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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学校治理如何转型升级

AI进入校园,最先改变的常常不是课堂,而是校长的办公桌。采购清单上多了大模型,汇报材料里多了数据看板,走廊里多了人脸识别和智能终端。可不少校长心里并不踏实:设备越买越多,教师负担是否真的减轻?数据越积越厚,学生是否真的被看见?技术越用越熟练,学校是否反而离育人越来越远?虽然AI正在成为学校的“基础变量”,但是问题往往不在技术,而在治理理念。

AI时代的学校治理是一次教育哲学的重申:让育人回归本源,厘清人机协同的优势与边界。学校治理更新,须先回答“培育什么人、如何育人”,再回答“用什么技术、怎样治理”。全球AI教育治理正从通用原则走向场景规制、伦理前置与多方协同。校长需要完成目标、理念、方式的三重更新。

从“知识占有”到“素养发展”的目标更新

AI擅长知识记忆、规则化推理与快速生成,学校若继续以重复训练和标准答案为主,就是让学生以人之短,拼机器之长。AI时代的教育改革不应重复训练机器擅长的事务,而应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生的创造力、社会情感能力、非常规问题解决能力和人格完善。教学任务要从简单知识迁移中解放出来,转向复杂、创造性任务解决,培养跨学科素养、创造力、人机协同思维和审辩式思维。智能时代的教育目标需在“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关系中重新确立,超越“就人谈人”,培养能与AI协同共生、保持人性化特质和终身发展能力的时代新人。因此,学校要培养能驾驭AI、保有主体性、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并具有人文关怀的时代新人。学校要培育的不是“会答题的机器”,而是有根有魂的智慧主体。

所谓“有根”,是有价值根基和健全的人格;所谓“有魂”,是有好奇心、批判力、创造力和责任感。具体来说,AI时代的学生至少需要五种素养:一是主体性,能自主选择、自我管理,不把思考外包给算法;二是批判性思维,能辨别AI生成内容的偏见、错误与幻觉;三是创造性,能把人机协同转化为解决问题、创造意义的能力;四是伦理责任,懂得隐私、公平、诚信与科技向善;五是社会情感能力,能合作、沟通、关怀他人。这些素养,恰恰是机器难以替代、学校最应着力之处。

因此,学校治理的第一要务,是把育人画像写进办学理念、课程图谱和评价方案。校长要带头组织“AI时代我们培养什么人”的大讨论,让教师、学生、家长形成共识。AI素养不能窄化为技术操作,而应包含“理解AI、应用AI、批判AI、科学使用AI”四个层面。低阶记忆、检索、批改可交给AI,高阶设计、质疑、辩论、创造、合作必须留给学生,以此培养学生面对人工智能保持独立理性思考、辨别真假优劣的能力,以及以人机协同思维为核心的新型数字素养。此外,技术素养、数据素养必须与人文素养同构,否则容易培养出“会用工具却不会判断”的人。学校可尝试设立“三条底线”:AI不能替代学生思考过程,不能替代师生情感交流,不能替代学生体验天地自然。治理理念上,必须确立“育人目标统领技术选择”,看技术平台是否服务于学生主体性成长。

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向善”的理念更新

AI时代基础教育改革易产生新的公平悖论:条件好的学校、家庭和学生更快把技术转化为学习优势;条件弱的群体若缺少设备、网络、教师支持和使用能力,可能被进一步拉开差距。数据驱动治理的价值,在于帮助学校更及时地发现个体差异、精准配置资源,但过程公平不是给每个孩子发一块同样的屏幕,而是让资源跟着人的需求走。若数据治理缺乏制度约束,技术赋能也可能制造新的不公平。校长要追问:数据是否覆盖了沉默的学生?算法是否放大了原有偏见?资源是否流向最需要的学生?因此,过程公平需要数据,更需要制度。

学校可用AI发现长期缺勤、学习停滞、情绪波动和家庭支持不足等信号,但预警之后必须有教师介入、家校沟通和资源跟进;若只问系统准不准,不问系统为何这样判断,过程公平就可能变成过程歧视。评价改革亦然,综合素质评价若目标不清、内容偏颇,也可能造成新的标签化。学校应把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纳入持续观察,用数据帮助理解学生,而不是用数据给学生定性。数据是为了更好地看见人,而不是为了把人变成数据,过程公平就体现在排课、分班、课后服务、教师配置和特殊支持等细节里。

虽然AI工作效率高,但伦理风险也来得快。算法黑箱、隐私泄露、数据安全、问责缺失,都是校长每天需面对的管理问题。《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提出在中小学应用场景中,应以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为前提,通过规范化使用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能。智能向善需要伦理准则和风险防范,技术效率须与人文关怀平衡。伦理治理要过程前置、写进制度、有人负责。学校可建三张清单:数据清单说明采什么、为何采、存多久、谁可用;算法清单说明谁提供、如何解释、偏差谁负责;应用清单明确哪些可辅助、哪些不能由AI单独决定。涉及学生评价、心理健康、安全监控的应用,要强化人工复核,建立问责机制和预警预案。要把伦理教育纳入课程和教师培训,让学生理解AI边界,让教师识别算法偏见。技术发展要在法律界限内可控可信,学校治理也要在伦理界限内可控可信。

从“基于经验”到“人机协同”的方式更新

智能时代学校治理主体从人类单一主导转向人机协同,客体转向数智化新质要素,机制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智驱动,但育人仍是常量。过去校长靠听课、谈话、巡视和期末统计了解学校,如今学习过程、资源配置、家校互动留下数据痕迹,治理可由经验判断走向经验与证据结合。但数据不会自动带来正确决策,若把算法输出当作唯一答案,学校易陷入技术官僚主义:看似精确,实则忽视人的处境;看似客观,实则把偏见藏进模型。AI善于信息处理、趋势发现和重复事务处理,因此排课、财务、设备调度、事务咨询、学习预警等高频低风险场景可让AI处理,而校长和教师则聚焦价值判断、关系协调和复杂育人问题。AI技术能提示某班级迟到率上升,却不能自动判断原因是学生家庭变故、课程无趣还是其他;能提示某学生情绪异常,却不能代替教师听孩子说话。人机协同不是简单使用系统,而是重构决策流程,判断权仍然在人。

因此,学校治理必须坚持伦理前置,在决策中保留人的判断,尤其处理复杂社会关系和教育伦理问题时,技术无法取代人的温情与道德指引。校长要提醒教师和自己:看数据,更要看学生;用证据,更要听故事。伦理前置不是否定数据,而是明确技术应用边界,让证据服务人的判断。学校可立下几条基本规矩:数据要有来源说明,不能来路不明;算法要有基本解释,不能只给结论不给理由;重要决定要有人负责,不能把责任推给系统。还可设立数据伦理审查小组,由教师、家长、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参与,定期讨论敏感问题。这不是给技术设障碍,而是给学校设护栏,使数智治理不偏离育人本位。

AI可以算得很快,但学校要教孩子慢慢成为人。先育人,再智能;先有人,再有系统;先有伦理,再谈效率。学校治理要回归到对人的理解、教师专业性、评价教育性、数据有限使用和学校育人边界。把学校办得更像学校,让学生更像学生,让教师更像教师,这才是AI时代学校治理最需要变革的地方。(中国教育报 作者吴永丽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博士,李政涛系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问AI

编辑: 毕群 责任编辑: 孙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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