南夷内部的原有通道交会,纵横交错的道路推动中原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云南各民族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并在丝绸之路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明代诸葛元声《滇史》卷十载“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六载:“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近代吕志伊、李根源《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载:“(沐)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各郡县。”“(沐)春镇滇七年(1392—1398)大修屯政,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云南)。”通过古籍承载的多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阐明了我国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程,诠释出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的历史内涵。

云南拥有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物种资源和遗传资源,是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和极其重要的自然碳库。这样的生态基础,决定了各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因所处环境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和形成了差异巨大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不同区域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仅造就了迥异而多彩的农耕文化,而且凝结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唐代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不损。”这是对云南梯田种植最早的记录,也肯定了云南梯田耕作的历史地位和深远意义。明代陈文纂修的《云南图经志书》卷三“马龙他郎甸长官司”载:“境内有蒲蛮之别种曰车苏者(布朗族),即蒲剌也,居高山之上,垦山为田,艺荞、稗,不资水利,然山地硗薄,一岁一移其居,以就地利,暇则猎兽而食之。”清代郑绍谦《普洱府志·种人志》载:“三撮毛即猡黑派,其俗与摆夷、僰人不甚相远,思茅有之。男穿麻布短衣裤,女穿麻短衣桶裙。……以捕猎取野物为食。男勤耕作,妇女任力。”描述了云南布朗族、基诺族刀耕火种、山地轮歇等善依天时地利的生产方式。清光绪抄本的傣文古籍《版纳景洪田野沟渠志》,是西双版纳地区现存最早且较完整的田野沟渠志,记载了景洪的水利条例史料。清代的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以彝族历史记述为主要内容,阐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人类起源的认识,记述了彝族的主要家支世系、历史事件、历法宗教及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被誉为“彝族古代社会百科全书”。古籍汇聚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万千气象,是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史料,凝结着中华民族共享的记忆和情感,体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历史过程。

展现各民族共同创造文化的历史基因,增进文化认同

在云南存世古籍文献中,记载了古滇文化、爨文化、南诏大理文化等各历史时期的文化,传递着中华文化的情感信息和精神内涵,积淀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战国至西汉时期,以滇池为中心出现过一个被称为“滇”的青铜文化。20世纪50年代之后,陆续在滇文化分布区域内发掘出数量较多的青铜器,包括贮贝器、扣饰、铜案、铜鼓、编钟,以及铜制农具、兵器等。这些青铜器类型丰富、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制造工艺、器物器型又处处与中原北方、巴蜀、江南等地区密切相关,实证了中原文化对云南的深刻影响以及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从青铜器可以看出,西南各族群从古滇国时期开始,就已经在文化上逐步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

云南存世古籍文献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丰富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底蕴。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骠国传》记载“南诏奉圣乐”:“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字。”《南诏奉圣乐》亦称“夷中歌曲”,是南诏王进献唐王朝的大型乐舞,是唐代云南民族乐舞的最高成就。歌舞以异牟寻归唐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为主题,以规模宏伟的乐章和千姿百态的舞姿来赞颂唐王朝的文治武功,表明南诏永远臣属于唐王朝的决心。《南诏奉圣乐》创作演出后,唐乐部原有的十部乐增至十四部时,就有了“南诏部”,这是南诏乐舞对中原文化的丰富和贡献。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抄本《彝汉教典》,是彝族伦理道德、地理、历史、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多门知识的总汇,辑录了49位彝汉先师的教育言论。既是教育培养后代的教科书,也是研究彝族教育思想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有极高的整理价值。

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有与中原友好交往、仰慕中原文化、接受中原文化的典籍和故事。这些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创新发展,反映着云南这块土地不仅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和浸润,而且也在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以不同民族的智慧,丰富着百花齐放的中华文化。清抄本彝文《唐王书》,是彝族南部方言中哀牢地区的民间故事书,用彝文记录了曾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是中原汉文化与云南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例证。

云南民俗节庆活动繁多,作为各民族丰富多彩精神生活的现实写照,既有个性卓然的文化特色和禀赋,又有相互包容裨益各民族的共性,生动呈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不仅满足了各民族的精神需求、丰富了文化传承,而且促进了各民族的和谐交往、增进了民族融合。元代《云南志略》就记载“火把节”为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普米族等民族共同的传统节日,民间常“持火照田以祈年”,或驱灾解秽,或用松香粉撒火把以示祝福,并伴有歌舞戏剧等多种多样的节日活动。古籍中关于泼水节、三多节、三月街、盘王节、花山节等节庆活动的记载,是联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纽带,通过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古籍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是共拓历史疆域、共同缔造国家、共书悠久历史、共创灿烂文化的文字印证,是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根脉所系。新时代要让古籍活起来,让历史发声,利用古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不断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


编辑:陈港 责任编辑:陈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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