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水暖　云岭情长

90年前，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先后途经云南。在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头，云南各族群众挺身而出，帮助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一举夺得北上战略主动权，为长征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成为长征途中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生动写照。

90年后，新时代号角响彻红土高原，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征程中步履铿锵，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云岭答卷。

翻开长征史册，军民同心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抵达金沙江畔的皎平渡，面对滔滔江水和穷追之敌，当地37名彝族、汉族、傣族船工连续7个昼夜摆渡，仅凭6只木船便将3万余名红军安全送过金沙江。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抵达丽江石鼓，纳西族、白族等各族群众纷纷撑船编筏，在四天三夜里，利用7条木船、一批木筏，从5个主要渡口将18000名红军安全送达对岸。

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秋毫无犯。严明的军纪，让偏处西南边疆的各族群众在短时间内便认识到“这是一支完全不同的队伍”。红军能够迅速赢得民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广泛宣传民族平等观念。以王德三为代表的云南早期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率先设立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机构，制定相关纲领，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苗夷三字经》，传播“夷汉平等、团结一心”的理念，为红军长征赢得各族群众支持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当红军长征进入云南时，王德三已壮烈牺牲，但共产党人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群众心中扎根。前期的思想铺垫，与之后的严明纪律相互印证，让红军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

长征的胜利，归根结底是人民的胜利，是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同奋斗的胜利。

红军在云岭大地上播下的精神火种，穿越时空，历久弥新。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专区26个民族3000多名群众举行盟誓大会，48名各族代表在誓词碑上庄严签名，立下“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的铮铮誓言。这块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誓词碑，与长征路上各族群众以命相托的渡江壮举遥相呼应——王德三深入边疆民族地区播撒革命火种，长征途中军民同心、生死与共，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上各族代表的郑重签名——云南各族儿女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沉信任，在跨越数十年的历史中一脉相承、清晰可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云南考察指导工作，要求云南努力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民族众多，要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切实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从给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勉励大家“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回信，嘱托各族人民“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铭刻在深入基层的考察足迹里，凝聚在情真意切的回信中。

从收信人到答卷人，云南各族干部群众感恩于心、奋进于行，以有形有感有效的方式，奋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篇章。

产业共兴，让民族团结扎根沃土。今天，金沙江畔的永胜县涛源镇，汉族、傈僳族、彝族、纳西族等民族的水电移民共居和谐村，依托金沙江沿岸丰富的水土光热资源，建设绿色经济走廊，种植沃柑、葡萄、软籽石榴等特色水果，全镇各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10万元。华坪县龙头村，昔日矿山荒山变为漫山芒果林，探索出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的独特路径。

互嵌共融，让民族团结浸润日常。楚雄彝族自治州以“幸福里”社区为抓手，创新模式，推动各族群众在就业创业、生活服务、产业协同中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目前楚雄州已建成28个“幸福里”社区，精准衔接企业用工、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带动农村劳动力年均转移就业超过100万人次。昆明市东川区临港社区是白鹤滩水电站多民族移民聚居区，当地以“1+1+3+4+5”工作法，推动群众从“搬进来”到“融进去”。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招桂村毗邻皎平渡红军渡口，汉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苗族等民族的1600余名群众，以“积分制”撬动乡村善治与民族团结，比学赶超、互助共建的氛围日浓……这些实践，促进云南各族人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互嵌共融，营造了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和谐环境。

文化交融，让民族团结深入血脉。威信县将扎西会议的红色历史底蕴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有机结合，推动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文旅产业深度交融。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汉族藏族共种葡萄，藏族傈僳族同跳热巴，纳西族普米族合办民宿，通婚睦邻、互帮互助已成世代传承的情谊。

长征精神赓续不辍，民族团结诗篇常写常新。

90年前，长征足迹踏遍金沙江两岸，各族群众的鼎力相助，为红军北上扫清了阻碍；90年后，新时代号角响彻村村寨寨，各族儿女同心筑梦，在红土高原上奋力书写“走在前、做示范”的崭新答卷。展望未来，我们更需扛起使命、勇毅担当，让长征精神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薪火相继中越开越艳。

红军长征过云南——

军民同心　鱼水情深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伟大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

云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是实现战略转移的关键区域。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先后经过云南，播撒了神圣的革命火种。所到之处，各族儿女与红军战士心手相牵、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书写了军民同心的壮阔篇章。

1935　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

2月4日

入滇首站

1月29日，中央红军从贵州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挥师向云南扎西集结。2月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云南威信县水田寨。

2月5日至2月10日

转

扎西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这次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作出挥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决策，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2月11日至2月21日

佯攻镇雄

根据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和中革军委的部署，中央红军开始从扎西地区回师东进。途中，红军佯攻镇雄后回师威信，根据敌情变化，调整军事部署，此后中央红军全部离开威信县境，进入川南地区。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2月18日至4月24日

激战富源

中央红军在三渡、四渡赤水之后，佯攻贵阳，趁滇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4月23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进入富源县黄泥河。此后，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进入云南。4月24日，红一军团前卫一师二团到达富源营上的白龙山地带，与堵防红军的滇军遭遇，激战数小时后，红军歼敌百余人，攻占白龙山，震慑了滇军。

4月27日

截获地图

中革军委在曲靖西山乡关下村面店坡附近，截获了从昆明开往贵阳的敌军车，车上载有红军急需的云南军用地图20份。这批军用地图让中革军委很快确定了精确的行军路线及战略目标，为红军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2日

破

开仓放粮

中央红军攻占武定县城，解救出150余名被关押的无辜百姓，打开县政府粮仓，没收地霸豪绅的钱财，尽数发给贫苦大众，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红军体恤百姓疾苦，点燃人民翻身的希望，凝聚起最质朴的民心力量。

壮

会泽扩红

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的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县城。此时红九军团仅剩2600余人，人疲马乏。扩红消息传来，1500余名青年踊跃参军，成为红九军团长征途中扩红最多的一次。

5月3日至9日

智

巧渡金沙

4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寻甸鲁口哨以“万万火急”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安全渡过金沙天险，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这是一场关乎红军命运的渡江传奇，刘伯承评价：“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月

烈

铁骨铮铮

红军重伤员留在禄劝九龙休养，群众冒死掩护和照料。部分重伤战士不幸被俘后，惨遭酷刑拷问，但无一人屈服。战士们被押至半山腰的“落水洞”崖畔，最终纵身跳下深涧，英勇就义。战士们以血肉铸忠诚，以生命践誓言。

6月

离滇入川

中央红军长征先后两次进出云南，在云南境内活动28天。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之后继续北上，并于10月19日到达陕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

1936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云南

3月初

奇

乌蒙回旋

红二、红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经过近一个月的千里回旋战后，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其中，宣威虎头山战斗毙伤俘敌近千人，缴枪400余支，红军牺牲300余人，这是红二、红六军团在云南最大的一次战斗。乌蒙山千里回旋，给围追堵截之敌以沉重打击，最终摆脱了强敌的围堵，毛泽东赞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3月底

兵分两路

红二、红六军团转出乌蒙山腹地后，朱德总司令指示最好在“第三渡河点（元谋龙街）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为实现到滇西北渡江计划，红二、红六军团兵分两路，向滇西挺进。左路红二军团沿滇西大道前进，右路红六军团向牟定、姚安方向前进。

4月中旬

横扫滇西

在向滇西地区挺进的过程中，红二、红六军团分别攻占了盐兴县城（今属禄丰）、楚雄县城、镇南（今南华）县城、牟定县城、姚安县城、盐丰（今属大姚）县城、祥云县城，并决定采取鹤庆、丽江、中甸路线前进。

传

火塘夜话

红六军团途经祥云县黄草哨村，一位首长借宿在彝族老人罗应弟家中，两人围着火塘彻夜长谈。临别时，首长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中国工农红军》，郑重交给老人宣讲。红军转战云南期间，广泛宣讲党和红军的根本宗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4月24日

拥

三迎红军

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丽江，全体将士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深受民众拥护。到达东元桥，群众出城迎接；行至玉龙锁脉寺，群众以纳西族仪式欢迎；进入古城四方街，群众第三次欢迎红军。军爱民，民拥军，一支队伍把百姓放在心上，百姓便用生命去守护这支队伍。

4月26日至28日

石鼓渡江

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石鼓，分别从石鼓至巨甸江段顺利渡过金沙江。截至4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约18000余人成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追击的敌人。

5月3日

和

兴盛番族

4月29日，红二、红六军团翻过雅哈雪山进入中甸（今香格里拉）。红军尊重民族风俗、敬守宗教礼仪，5月3日，贺龙率40多人应邀访问归化寺（即噶丹松赞林寺），并题写“兴盛番族”红色锦幛赠予寺院。八大老僧表示拥护红军，寺院筹措并出售6万余斤青稞等物资，红军照价付款。“兴盛番族”的赤诚期许，播下了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种子。

5月中旬

胜利会师

红二、红六军团分别抵达了西康德荣、定乡，全部离开云南。其间四进四出云南，在云南境内活动67天，摆脱了十余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师（原红九军团）组编为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于10月22日在甘肃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策划：浦美玲　段琪宇　自建丽

制作：李斌　杨萍　张耀予　张望顺泽　周超　杨景涵　王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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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留痕　薪火永续

昭通威信扎西，一床棉被、一纸标语，诉说红军与各族同胞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民族团结佳话；曲靖沾益红寨，一块银圆见证红军铁的纪律，一座小庙留存长征宿营原址。岁月流转，红色旧址得到精心保护，长征故事持续焕发新生，红色资源正不断转化为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的不竭力量。

扎西会议纪念馆　记者　陈飞　摄

扎西会议会址　记者　陈飞　摄

沾益区红寨村红军庙　记者　隋鑫　摄

游客参观庄子上红军长征标语馆。　　记者　陈飞　摄

一条棉被　真情永存

走进扎西会议纪念馆展厅，一条破旧发黄的棉被叠成方块陈列在玻璃展柜里。“这就是长征途中徐策送给熊正林家的棉被。”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卓家勇指着展柜里的棉被介绍，当年红三军团五师途经威信天蓬寨，遇到一位苗族孕妇在一个烂草棚里即将生产，五师政委徐策将自己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孕妇，后来顺利产下的男婴就是熊正林。

正是靠着这条温暖的棉被，苗家母子度过一个个寒冬。多年后，熊正林的父母双双病逝，他和妹妹一直把被子视为传家宝，后来捐给县里的红军文物征集小组，被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

移步至展厅红军英烈墙前，3000多名扎西扩红参加红军北上的红军战士名单，深深地感染着现场参观者。中央红军集结扎西11天，大力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宗旨、民族政策，用真情和行动唤醒劳苦大众，汉族、苗族、彝族等3000多名扎西儿女参加了红军。

革命老区威信县是一块红色沃土。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在今威信县境内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扎西会议纪念馆内，100多件珍贵文物、200多张历史照片，展示着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峥嵘岁月，讲述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光辉历程，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凝聚民族情感的核心阵地。

红军长征过扎西留下了216处革命遗迹，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其中长征革命文物达162处。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牵头整理编撰了130多个扎西红色故事，其中《苗汉一家亲》讲述了红九军团首长与苗族首领熊治荣在扎西田坝青杠林彻夜长谈，向其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发放宣传资料、赠送钱币和食物的红色故事。

1935年2月，红九军团驻扎在扎西田坝青杠林，经房东陶玉清引荐和邀请，军团首长和苗族首领熊治荣见面长谈。军团首长介绍了共产党提倡民族平等、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苗家和汉人是一家人、红军绝对保护苗家工农群众利益等宗旨和主张。两人交谈至第二天早晨，军团首长还送给他一摞宣传材料，并赠送了两把银币和一包食物。

时光流转，90年前红军长征留下的宣传标语，如今成为赋能文旅融合、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财富。在扎西镇石坎社区庄子上居民小组，红军长征标语馆内展示的民族政策标语，讲述着红军与各民族同胞携手同心、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故事，凝聚起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奋进力量。

威信县依托扎西会议会址、红军长征标语馆等红色文化展馆，以旧址遗迹为教室，以文物史料为教材，开发了重走长征路、农耕文化、苗族蜡染、非遗体验等13门红色研学特色课程。自2024年9月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以来，全县累计举办研学活动100余期、吸引3.8万人次参与，其中县外学员超过6000人次，各族青少年在研学实践中增进了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

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南段）的核心节点，威信县还持续推进革命遗址修缮与场馆升级，以旅游公路、红色步道推动红色文化串珠成链，“红色+民族文化”“红色+科普研学”“红色+美丽乡村”等新业态渐入佳境，以红色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我们以红色文化赋能民族团结进步，以文旅融合促进各族群众共同繁荣发展。”威信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周梦秋介绍，通过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已建成庄子上、湾子苗寨等5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也是红色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十四五”期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844.9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3.43亿元，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带动各族群众共享文旅产业红利、共同繁荣发展。

此外，威信县还同步打造花房子会议会址、庄子上会议会址、江西会馆会议会址展示园，并建成红军长征过云南情景体验馆、红军长征标语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展陈馆等多个红色教育场馆，以及四渡赤水长征历史步道、环山览胜文旅观光体验步道，形成了“三园五馆两道”红色教育矩阵，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记者 沈迅）

一块银圆　明纪立心

曲靖市沾益区大坡乡西南的群山深处，有一座红军庙。庙为硬山顶、抬梁式土木结构，正房与左右厢房围合成一个小四合院，天井铺着青石板。庙不大，过去在云南乡村随处可见，但这座庙不一样。

1936年4月，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直属部队在此宿营，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庙里。90年过去，庙还是那座庙，梁架未改，柱础仍在。红军长征过云南留下的遗迹不少，但像这样保存完好的原址本体，在曲靖乃至云南都不多见。当地群众称它为红军庙。

红军庙所在的村子，原名为汤浪。红军走后，村子更名为红寨。一个村名的变更，背后是一段用纪律换来的信任。而这段信任的起点，要从一块银圆说起。

一块银圆与一个村庄的更名

1936年4月5日，贺龙率军团直属部队到达汤浪，宿营在这座小庙里。部队刚到，不便外出，但要用开水，于是请当地一位村民帮忙拾柴，村民还主动拿出自家铜壶给红军烧水用。

4月6日，红军离开汤浪，贺龙命警卫员归还铜壶并支付柴钱，村民坚决不收。为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警卫员悄悄将一块银圆压在茶壶之下。按当时物价，一块银圆可买30公斤大米。这可让一家人吃上好多天饱饭。

“虽然柴火在老百姓眼里不值什么钱，但红军坚持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大坡乡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袁武杰说，正是这些小事，让群众看清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这样的故事不仅一桩。村民周维昌了解红军宗旨后，连夜杀猪备菜，煮了两大锅杂烩菜送到驻地，与红军共餐。村民窦朝民邀请4名红军战士留宿，把家里不多的食物拿出来招待，战士们深受感动，临行赠予一把茶壶作为感谢。红军要穿过村北的密林前往寻甸，窦朝民和周富春主动带路，带领红军离开村庄、穿过密林、送往寻甸，完成任务后，红军为表感谢，赠予他们一块银圆和一件棉衣。

后来，当地群众将汤浪及周边8个自然村更名为红寨。1977年，当地公社在庙侧台坡立起“红军长征遗址纪念碑”。2006年，红军庙与纪念碑被列为曲靖市第二批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曲靖，很多长征遗迹是后世修建的纪念设施，而红军庙是当年红军实际宿营、开会、住宿的原址本体。”沾益区文物管理所所长王文介绍，像这样保存完好的原址实物，在曲靖乃至云南都不多见。

从一座庙到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2024年11月，沾益区大坡乡红寨红军长征革命遗址改造提升项目启动，总投资101万元，现已全部完工。如今，走进红寨村，一条石板小径连接着3处核心空间，包括修缮后的红军长征夜宿汤浪临时指挥部旧址、1977年竖立的红军长征纪念碑，以及修缮扩建的红军长征过沾益主题展馆。

红军长征夜宿汤浪临时指挥部旧址内，作战地图、行军床、复刻步枪、桌椅等物品静静陈列，同时复原了指挥部场景、战士住宿生活空间。

红军长征过沾益主题展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仿制当地传统民居式样，内设“长征，永远矗立的丰碑”“红军长征过沾益”“传承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三大板块。“从史料整理到布展设计，我们反复听取党史专家和文博专家的意见。”袁武杰介绍。

基地为纪念碑加装玻璃保护罩，修建3座毛石挡土墙稳固地基，硬化村内主干道通往纪念馆道路约60米，新建雨水管网和排水沟150米，安装路灯5盏，移栽圆柏、雪松、红叶石楠等树木40余株。新建的红寨红色文化广场占地约1.5亩，配套公共卫生间和凉亭。每逢建党节、国庆节等重要节点，党员干部、青少年都会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展成了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红色课堂”、青少年德育教育的“第二课堂”。

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红寨村的探索，在于将红色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与村庄发展、群众增收深度绑定，让长征精神从墙上走下来，成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治理资源。

大坡乡依托原红寨小学校园谋划红寨红色产业园改扩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红军长征过沾益专题培训中心、“红军餐”食堂改造提升、停车场建设、配套公厕改造，以及“脉·承家风馆”装修布展，同步规划产业基础设施道路2.5公里。

“我们要做的不是‘看一座庙、听一个故事’，而是要把参观、培训、体验、消费串起来，让红色资源真正成为村集体和老百姓的饭碗。”袁武杰说，依托红军长征遗址和主题展，红寨村承接专题培训、红军餐体验、登山徒步、露营等活动，逐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讲一块银圆的故事，落脚点不仅在于感动，更在于追问：今天的我们，怎样把这种“不占群众一分一毫”的精神，变成让群众得实惠的行动？

站在红军庙的天井里，贺龙当年宿营的正房就在眼前，梁是旧梁，柱是老柱。这座小庙没有变成废墟，也没有被推倒重建，它被原址保留、原貌修缮，立在红寨村的山坡上。那块银圆早已不在茶壶底下了，但这里长出了一个村庄的新名字，长出了一座主题展，长出了一条红色教育与绿色发展交织的路。

90年前，红军用一块银圆告诉群众，这支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90年后，红寨村用一座原址保护的小庙告诉来者：那段历史就在你脚下，就在你眼前。（记者 隋鑫 张雯）

丹桂定策　金沙决胜

1935年，中央红军在寻甸县丹桂村连夜敲定渡江方略、在禄劝县皎平渡口上演军民竞渡壮举。一为运筹之地，一为决胜之场，一场跨越群山的战略行动，书写了巧渡金沙江的长征传奇。

丹桂村　记者　陈飞　摄

游客在丹桂村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参观。记者　陈飞　摄

禄劝县皎平渡镇的芸岭鲜生基地蔬菜大棚内，村民正在采收有机生菜。　　记者　高吴双　摄

皎平渡大桥　记者　高吴双　摄

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碑　记者　高吴双　摄

小院筹略　定策突围

群山环抱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丹桂村，曾是地图上不起眼的小村落。90余年前，就在村里的何本恩家大院，一场关键军事会议连夜召开，为3万余名中央红军打通抢渡金沙江的生路。

丹桂村村口悬挂着一副楹联：“居丹桂运筹帷幄，渡金沙用兵如神。”，红底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引人回望1935年那个决定命运的春天。

彼时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数十万敌军紧追不舍，金沙江天险横亘前方。4月29日凌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寻甸鲁口哨发出“万万火急”电令。4月30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军委纵队进驻丹桂村。这座深山小村，悄然见证着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战略部署。

夜里，何本恩家的四合院正厅灯火不息，这里被临时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室。屋内悬挂起军旗与地图，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事关全军安危的会议在此召开。

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馆长马引涛指着房间介绍：“这里就是巧渡金沙江部署和研究会议召开的地方。”千钧系于一发，决策容不得半点失误——红军连续行军数月、辗转数千里，人困马乏；身后数十万敌军步步合围，前方金沙江水流湍急、渡口情况不明。

寻甸县委党校教研室主任李祥介绍，这次连夜召开的会议将“万万火急”的电令转化为可落地的作战方案：组成渡江临时指挥部；刘伯承任先遣司令，统一指挥全军渡江，明确了渡江路线、次序和保障。

次日凌晨，刘伯承率先遣部队从丹桂村出发，急行军一天一夜，跨越百余公里山路，夺取了位于金沙江畔的禄劝县皎平渡。大部队随后赶到，分批过江、昼夜不歇。至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凭6条木船、37名船工，全部从皎平渡渡江。刘伯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走进这间当年的作战室，房屋狭小局促。正厅内的群雕再现了那个不眠之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围在地图前，紧锁眉头，部署渡江方案。另一个院落的二楼墙体上两道一厘米多宽的窄缝，是机枪射击孔，“外面看不到里面，里面却能架枪”，战时指挥所的肃杀紧张气息，仿佛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历史的痕迹不只留在老屋里。1975年筹建纪念馆时，工作人员邀请毛泽东警卫员吴吉清、周恩来警卫员范金标等老红军前来寻访。他们记得驻地在寻甸，却说不出具体村庄，最终帮他们锁定那栋院子的，是一件来自杨家大院二楼展柜的小小信物——一只八音钟。

这只德国造八音钟能发出8种不同声音整点报时。1935年4月30日，毛泽东等住进杨家院，警卫员被钟声吸引，悄悄带上它，想让首长们有个报时钟。5月3日抵达皎平渡，钟声忽然响起。毛泽东十分生气，责令立即送还。可百余里山路无法折返，几位领导人凑出两块大洋，托付江边一户人家，待大军过后将钟送回。后来，这户人家信守承诺，将八音钟安全送回杨家。

1975年，两位老警卫员聊起往事，无意中提到八音钟。工作人员辗转找到杨家后人，确认家中确有这样一只钟，红军走后便不见了。老警卫员实地辨认，一进院子便认了出来：“就是这！”

马引涛感慨：“没有这只八音钟，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纪念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铁的纪律，就这样凝结在一只辗转百里又完璧归赵的八音钟里，成为纪念馆最珍贵的精神坐标。

同样动人的，还有一把小军号。红二、红六军团途经寻甸时，小军号的主人不过十三四岁，负伤掉队后被朱仕光一家收留。少年养好伤执意追赶部队，临别时将最珍视的小军号留给恩人。朱家将它深埋院中，直到纪念馆筹建时才挖出捐赠，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尽管这里陈列的是一件仿制品，但斑斑锈迹之间，依然清晰可辨的，是那段烽火岁月里军民之间质朴如初、深厚如山的鱼水深情。

如今，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已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带动全镇20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旅游综合收入年逾千万元。集红色文创、教学、体验于一体的柯渡教育基地已投入使用。“红色教育+生态休闲+农事体验”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成为推动乡村经济的强劲引擎。

放眼寻甸，肉牛产业规模稳居全省前列。5年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由172.44亿元增长至218.76亿元。这片聚居着25个民族的热土，3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90余年前的那场会议、那个决策扭转红军危局。在丹桂村连夜拟定的渡江方案，将“万万火急”的指令变为作战指挥图。刘伯承带领先遣队向百余公里外的皎平渡疾驰而去，一场军民同心搏击大江的决战，在金沙江畔展开。（记者 张雁群）

飞舟破浪　巧渡天堑

金沙江奔流不息，承接来自丹桂深山的战略决策。

金沙江畔，群山如黛。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平渡镇杉乐红军长征纪念馆院子里，一株树龄300余年的“将军树”枝繁叶茂；展厅墙上，37名船工的名字与照片，定格了军民一心巧渡金沙江的壮举。当年搏击风浪的渡口，如今已成高峡平湖，“金沙水拍云崖暖”的红色大字在半山腰熠熠生辉。

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90多年前，依靠6条木船，在37名船工协助下，中央红军3万多名将士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赢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渡江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渡江守则》，3万多人有序过江，靠的就是严明纪律。”禄劝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

江流湍急、礁石密布，船工借月光奋力摆渡，3人一班轮流划行，10次一换，交替上阵。

红军严明的纪律与惊人的胆识给当地群众留下深刻印象。义务讲解员裴新会是老船工张朝满的孙女，她说：“从爷爷那里听来的细节至今难忘，每条船坐几个人都有定数，多一个不能上，少一个也不行。”

红军尊重群众，主动帮船工劳作；条件再艰苦，也优待船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杀猪慰问。这份真诚，让船工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这段经历是爷爷一生最光荣的记忆，也一代代传到我们后辈心里。”裴新会说。

裴新会还转述老船工杨朝兴和红军的对话。当年红军询问金沙江水流为何汹涌，杨朝兴答道，无数小河汇聚，才汇成大江。红军感慨：“革命队伍也是如此，不断汇聚力量，就能发展壮大。”一问一答质朴动人，那一刻军民的心紧紧相连，如同百川汇江，同心向前。

战火之中，军民之间的信任只需数日便可建立，而要让这份信任穿越90余年风雨化作不灭薪火，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

2020年，“将军树”濒临死亡，禄劝县紧急拨款并请来专家及时抢救。“这棵树见证长征往事，红色故事也随着古树新生不断延续。”皎平渡镇党委书记张燕说，原皎平渡旧址因水库蓄水淹没，纪念馆搬迁新址，大家担心红色故事会断档。近年来，禄劝县持续挖掘渡江守则、渡江歌、船工故事，在大榕树下讲党课、唱红歌、走长征步道，打造了“红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5条教学线路、20个教学点，近5年来接待5.3万人次。

乌东德水电站建设移民搬迁时，老船工陈月清的孙子陈洪付临走前，回到空荡荡的老屋，看见墙上留下的凹陷痕迹，对着屋子说：“爷爷，我们要走了，但还是会守着江，传好你交给我们的红色精神。”

搬进乌东德镇金瑞社区，陈洪付和许多船工后代开起了红色民宿，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他常去大坝边，望着“巨龙”横卧江面，心里踏实而骄傲——爷爷当年用木桨送红军过江，如今自己也为大国工程出了一份力。祖孙两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守着这条江。

罗婺彝绣一条街上，30多家店铺如同彝绣活态展馆。禄劝彝绣协会副会长尹明章融合彝族、傈僳族、苗族等多民族纹样，从红军长征过禄劝的历史中汲取灵感，把红色元素绣进绣品。禄劝现有绣娘万余人，2025年彝绣产业产值达1.18亿元，指尖技艺转化为富民产业。

在芸岭鲜生有机蔬菜基地，2019年从库区搬迁至此的皎平渡口搬迁移民李才春带着工人管护着植株。2021年芸岭鲜生有机蔬菜种植基地项目落地皎平渡镇，她从零学起，迅速成长为种植组长，月入4000余元。

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根基愈加牢固。乌东德镇金瑞二社区，傣族、彝族、傈僳族、回族、汉族各族居民从库区搬迁后共居共处。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军说：“现在大家汇集在一起，有事同心协力。”目前，社区已建成“老船工之家”民宿10家，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张燕介绍，皎平渡镇持续延伸产业链，引入社会资本打造民宿、特色餐饮，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2025年，全镇接待游客5.2万人次，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余元。

在皎平渡镇，红色记忆没有止于讲述，它在绣片针脚里、在蔬菜大棚里、在共居共业的日常里，凝结成了这片热土向上生长的精神根脉。90余年前，6条木船载着一支队伍闯出险境；如今，各族儿女守着这条江，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同样的江河，不同的航程——岁月改变的是渡口的模样，沉淀下来的是同舟共济的信念与力量。（记者 王琼梅）

征途寻道　同心铸魂

1927年，革命先驱王德三执笔立纲，求索边疆民族平等之道；1936年，红军转战大姚，在乡土间厚植军民鱼水之情。一纸开新境，一程暖民心，两段红色往事，共绘云岭民族团结进步的动人长卷。

大姚县蜻蛉河沿岸建成高标准蔬菜种植基地。记者　高吴双　摄

大姚县金碧镇依托红色资源建设文旅小镇。记者　高吴双　摄

祥云古城　记者　高吴双　摄

钟鼓楼窗外的祥云古城，一片热闹祥和。记者　高吴双　摄

先驱立纲　火种长明

100多年前，祥云县刘厂镇王家庄村一座青瓦白墙的老宅院，走出了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一门三杰”。他们投身革命，矢志求索救国救民道路。其中，王德三以先行者之姿，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探索。

1927年，王德三担任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设立省临委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他牵头制定的《少数民族问题大纲》，形成了党内首个针对云南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王德三还深入滇南少数民族村寨走访调研，创作通俗读本《苗夷三字经》，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的信念深植云岭大地。

如今，王复生、王德三烈士故居已成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数万群众慕名前来，在泛黄史料、烈士遗书中回望峥嵘岁月，探寻红色火种跨越风雨、扎根生长的时代密码。

初心引路，开拓民族工作新局

“王德三在云南少数民族工作上的探索具有开创性，他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祥云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史德军说。

为便于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理解，王德三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边疆实情深度融合，以《苗夷三字经》为载体，宣讲民族平等、团结抗争的革命理念。书中“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等质朴语句传遍滇南，有效消解民族隔阂、凝聚革命共识，被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视作自己的“经书”。

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祥云，广泛宣讲革命主张。在汉族、白族、彝族杂居的村寨里，战士们恪守纪律，帮群众挑水砍柴、赠衣送银，用行动践行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革命初心。在他们的感召下，当地近千名各族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代代接力，赓续红色精神血脉

“一封家书别生死，几纸笔墨诉衷情！”77岁的王氏家族后人王式雄，从事红色宣讲二十载，每次回望王德三狱中万言遗书的悲壮过往，总是心绪难平。

2003年，王式雄退休后，主动承担起烈士故居管护、史料整理、义务讲解等工作。为还原革命历史，他走访村内高龄老人、深挖散落史料，自筹资金编撰关于王氏三兄弟的革命专著，成为深耕本地红色历史的“土专家”。二十载默默坚守，王式雄见证了百年老宅从普通民居变成省级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示范阵地，英烈事迹广为传播。

祥云县在王家庄村建成红色文化传承中心，组建专职讲解队伍传扬红色故事。讲解员孙银花10余年来累计讲解1400余场。“讲好党的历史，讲好红色故事，就是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孙银花介绍，中心还联动学校、团组织培养了80余名“小小讲解员”，让红色基因、团结理念浸润少年心田。目前，该中心累计接待参观学习50余万人次，红色火种在代代讲述中愈发炽热。

产文相融，筑牢民族团结根基

“红色是我们的根，民族团结是发展的底气。”王家庄村党总支书记王汝学扎根基层23载，2025年底获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多年来，他以红色赋能乡村振兴，带领村“两委”探索“红色文化+美丽乡村+特色农业+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培育特色种养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村民人均年收入提升至2.23万余元。

以王家庄为示范，祥云县全域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打造“云岭初心照同心”特色品牌，创编红色花灯剧《省委书记王德三》、连环画《王德三》等文艺作品，依托烈士故居、革命旧址等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思政课堂等活动，融通各族情感、凝聚奋进共识。“读懂了这里的红色历史，也就读懂了边疆各族人民同心奋进的力量。”初到祥云履职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杨兆淼在实地走访王家庄后深有感触。

禾甸镇七宣村是一个仅有67户人家的彝族古村落，数百年来延续着多民族共庆佳节的民俗传统。如今，当地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艺术家第二居所”，开发特色旅居新业态，吸引多名全国各地的“新村民”入驻旅居，成为各民族互嵌交融、同心共生的生动缩影。“村里杀猪饭、做客，他们都会邀请我，把我当自己人。”来自黑龙江的“新村民”吕茂利说。

薪火相传，培育时代同心新人

祥云一中校园内，一块镌刻着“为国育才”大字的巨石巍然挺立。这是1936年红军长征过祥云时，贺龙为当地教育发展留下的深刻寄语。多年来，学校始终铭记这份革命期许，坚守办学初心，引导各族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勤学笃行、报国成才。

立足深厚红色底蕴，祥云县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联盟”，覆盖32个教育集团、243所学校，统筹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保障各族学子同步成长、共同进步。祥云一中创新育人模式，打造专题教育基地，依托专职宣讲教师队伍，开设民族团结专题课程，推动红色教育、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教学全过程，润物无声滋养青少年心灵。

“90年多前王德三探索的核心命题，就是‘各民族如何成为一家人’。今天，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这一命题在新时代的深化与践行。”史德军说。目前，祥云县已创建省州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245个。革命先驱在云岭边疆探索的民族团结革命实践，在新时代落地生根，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记者 李丽 段苏航 秦蒙琳）

丹心赤诚　代代传承

走进大姚县金碧镇七街文旅小镇，蜻蛉河水蜿蜒流淌、青石板古巷曲径通幽。小镇深处，赵祚传烈士故居木门轻掩，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临时指挥所旧址窗明几净，红军井汩汩清泉经年不歇。

漫步英雄故里，烽火岁月与时代发展图景交融碰撞。

1936年4月，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转战滇中大姚，于七街仓西村安营休整。彼时华夏大地山河破碎，蜻蛉河谷民生凋敝，世代栖居于此的彝族、汉族百姓常年饱受苛捐杂税盘剥，苦不堪言。初见风尘仆仆、布衣草履的红军战士，各族群众心中满是戒备。可短短几日，这支人民军队以铁一般的纪律、为民谋解放的赤诚初心，消融了民族隔阂与人心壁垒，收获群众毫无保留的托付与信赖。

赵祚传故居里，一条旧毛毯背后的军民佳话代代相传。4月18日傍晚，两位军团首长专程登门拜望革命烈士家属。赵祚传生于七街，曾为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他奔走乡野播撒革命火种，1929年惨遭反动政府杀害，年仅26岁。萧克将随身御寒的毛毯赠予烈士母亲。老人含泪接过薄毯，并遵照儿子毕生追随革命的遗愿，取出家中积攒的400元银花钱，全数交付红军充作行军路费。

这份凝结在毛毯与银钱中的民族同心之情，穿越岁月长河，在七街焕发新生。90年过去，七街变了模样，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泥泞土路，如今已是串联村寨、连通产业的康庄大道；曾经垃圾淤积、杂草丛生的蜻蛉河岸，如今绿道绵延、繁花次第绽放；过往散居各处、往来稀疏的各族群众，抱团共居共业、守望相伴，民族团结进步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触手可及、日日践行的生活常态。

2020年以来，当地累计投入2.1亿元建设“红色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带，统筹推进48个红色提质项目，对赵祚传故居、红军驿站、红六军团指挥所等革命旧址开展系统性修缮提升。依托得天独厚的河谷水土资源，在蜻蛉河畔打造5万余亩叶菜种植基地，同步配套5000余亩高效节水灌溉设施。连片菜田沿河谷铺展、沃土生金，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载体。2025年，七街文旅小镇全年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单日客流超过5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210支红色教育研学团队8570余名学员走进七街文旅小镇。络绎不绝的客流带动旅游服务、特色种养、民宿经营蓬勃发展，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携手致富。

“幸福是一代一代奋斗出来的，我们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金碧镇基层党建办公室工作人员罗培春介绍，在革命先辈精神感召下，村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主动参与法治小院、德治长廊、自治教育墙建设，共建共享的善治氛围日益浓厚。各族群众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休戚与共、荣辱相依，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乡土日常。红色教育融入教育、治理、文化等，浸润老幼，实现代际接力、生生不息。

七街寅阶小学距赵祚传故居不足一公里，拥有124年办学历史。学校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编撰校本教材《红色基因代代传》，将赵祚传所作《农民四字经》改编为朗朗上口的快板书，常态化开设红色研学、劳动实践课堂。同时，定期举办红军故事宣讲、红色诵读大赛，让少年学子在沉浸式研学中读懂长征背后的家国大义。

七街社区整理挖掘本土革命故事20个，组织147名党员成立志愿服务队伍，依托红色阵地开展宣讲。

“红色文化不是挂起来观赏的展品，要让群众走得进、感受深，更要带动产业、带动百姓增收致富。”七街社区党委书记李美玲表示。这种传承，早已形成情感制度化体系：校园德育固定嵌入红色课程、社区治理固定开展红色宣讲、文旅产业固定配套红色体验，红色传承不再是阶段性活动，而是城乡发展、基层治理、教书育人的固定必修课。

90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更是一种精神的穿越时空、生生不息。当400元银花钱的赤诚在蜻蛉河两岸代代相传，当“石榴红”驿站成为各族群众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刻在每一个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村民的手掌上，融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你帮我扶、守望相助的日常中。（记者 胡梅君 谢蕊灿）

水拍云崖　回响声声

90年前，红二、红六军团开启巧渡金沙江的伟大征程。先入丽江古城，各族百姓开门相迎、筹粮引路；继而在金沙江沿线多点抢渡，从4月25日下午到28日下午，金沙江两岸28名船工无一退缩，以木船竹筏托举大军跨越天险。

浪涛拍岸，一江金沙回响着各族群众以命相托的军民鱼水深情。渡江之后，红军踏上雪域高原播撒革命火种。九十载江涛不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绘就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富裕振兴的时代新篇。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 记者　陈飞　摄

奔子栏镇贺龙桥记者　陈飞　摄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记者　陈飞　摄

长江第一湾记者　陈飞　摄

丽江古城　三迎红军

秋日午后，丽江古城的石板路被晒得微微发烫。拐进一条幽静的巷弄，红军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藏在一片纳西院落里。丽江古城景区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讲解员于洋的声音清亮而沉稳：“这里曾是晚清进士和庚吉的宅院。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军团途经丽江，就住在这座院子里……”

1936年4月下旬，红军即将抵达的消息很快传遍丽江古城。起初，因国民党的造谣蛊惑，各族群众心存顾虑，不少人躲进了山里。此时，纳西族开明乡贤、晚清进士和庚吉站了出来，对惶恐的乡邻们说：“红军是政党的部队，有自己的纲领，不会胡作非为，应当欢迎才是。”在他的号召下，部分群众依照纳西族“三站迎客”的传统，在东元桥、玉龙锁脉寺和古城四方街分段“三迎红军”。和庚吉还邀请贺龙到家中做客，并腾出宅院作为指挥部和宿营地。

红二军团先遣红四师进入丽江古城时，国民党官员和地方武装早已逃散。红军占领县府后，砸开监狱，释放了48名蒙冤受困的劳苦群众。消息不胫而走，先前躲进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随即纷纷行动起来。

民心渐安，丽江古城各族群众踊跃筹措粮食物资，积极提供支援，全力协助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古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者树发生介绍：34名裁缝赶制军服、做饭；71名百姓主动担任向导，领着红军穿密林、走小道，巧妙绕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

这份边疆同心的传承，在古城另一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大家看这座忠义牌坊，”古城博物院（木府）讲解员杨凌指着木府门前的石牌坊说，“这是明朝万历皇帝御赐的，纳西土司世代忠君爱国、维护统一，‘心向中央’从未改变。”

杨凌告诉记者，从明代木氏“世守边土”，到90年前各族群众帮助红军渡江，再到今天守护这座文化地标，始终贯穿着“边疆儿女心向中央”这条主线。

眼下，当地正计划将红军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滇西北革命根据地暨边纵七支队纪念馆等红色场馆串联起来，策划推出“红色记忆·同心丽江”讲解线路。

大研街道新华社区地处古城核心区，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朝铃对每一条巷子、每一户人家都熟稔于心。他说：“现在社区400多户居民里，只剩一户是老住户了，大部分是从外地来做生意的‘新丽江人’。”

人虽换了，但古城包容团结的基因仍在。2024年以来，社区借助“和美大研”邻里文化节，组织新老居民一起包汤圆、提花灯、欢度元宵，三多节祭祀雪山，火把节围篝火打跳，中秋节打月饼、话家常；组织新丽江人走进红军长征纪念馆等文化院落，了解纳西文化和那段红色历史；同时让外来商户和本地居民共同担任网格信息员，负责安全消防巡查、游客引导、环境卫生等事务。

2023年，新华社区成立了院坝议事会，社区的事新老居民坐下来一起商量。目前，议事会已召开20多次，解决了30多件实际问题。

从当年的“三迎红军”到今天的“院坝议事”，长征精神最深沉的力量，唤醒着这片土地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觉。新老居民在同一个火塘边端起酥油茶，汉族、纳西族、彝族、白族的后代在同一座古城里守护着同一段记忆。（记者 和茜 李铁成）

石鼓江湾　火把照亮

站在石鼓镇岸边，万里长江第一湾的涛声阵阵，对岸的山崖峭拔、沉默。江风吹得人眯起眼，可那段船筏横渡天险的故事，风再大也吹不走。硝烟散尽，江水东流，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守在江边讲述着这段往事。

1936年4月，红军抢在敌人合围之前，日夜兼程赶到了石鼓渡口。危难之际，当地28名船工挺身而出，把红军找来的7只木船、几十条木筏推入江中。在木瓜寨、木取独、格子、士可、余化达5个渡口，全力支援红军渡江。

4月25日夜，金沙江边火把成串，亮得像一条火龙。船工们轮班摇桨，昼夜不歇，将一船一船的人送往对岸。其间，一条船在急流中猛地侧翻，惊呼声与水声混杂成一片。当地村民尹学富二话没说，划着木筏就往沉船方向冲去，硬是从江水中拽回了两名战士。但江流无情，另有10余名红军和船工周长寿被浪头卷入，再也没能上来。那条船沉了，可剩下的船没停，筏子还在走，江岸上的火把一直亮到天明。

四天三夜，人未合眼，筏未停歇。待最后一批将士踏上对岸，江畔一片欢腾。1936年4月28日全军渡江完毕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提笔写下一首诗：“后闻金鼓诚为虑，前得轻舟喜欲狂。”他喜的不是船，而是这江岸上成千上万双伸出的手。

当年那些船工大多不识字，不懂什么大道理。他们就认一个理儿：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对谁好。民心的账，从来不复杂。

战火远去，记忆永恒。

2004年，张学文接手石鼓红色历史讲解工作时，手头只有一座纪念亭、一块纪念碑、四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段惊心动魄的渡江往事，散落在沿江老人的只言片语里：“再没人记，就真要断了。”张学文坐不住了，揣着纸笔，沿着金沙江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挨家挨户敲门，寻访当年亲眼见证红军渡江的老人，一字一句记录口述史实，一点一滴还原历史细节。

2006年，一批红军后代重走长征路来到石鼓。张学文一边讲解，一边追着他们核实细节，每一个问题都问得仔细，认真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几年下来，零零碎碎的口述被他串联成一条清晰完整的时间线。

光有故事还不够，得有实物来见证。张学文四处奔走，申请项目、争取支持。2006年，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破土动工，2008年正式开放。其间，馆里陆续收存了老船桨、旧煤油灯、补了又补的军装等29件（套）实物。

22年间，张学文累计讲解1.58万余场次，受众超过110万人次。最让张学文欣慰的是，如今石鼓的红色故事不再是他一个人讲。八旬退休教师和忠全，常年守在木瓜寨红色研学点义务讲解，一年接待上万人。有人劝他歇歇，老人摆摆手：“趁还能讲，多讲一场是一场。”

90年前的火把，照的是渡江的路；90年后，在张学文日复一日的讲述中，那段各族群众与红军战士同舟共济的红色记忆扎进了石鼓的土地里，化成了今天各族干部群众并肩奋斗、共同发展的底气。

石鼓镇新华村，依托玉龙雪山乌鸡保种繁育基地，推行“党组织+公司+农户”模式，种苗、技术、销路一条龙服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里还推行“2119”基层治理工作法，四级网格连到每家每户，邻里之间有难处，几分钟就有人上门搭把手。

如今的石鼓，红色资源和产业发展拧成了一股绳，各族群众像当年江边的火把一样，一簇连着一簇，光照彼此。产业联农，利益共享；邻里互助，情感共融；网格共治，责任共担。长征精神不再是陈列馆里的老故事，它渗进了田间地头、火塘灶边，化成了石鼓各族群众日子里的底气，也化成了他们“同是一条根、同是一家人”的真情实感。（记者 和茜）

雪域高原　红色华章

站在位于香格里拉市金江镇东南部车轴村委会的寒史里渡口，江风猎猎，金沙江水拍打着礁石。90年前，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马，从这里跨越金沙江，翻越雪山继续北上，在雪域高原播下革命火种。

“当年，我爷爷在江边听见红军的呼救声，立刻赶过去帮忙。”船工彭凤翥的后人彭松诚老人望着江面说。

此前，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红军的谣言，船工彭凤翥和乡亲们吓得躲进深山。1936年4月27日中午，他听到江边传来呼救声，顾不得害怕，带着儿子彭琪划船冲向江中。当时红军在渡江，因军马受惊导致木船翻沉，多名战士跌入金沙江。彭凤翥父子奋力救起多名落水战士。接触中，彭凤翥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待人和气，当即决定留下来，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

越来越多当地群众投入到帮助红军渡江的大军中。从4月25日下午到28日下午，金沙江两岸28名船工无一退缩，用7只木船载着1.8万人马渡过天险。

渡江后，红军在金江、上江一带休整。当地村落几乎都驻有红军。战士帮百姓挑水、打扫卫生，凡拿了老百姓东西，都留下等价甚至超值的银圆。彭松诚常听爷爷念叨：“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消息在群众中传开，原先避居于山林岩洞的乡亲陆续返家，主动协助红军救护伤员、筹措粮草。

军民之间的信任，在生死相托中深深扎下根。红军进驻金江镇时，16岁的红军战士钱永福枪伤复发，部队将他托付在村民和泰城家养伤。和家人冒着危险掩护伤员，悉心照料其饮食起居长达半年。伤愈之后，钱永福选择留在金江安家立业。“我是红军渡江那年出生的，今年90岁了。”钱永福的遗孀周莲珍微笑着讲述着。二人婚后日子清贫却踏实，夫妻俩起早贪黑、勤恳劳作，先后养育了7个儿子、2个女儿。

红军留下的军民鱼水情谊扎根在这片土地。10余年后，解放的号角响彻金江。1949年12月25日，金江特区人民政府在中甸县金江礼都村正式成立，建立了中甸县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1950年2月10日，滇西北金江特区工委成立，为全县解放奠定了组织基础。1950年5月10日，中甸实现和平解放。

1999年，金江被列入全省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老区；2019年，金江特区旧址获评迪庆藏族自治州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军长征经过迪庆，在金沙江边播下革命火种，这些故事不该被时间淹没。”当年照顾钱永福养病的和泰城后人和涧秋说。2020年，他自掏腰包把自家老宅改造为红色民族文化广场——这里曾是红二、红六军团卫生部驻地，也是钱永福养伤半年的地方。和涧秋保留老屋原有建筑格局，一楼还原20世纪30年代金沙江沿岸农家生活场景，摆设老家具、老农具；二楼打造“红军长征过迪庆”主题展厅，收集老照片、史料和口述故事。当地整合金江镇多处红军渡口与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红色研学线路，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文旅发展双向赋能。

近年来，在香格里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金江镇配合完成了全域革命遗址排查、界定、立碑标识，完成撒苏碧、木斯扎等7处红军渡口，金江特区旧址、战斗遗址等13处革命点位的修缮保护，建成革命老区纪念碑、革命老区陈列室、姚家大院、兴隆红色研学基地，串联形成一条完整的红色党建文化长廊。

走进金江镇兴隆村，以巧渡金沙江、军民鱼水情等内容为主题的红色墙体彩绘映入眼帘。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横渡金沙江后，将临时指挥部设立于姚家大院。2021年以来，兴隆村依托姚家大院积极打造“红军村”，建成兴隆村红色文化研学教育基地，长征精神展厅、乡愁馆展厅等特色展馆吸引众多游客和党员队伍实地学习。2022年至今，基地接待游客700批次3.6万人次，带动群众开办民宿18家，帮助销售农产品20余万元。

金江镇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聚居着纳西族、白族、汉族、苗族、傈僳族、藏族、彝族、回族等10余个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格局。“我们传承金江特区多民族干部共同组建政权班子的历史经验，各村建立多民族联合议事机制，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汉族等民族村干部共同商议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民俗保护、矛盾调解等大小事务，遇事共商、难题共解，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金江镇党委书记孙立平说，依托红色文旅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富裕，通过特色种植养殖打造“五园”产业、融合红色文旅、民族非遗手工艺多元产业发展布局，真正实现各族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共享发展红利。目前，全镇7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益全部超过5万元，最高达80万元。（记者 贡秋次仁）

编者按

90年前，红军在苗族、瑶族、壮族、侗族、彝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播下革命的火种，长征沿线的各省区留下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民族团结故事。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报与长征沿线省区党报进行联合报道，将各地民族团结鲜活实践汇聚成篇，同奏跨越90年的时代回响。

江西

红井映照鱼水情

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红井景区游人如织。瑞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丽微　摄

今年国庆期间，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红井景区游人如织。井旁石碑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鎏金大字苍劲有力。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舀起一瓢井水细细品尝，以此缅怀当年的挖井人。

红井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亲自带领干部群众开挖的，水井至今仍可使用，打上来的水清凉甘甜。

20世纪30年代，沙洲坝百姓想要喝上一口干净的井水，却是一件难事。

“那时，沙洲坝不仅无水灌田，就连群众喝水也非常困难。一直以来住在沙洲坝的人，吃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今年68岁的红军后代、沙洲坝义务红色讲解员杨小春将红井的故事向记者娓娓道来。当地曾有民谣：“沙洲坝、沙洲坝，三天雨不下，没水洗手帕。旱死老鼠渴死蛙，有女莫嫁沙洲坝。”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驻沙洲坝。同年9月，毛泽东了解到当地群众的用水难题后，带着红军战士踏遍村落勘探水源，敲定井位便破土动工。闻讯的村民自带工具赶来，军民同心、挥锹掘土，很快掘出这口生命之井，一举解决沙洲坝群众的饮水难题。一口红井，见证了党和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军民鱼水深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在苏区大肆破坏，叫嚣着“石头过刀、房屋过火、人要换种”，红井也被敌人强行填埋。面对敌人的威逼，沙洲坝群众没有屈服，冒着危险悄悄把井重新挖开。几番填埋、几番挖掘，乡亲们以不屈的坚守护住这口水井。一口红井，成了苏区人民信仰的寄托。

“老百姓拼尽全力守护红井，守住的不只是一口水井，更是与共产党血脉相连的信仰与希望。”杨小春感慨地说，苏区岁月里，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打土豪、分田地，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祉；苏区群众倾其所有支援革命，送子参军、筹粮筹款，与红军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1950年，为迎接中央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瑞金人民对这口井进行全面修缮，正式将其命名为“红井”。这口井成为见证鱼水情深的革命丰碑。

如今的红井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年均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当地群众始终视红井为珍宝，常态化开展井壁修缮、井台加固、淘井清淤等养护工作，通过防渗硬化、围栏修缮、水质监测、沟渠疏通等精细化管护举措，让红井常年活水清甜、水质优良。

红井映照鱼水情，红色基因代代传。杨小春一家便是红井红色根脉的忠实守护者：祖父杨衍寿随军长征、血染湘江，父亲杨大毛扎根基层数十年，义务驻守红井、宣讲红色故事。退休后的杨小春主动接过传承接力棒，义务讲解红井的故事，还手把手培育一批批少年讲解员，让红色故事、长征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

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沙洲坝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当地大力发展红色文旅融合产业，打造红井步行街、红色创意集市、特色民宿等业态，推动红色文创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红火的红色产业，拓宽了村民就业增收门路，吸引人才返乡，让本地农特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昔日的小山村，如今蝶变为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百姓富足的和美乡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江西日报记者 李芳）

湖南

半条被子暖民心

“半条被子”雕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沙洲瑶族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秋日湘南，暑气逐渐褪去。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的“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内，研学学生凝神驻足；馆外民俗广场上，各地“重走长征路”的游客拍照留念……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沙洲村迎来一批又一批跨越山海的寻访者。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沙洲村，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在雕像前久久驻足。“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感情就是共用一条被子的感情。”

90载岁月流转，汝城县各族干部群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赓续红色血脉，抱团融合发展，从一村蝶变走向十村共富，交出一份温暖厚重的时代答卷。

半条被子映初心

一户人家的时代变迁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进驻汝城，总卫生部驻扎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家，夜里与老人合盖一条行军被御寒。临别时，她们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许诺“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给你送一条新被子来”。

最懂得这份温暖的人，把日子过成了故事。

徐解秀的孙子朱小红，2014年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彼时沙洲村集体经济收入仅有3600元，全村30户95人尚未脱贫，大量青壮年外出谋生，瑶乡守着青山却难换温饱。2016年，朱小红参加村里的厨师培训班，次年将住房改建成三层小楼，办起全村第一家土菜馆和民宿，如今全家年收入超过30万元。

沙洲村村民理事会成员朱新亮召回在外务工创业的儿女，一起开办瑶厨食府，同时搞起了直播带货，每年入账超过100万元；徐解秀曾孙女朱淑华辞去外地工作返乡做讲解员，8年讲解700余场，她说：“‘半条被子’的故事，就算讲一千次一万次，我都会饱含深情。”

幸福的图景，写在一组组鲜活数据里。2018年沙洲村实现整村脱贫；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2.5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20万元，全年接待游客142.6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29亿元。

石榴同心聚合力

十村共富的民族团结实践

依托独一无二的红色IP，沙洲村率先突围，整村脱贫、文旅兴旺，集体经济节节攀升。但发展的考题随之而来：沙洲单点爆红，周边村寨发展滞后，村域之间发展不均。

“不能一村独好，而要百村共兴、各族共富。”徐解秀曾孙、返乡任职沙洲村党支部书记的朱向群，始终坚守这样的发展理念。

朱向群介绍，2023年开始，文明瑶族乡统筹推动沙洲、快乐、五一、韩田等环沙洲“十村一社区”联动发展，通过实施底线固守、产业培育、增收共富、环境提升、基础升级、乡村治理六大工程，推动沙洲以资源、客流、产业优势，全方位辐射带动周边薄弱民族村寨。

在毗邻沙洲的塔林瑶寨，33户瑶族群众世代聚居。建设瑶族风情体验馆时，村民自发行动，3天拆除旧危房800余平方米，无偿让出2000多平方米土地支持项目建设。项目纳入沙洲景区统一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4万余元。

文明瑶族乡是湖南省面积最大的民族乡镇，汉族、瑶族、畲族、苗族、壮族等12个民族群众在此繁衍生息。乡内建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成为各族群众共建共享的“共同客厅”。瑶绣共富工坊内，各族绣娘齐聚一堂，一针一线绣出非遗文创，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

近3年，环沙洲区域接待游客数量超过434.5万人次，“十村一社区”人均纯收入增长到2.01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村均11.54万元增长到34.87万元。昔日各自发展的村落，如今结成命运共同体，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

红色薪火代代传

长征精神照亮山乡新答卷

“以长征精神为引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县域发展全过程。”汝城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蕾介绍，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汝城融合红色文化、绿色生态、特色产业、古色民俗，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从乡村片区的点状突破，走向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系统升级。

如今，沙洲村成为青少年思政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我的沙洲行”红色研学活动常态化开展，郴州186所学校、5.2万余名师生走进红色热土，在实景实地中感悟军民同心、民族同心。

常态化驻演的音乐剧《等你在沙洲》、全天候开放的长征爱心驿站、高校持续深入的社会实践，让长征精神、团结理念融入城乡日常。汝城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荣誉。

2025年，汝城县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26亿元，旅游综合收入超过60亿元，四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产值超过50亿元，23个基地稳居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阵营……全县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共同创造着湘南山乡的巨变。（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邓生祥　唐聪）

贵州

一本泛黄账本里的红色信仰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陈列着杨和钧诗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余宛璐　摄

7月7日，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游客在静谧而庄重的氛围中参观。

展厅一角，一本泛黄的白皮纸账本静静躺在展柜中，纸张边缘已有些残破，封面上“民国廿年……写信草本”的字样依稀可辨。

这不仅仅是普通账本，更是国家一级文物——侗族群众杨和钧怀念红军的诗歌稿本。

讲解员余嵌玲向游客深情讲述这段历史，将人们的思绪拉回90多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

生死相托

账本写下永世不忘

1934年12月，红九军团长征路过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婆洞村（今启蒙镇者蒙村）。对于当地的侗族百姓来说，这是一支从未见过的队伍。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打土豪、分田地，倡导侗族、苗族、汉族一律平等。

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深深震撼了私塾先生杨和钧。他在账本的第9至12页，郑重写下10首诗篇，其中《板壁上的指南》写道：“这指南是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它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

这是他对红军最初的信任。

红军主力离开后，杨和钧不顾个人安危，秘密救护了负伤掉队的红军王连长。两人同吃同住，相互交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幸的是，王连长后来被捕遇害。得知噩耗，杨和钧悲痛欲绝，挥泪写下《感恸七绝词一首》：“千里迢遥只为我，中途丧命泪沾襟。革命真传亲遗嘱，永世不忘誓词盟。”

写下永世不忘誓言的杨和钧，最终用生命践行了对红军的承诺。

1936年11月22日，杨和钧沿着红军北上的道路寻找红军，但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并杀害，年仅42岁。

这本账本，记录的不再是柴米油盐，而是一位侗族同胞与红军战士用生命写就的鱼水情。

跨越时空

文物诉说血脉相连

英雄虽逝，精神长存。1957年，杨和钧的儿子杨胜生将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的诗稿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1986年，杨和钧被贵州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这本浸染着侗族烈士鲜血的诗歌稿本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当年写在账本上的字句，如今已化作纪念馆里震撼人心的精神回响。

“每次讲到杨和钧救护红军伤员这一段，我都能感受到那种超越民族界限的大爱。”余嵌玲说。

通过余嵌玲的讲述，北京游客桑国枝想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她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从基层群众中发扬和传播的。正因为有了广大基层群众的支持和无私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延续到现在。”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游客乃比江·斯地克感受到了深刻的家国情怀。他说：“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时刻，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年龄段，都会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舍身，献出生命。”

“在7月7日这天听到这个故事，感受尤为特殊。”来自重庆的土家族游客李新伟说，“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今天这样美好的日子，后辈应该铭记历史。”

薪火相传

守护结出团结硕果

90余年前的军民鱼水情，如何在今天得到守护与传承？

作为讲解员，余嵌玲认为，当下要把红色故事讲得真正深入人心，需要以真实史料为基础，以共同情感为纽带，以年轻化创新为载体。

余嵌玲的讲述是精神传承，而纪念馆和地方政府则提供坚实保障。

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数字化保护项目，为杨和钧的诗稿建立了永久性的“数字身份证”，让这件珍贵文物得到了最科学精准的呵护。

纪念馆通过培训“小小红色宣讲员”、开展全国巡展等方式，让讲解员们的声音传得更远，让杨和钧的故事被更多年轻人听见。

在杨和钧烈士长眠的锦屏县启蒙镇，一支名为“永戎”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身着红马甲，定期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以实际行动致敬英烈。

启蒙镇副镇长胡成说：“每一次到杨和钧烈士墓清扫擦拭，不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从遵义纪念馆跨越时空的“数字守护”，到锦屏县脚踏实地的“实体接力”，这份跨越90年的军民鱼水情，正被一代代人接力传承。

侗族青年杨和钧与红军战士用生命结下的情谊，正是长征时期红军践行民族平等政策、播撒民族团结火种的生动缩影。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认同，正是当年那颗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当代结出的硕果，更是今天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真实写照。（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罗亮亮）

云南

一棵石榴树下的军民情谊

禄劝翠华镇毛主席长征路居旧址　禄劝县委宣传部供图

翠华镇毛主席长征路居旧址展室内的雕像，还原历史场景。　禄劝县委宣传部供图

红军长征毛主席路居旧址、红军长征周恩来路居旧址暨干部团驻地旧址、田心村红军筹粮广场、普渡河铁索桥红军战斗遗址及红军烈士墓……1935年、1936年，红军长征途中两过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翠华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视频，生动讲述着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征程。

守护旧址遗存

让红色记忆留下来

翠华镇界牌村，一座古朴的中式四合院静静伫立，这里便是红军长征毛主席路居旧址。

时间回溯到1935年5月1日，中央红军从寻甸柯渡出发，经鸡街进入禄劝到达翠华界牌、小仓一带宿营，毛主席路居翠华镇界牌村汪姓老乡家中。在这间简陋的木屋里，毛主席用过的简易门板木床、四方木桌和马灯原样陈列，无声诉说着革命先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历史瞬间。

旧居院落一隅，一棵苍劲的石榴树引人注目。“当年红军驻扎时，这棵树便已在此默默生发。90余年来，它经历了无数风霜，却依然枝繁叶茂。”翠华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李朝东动情地讲述。

这棵石榴树，不仅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者”，更像是一座无声的丰碑。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各族百姓结下深厚情谊，正如同这石榴树一般，将革命火种与民族团结的基因深深植入这片土地，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深化文旅融合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在翠华，这样的红色印记还有很多。

奔腾的普渡河劈开峡谷，两岸悬崖陡峭险峻，一座老旧铁索桥横亘江面，这里曾是红二、红六军团浴血奋战的战场。

1936年4月8日，红二军团准备在普渡河上游过河，先头部队到达普渡河东岸和铁索桥附近，与埋伏在桥头的国民党工兵大队发生激战。在战斗中，红军牺牲79人。为了缅怀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当地政府在普渡河铁索桥桥头建立了红军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墓。

青山不语，丰碑长存。如今，红军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的文字历经岁月打磨依然熠熠生辉，昔日浴血战场已是水清岸绿、草木葱茏。

岁月流转，烽火渐远，如何让这些沉睡的红色资源真正活起来？

近年来，翠华镇将保护传承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开展红色教育、打造“红色+”品牌，打造党员教育培训中心；深挖红色史料，编印红色读本，整理出“红军药”“铁索桥攻坚”等故事，形成一条循红色足迹、看红色遗址、听红色故事、感红色精神的教育路线。

“每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和建党节，都会有大批党员干部、学生来到翠华感受信仰的力量。”翠华镇党委书记李琴介绍，翠华镇大力发展红色乡村旅游，带动周边居民发展餐饮、民宿。目前全镇年接待研学旅游团队超1.8万人次，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10万余元。

创新基层治理

让红色基因传下去

红色资源的挖掘不仅富了群众的口袋，更润泽了乡风民风。红军留下的艰苦奋斗、军民团结优良传统，早已深深融入翠华各族儿女的血脉。作为汉族、彝族、苗族、傈僳族等12个民族和谐共居的多民族乡镇，翠华镇立足实际，由镇党委牵头将长征精神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探索出一条红色引领、共建共治的新路径。

“小缘，你最喜欢谁呀？”“田心妈妈！”面对询问，星庄村8岁孩童小缘给出了最真挚的回答。他口中的“妈妈”，正是星庄村党支部书记、“田心大姐”巾帼志愿服务队发起人刘志春。得知小缘幼年丧母、父亲患病、家庭困顿的情况，刘志春自掏腰包添置物资，帮助他家落实就业岗位与健康随访，在刘志春的暖心帮扶下，这个家庭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从革命年代的筹粮到如今的护苗，守望相助的传统从未断流。星庄村深挖“田心筹粮”红色历史底蕴，由村党总支牵头组建“田心大姐”巾帼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工作，目前已累计开展服务86场、惠及群众6200余人次。

晌午时分，循着一路的红色印记，探访的脚步再次回到了界牌村。距离红军长征毛主席路居旧址不远处的“红军大食堂”里飘出阵阵饭菜香，伴随着各族群众的欢声笑语，回荡在翠华的青山绿水间，红色薪火与人间烟火在此相融共生。长征精神，正如同那棵历经沧桑却依然繁花似锦的石榴树，在翠华大地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结满民族同心的硕果。（云南日报记者 舒倩）

云南

一座铁索桥边的奉献精神

永胜县梓里铁索桥　云南日报记者　和茜　摄

深秋时节，金沙江在陡峭的深山间奔涌不息，位于永胜县大安乡梓里村的梓里铁索桥横跨峡谷。桥头沿江的山壁上，新修的青石栈道顺着山势蜿蜒舒展，石砌护栏一路延伸，直通村子深处。

这座万里长江上现存最古老的铁索桥，曾听过马帮的铜铃声回荡山谷，也见过两岸百姓挑着芭蕉和生姜赶集的身影。1936年春天，它却没等到红军踏上桥板。

江水日夜奔流，铁桥依旧矗立。桥上的故事，还在代代相传。

桥虽断　心已连

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甩掉追兵，14天奔袭700多公里，连克14座县城，直逼金沙江上游的丽江。4月21日，蒋介石飞抵昆明坐镇督战，次日又乘飞机巡查金沙江全线江面。他依托龙云的滇黔“剿匪”指挥体系，严令沿江各县烧毁全部渡船、拆除渡江器材。

红二、红六军团得到情报后，没有硬闯，掉头从大理宾川直插丽江鹤庆，绕到丽江石鼓一带渡江。石鼓的28名船工昼夜摆渡，在四天三夜里将1.8万人送过江。

一座重兵封锁的铁索桥，一次清醒的判断。老百姓对这支队伍另眼相看，口碑代代相传。

桥头守　根不散

梓里村委会党总支书记赵剑对梓里铁桥再熟悉不过了。他小时候，进出村子的路只有这一条。11岁那年，父亲牵着他的手踏上桥板，去赶丽江骡马交流会，那是他第一次走出大山。

“没这座桥，村里什么都出不去，外面什么都进不来。”赵剑说。但他更常跟人念叨的，是红军当年没能从这座桥上走过的历史。在他看来，梓里铁桥的故事里，藏着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精神。

“大安乡是永胜县唯一的藏族聚居乡，居住着汉族、彝族、藏族、纳西族等9个民族。”大安乡人大主席陈顾欣说，“讲这段历史，不是让人记住一座桥，而是让人记住奉献精神。”

2003年，金安桥水电站建设启动，101户352名移民群众被安置到了大安乡。大安乡9个民族的乡亲与移民新邻就这样在同一座桥边扎下了根。当年红军为了大局改道过江，今天移民为了国家建设搬离故土，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2008年，龙开口电站建设启动。梓里村委会做村民工作时，讲的便是“顾全大局”四个字：当年红军为了大局改变路线，今天大伙儿为了国家支持电站建设，是同一个道理。全村涉及淹没田地、林地的5户村民纷纷响应，没有一户有怨言。

群众支持了国家，国家也没忘了群众。2023年，移民后扶项目修通了水泥路；2024年，又投入340万元，在桥头修起480米长的栈道。路通了，桥也更好走了。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人心也一点点近起来。火把节、春节、藏历新年，各族群众走动串门、围炉而坐、拉家常。这份亲密，不光靠情分，也靠制度——村里建起了“民事民议、民管民督”机制，网格员覆盖家家户户，普法宣传、禁毒踏查、矛盾调解，都靠这张网来运转。赵剑说得实在：“红军当年靠群众，我们现在也得靠群众。”

桥为证　日子甜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稳得住、有盼头，乡里带着各族群众一起找路子、兴产业。如今，大安乡的产业版图上，魔芋稳坐头把交椅，全乡种植面积达1.8万亩，年产值超过2亿元。林下中药材、食用菌、特色果蔬也相继跟进。

产业上了路，生态也没落下。金沙江、五郎河有人巡，1.5万亩野生红豆杉有人护，各族群众共同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孩子有学可上，老人有病可医，干部和网格员定期上门走访，无论哪个民族、哪家哪户，都被惦记着、照顾着。眼下，乡里又在谋划将梓里铁桥的红色故事、当地温泉资源和特色产业串联起来，发展乡村旅游。

从茶马古道的马帮铃响，到1936年那个被封锁的春天，再到今天，历史从未走远。当年红军虽未从这座桥上过江，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的精神，却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开出了花。大安乡9个民族同胞，守着这座桥，更守着这种精神，一起奔好日子。（云南日报记者 和茜）

甘肃

一片红色热土的团结故事

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会议旧址　甘肃日报供图

收藏于甘肃省迭部县博物馆的印章　甘肃日报供图

甘肃省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甘肃日报供图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一片红色热土。1935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后两次经过甘南，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迹和伟大的长征精神，当地各族群众主动掩护红军伤病员、筹措军粮，谱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

90年过去，战士们用鲜血染过的河山壮丽依旧。革命先辈留下的红色资源已成为当地开展党员教育和红色旅游的宝贵文化富矿。

近年来，甘南州传承弘扬长征精神，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样板区，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化作4.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温暖实践。

绘就同心圆

在甘南，团结不仅是墙上的标语，也是互帮互助的温暖日常，更是草原上共同奋斗的致富篇章。

合作市第一幼儿园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馆的一面文化墙上，摆放着56个身着民族服饰的玩偶。“这56个身着民族服饰的玩偶，象征着56个民族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团结奋进。”小小解说员索南卓玛用稚嫩的声音讲解道。

在幼儿园，孩子们可以通过数字互动设备，设计和制作展现各族文化的电子模拟产品，在趣味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我们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育人工作的核心，让民族团结的理念真正走进学生心里，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自觉认知。”合作市第一幼儿园园长高彩红说。

甘南州积极探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途径，编纂完成《甘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打造了一批主题教育实践馆，教育覆盖超25万人次；创建了16个“红石榴”互嵌式社区，打造了11处民族团结主题旅游“打卡点”，累计组织3600余名各族青少年赴外地开展研学交流。

扎牢团结根

在卓尼县尼巴镇，网格化治理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

“我们这里各族群众比邻而居、互帮互助，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会主动伸出援手。”网格员扎西说。

在卓尼县，由党员干部、网格员、民兵、群众志愿者组成的联动队伍，穿梭在村寨牧场，及时化解邻里纠纷、解决民生难题、宣讲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在基层扎牢根基、持续巩固。

如今，甘南州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法治宣讲、文化交流活动，深入实施互嵌式发展、青少年交流、旅游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打造了一批民族团结主题景区、文化广场、示范村寨。

走进夏河县当应道村，村道干净整洁，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村民才让扎西经营着一家名为南拉更嘎的民宿。依托村里优质的生态资源和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才让扎西的民宿开业不到两年，就实现收入30多万元。“咱们村山清水秀，村集体带着大家一块儿干，搞民宿、做旅游，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汉族、藏族乡亲不分彼此，汉族老乡帮着打理民宿、对接客源，我们就教他们做藏餐、跳锅庄舞，互相帮衬着往前走。”才让扎西笑着说。

多年来，当应道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特色民宿+生态旅游”发展路径，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抱团发展，先后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等称号。

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早已融入甘南州各族群众的日常。大家朝夕相伴，春耕秋收时互帮互助，平日里彼此照应，逢年过节齐聚一堂，品美食、跳锅庄，情谊在点滴相处中愈发深厚。

共护一家亲

在甘南州的乡村社区，暖心的民族团结故事俯拾皆是，这些正是高原大地最动人的风景。“草原曼巴”王万青从上海远赴甘南，扎根高原50余载，把牧民当亲人、视玛曲为故乡，成为各族群众心中的健康守护者。

甘南州民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卓玛草悉心照顾着汉族、藏族、回族等不同民族的老人和孩子。“在这里，没有民族之分，只有家人之情。”她说。卓玛草的温柔与关爱，让福利中心变成了温馨和睦的大家庭，孩子们叫她“卓玛妈妈”，老人们把她当成亲闺女。

在抗击自然灾害的第一线，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在基层治理的最末端，各族干部群众肩并肩、心连心，用行动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青海

红色足迹映班玛

青海省班玛县红军桥　青海日报供图

青海省班玛县红军沟　青海日报供图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位于青南高原东南部、巴颜喀拉山东北麓，东、南部与四川省接壤，素有青海省“南大门”之称。班玛，藏语意为“莲花”。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有着红军长征路过青海的唯一遗迹。

当年，红军在这里休整筹粮20多天，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给当地藏族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表达对红军的思念，当地群众把红军走过的子木达沟亲切地称为“红军沟”，把红军走过的桥命名为“红军桥”。

1936年，甘孜会议结束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向川北阿坝地区前进。同年7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军团、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2.5万人，到达任玉（今班前乡）、王楼（今王柔）、哑公寺（今阿什羌寺）一带，同后续部队向阿坝前进。7月10日，朱德、张国焘率中国工农红军首脑机关进入班玛。11日，电报告知后卫部队经绒玉开往阿坝，不走塘路。一系列故事便由此展开。

一天，有几名战士在路上捡到一个内装青稞的皮袋，便把青稞拿回来煮着吃了。任弼时知道后，立即召集干部战士谈话，严肃地指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遵守红军的纪律，不能随便拿百姓的东西。

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贺龙冒着中毒的危险尝试各种野菜或到小溪中钓鱼。一天，他看到有的战士从马粪中淘洗还没被消化的青稞粒吃，此情此景令他非常难过。他把传令兵叫来，命令官兵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能丢掉伤病员，活着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抢救阶级兄弟。他还下令把一直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枣红马杀掉，把马肉分给战士们充饥。

红军进入班玛地区后，因为当地的藏族群众不了解红军，都上山躲了起来。红军每到一个村寨，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通过红军中的藏族战士开展解释工作，让当地藏族群众了解红军。

尽管红军给养十分困难，但始终没有乱拿群众的东西，行军走路从不踩踏庄稼。当看到红军把干牛皮放在锅里煮着吃而不去拿寺院的供品，宁肯挖野菜、捡牛羊骨熬汤喝也没有一个人去地里摘豆荚吃的时候，群众都很感动。红军的好作风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主动筹来粮食和燃料支援红军，还有人为红军当向导，一直把红军送到阿坝。

红军走了，但留下了更多的故事。

红加曾是一名在群众的救护下幸存下来的红军战士，他原籍四川，名叫何世安。进入班玛后，由于何世安年龄小、负了伤，且伤口已经化脓生蛆，在行军中掉了队。当他赶到亚尔堂乡阿格昂哇村时，过度劳累致使他昏倒在地里。随后，他被一位名叫唐哇觉巴的僧人发现，并背到家里开始精心照料。好心的唐哇觉巴给他吃东西，为他冲洗包扎伤口，硬是从死神手中，把何世安救了回来。

当年，莫坝乡铁匠尕拉公保和哥哥在亚尔堂救了一位脸色苍白、两眼深陷的红军战士。他们把身体虚弱的战士背回帐篷，一点一点给他喂奶茶。在兄弟二人的帮助下，这位红军战士很快康复，后来他们又教他打铁、学藏语。第二年春天，这位红军战士精心制作了一把上面有一只手捧着一颗心图案的锉刀，送给救命恩人作纪念，并含着眼泪和兄弟二人告别，前往阿坝与红军部队会合。

“红军走了，村寨空了；村寨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这是当年红军走后在藏族群众中流传至今的一首感人的歌谣。

如今，人们仍然没有忘记这一页页光辉历史、一幕幕红色事迹。在这里，有朱德总司令鼓舞士气、贺龙总指挥下令杀坐骑救战士的感人故事；在这里，有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在这里，有藏族群众积极为红军筹粮送畜、救治伤员、祈福祝愿、帮助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生动事例。每一处革命遗址就是一段革命历史的见证，铭刻着共产党人和群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历程，蕴含着共产党人和群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从红军长征途经班玛时严守民族政策、军民同心相守的红色足迹，到如今班玛县各族群众共护生态、共谋发展的鲜活实践，红军沟的红色基因，始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青海日报记者 祁万强）

宁夏

汩汩清泉润同心

位于宁夏同心县的红军西征纪念馆　苏克文　摄

同心县的红军井　宁夏日报供图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西南150米处，有一块镶嵌着五颗红星的石碑。碑旁的凉亭里，有一口远近闻名的“红军井”。粗糙的石材饱经风雨，默默见证着这片旱塬上，一场跨越90年的饮水变迁。

同心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自古“十年九旱，水贵如油”。长久以来，当地群众只能依靠水窖积攒雨雪，沉淀过滤后维持生计。缺水，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最深的生存印记。

在旱塬，水有多珍贵？1936年，西征红军来到同心。当时部队立下一条铁律：不经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取用井水、窖水。即便取水，也先让百姓把水缸盛满，剩余的水再供给部队。当时城内一口名为“官井”的老井年久失修，井内淤泥淤积，出水寥寥。看着乡亲们饮水艰难，红军下井清淤，挖出甘甜的井水，还整修了井台。

这口井极大缓解了军民的饮水困难。红军离开后，这口井一直供当地群众使用，乡亲们亲切地将其命名为“红军井”。2020年，“红军井”被列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这口古井，成为这片土地上“同心”二字最早的生动印记。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副馆长宋登勇介绍，这口直径55厘米、深30米的水井至今仍有水。

岁月流转，缺水的考验从未远离这片土地。2009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席卷同心县，多地水窖干涸，山区群众饮水告急。

出身农家的武警宁夏总队战士冯建国主动请缨，奔赴抗旱一线。48天里，他和战友奔走在同心县11个乡镇的沟壑之间，运送生活用水2.136万立方米，惠及群众16.5万人。2009年5月13日，冯建国驾车向下马关镇送水途中，迎面驶来一辆搭载14名乘客的中巴车。危急时刻，他果断避让，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回一车群众的平安，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6岁。

90载时光匆匆而过，曾经艰难的饮水场景已经被彻底改写。9月13日，在同心县张家塬乡汪家塬村张家山移民点，83岁的居民张国平轻轻拧开家中水龙头，“哗啦”一声，清澈的自来水喷涌而出，水花在水盆里泛起涟漪。老人接满一盆清水，脸上的皱纹舒展成灿烂的笑容。

“俺们这儿全是大山，过去收集雨水存进水窖，要沉淀很久才能饮用。遇上干旱天气，连窖水都没有。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张国平感慨地说，大山深处的村民彻底告别了窖水时代，在家门口用上稳定安全的自来水。

目前，同心县建成中西部、东部两大规模化供水体系，供水管网如同毛细血管延伸到各个村落，把百里之外的黄河水源源不断地引入千家万户。截至2025年底，供水覆盖全县11个乡镇142个行政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76％。

从红军战士清淘一口古井解民忧，到年轻勇士逆行旱塬以生命护送甘泉，再到千里管网穿山越岭，黄河活水引入农家灶台，汩汩清泉流淌在旱塬的街巷村落，滋润着黄土大地，成为同心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最温暖、最坚实的民生底色。（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马骏 铁志平 张晓慧 马霄鹏）

标语里的初心与智慧

——从红军长征过云南看党的早期群众工作

宣威市红军烈士纪念馆。　　记者　陈飞　摄

曲靖三元宫。　　记者　陈飞　摄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　记者　陈飞　摄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保存革命力量、实现战略转移而进行的伟大远征。1935年至1936年间，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云南，最终摆脱数十万追敌，渡金沙江进入川西，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云南民族众多、社会结构复杂，群众对党和红军缺乏了解。在生死存亡之际，如何迅速宣传党的主张、打破隔阂、赢得人民的支持，成为严峻考验。标语作为当时最直接、最灵活的宣传武器，被广泛书写在云南的墙壁、岩石、桥梁甚至树干上。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群众工作的深邃初心与政治智慧。

紧扣群众诉求把握宣传内容

由于国民党长期污蔑共产党和红军，云南山区群众对红军戒备心强。红军深知，宣传必须直抵人心。尽管战斗频繁、转战艰苦，宣传工作从未松懈，甚至规定每人每天“至少写三条标语”。

高举反帝抗日旗帜，凝聚民族救亡共识。红军在云南各地书写了大量抗日标语，如威信扎西的“只有苏维埃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鹤庆县的“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这些口号在民族危亡关头，鲜明指出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将党的政治目标与全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结合。

直指阶级压迫根源，唤醒工农革命意识。红军在云南多地书写、散发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土地改革”等内容，用最朴素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群众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穷人的党。

立足民族地区实际，播撒团结平等火种。红军超过三分之一的行程经过少数民族地区。党和红军高度重视民族关系，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战士严格遵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奠定了重要基础。

善用群众语言凝聚思想认同

真理的力量不仅在于其正确，更在于能否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红军宣传工作者将深邃的革命道理，转化成群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一传就广的鲜活话语。

语言力求通俗生动。红军标语摒弃深奥术语，多用口语、方言，如元谋县的“拖死中央军，打死滇军，脚踏川军”，昭通的“花榔坝的工农劳苦群众团结起来，到土司官家里拿衣服穿，背粮食吃！”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在石鼓镇江边岩石上留下两条充满调侃的标语：“接宣威，送石鼓，多谢、多谢”“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至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形式做到因地制宜。红军书写标语的工具和载体五花八门：用墨汁、石灰、木炭写在墙壁上，镌刻在岩石碑石上，甚至书写在木板竹片上顺水漂流，有时还配以斧头、镰刀、五角星等简单图案，构成了一个流动而广泛的宣传网络。

对象注重精准区分。红军标语针对不同群体有所侧重：对贫苦工农，强调“打土豪、分田地”；对敌军士兵，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优待俘虏”；对少数民族，宣传“民族平等”“自治解放”；对商人、知识分子，则主张“抗日救国”“保护工商业”。这种差异化宣传策略，体现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智慧。

严明群众纪律推动知行合一

宣传的尽头是行动。红军最了不起之处，在于以铁一般的纪律和无数爱民之举，为墙上的每一个字注入生命的重量。

标语承诺与严明纪律高度统一。“红军不拉夫，不派款，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写在墙上，更落实在行动中。红军每到一地，秋毫无犯，买卖公平，帮群众挑水、扫地、收割庄稼。这与国民党军阀部队的抓丁拉夫、抢掠民财形成天壤之别，群众从怀疑、观望转向信任、支持。

政治主张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就真的打开地主粮仓，将粮食财物分给农民；主张民族平等，就切实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中甸会议”上，红军制定的“七条政治纪律”明确要求尊重藏族信仰，甚至规定藏民不在家时不得进屋、在庄稼地严禁放马。这些纪律不仅团结了普通群众，也推动部分上层人士开仓售粮，为红军北上提供了物资支持。

真诚行动赢得人民生死相托。在威信扎西，许多青年受红军感召加入“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丽江石鼓，纳西族船工助红军渡江后，毅然沉船以断追兵之路；在中甸，归化寺不仅赠粮，更为红军提供马匹、向导。沿途百姓主动带路、报告敌情，甚至冒死掩护红军伤病员。据不完全统计，长征期间有近万名云南各族青年加入红军，许多人成长为革命骨干。

传承历史智慧，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长征已成历史，标语已然斑驳，但其中蕴含的群众工作初心与智慧，历久弥新。

必须始终紧扣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与时代关切。当年的标语之所以能点燃革命烈火，根本在于它回应了人民对土地、生存、尊严与民族解放的最深切渴望。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更需要紧扣时代课题，永远做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代表者和最坚定的维护者。

必须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表达方式。当年红军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的墙头标语，今天我们面对的全媒体矩阵、媒介技术日新月异，但“接地气、聚人气”的传播规律始终未变。要警惕“官样文章”和“自说自话”，继承红军“大白话”的智慧，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必须始终坚持言行一致、取信于民的实践品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踏踏实实干一件。”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大力弘扬红军“说到做到、有诺必践”的光荣传统，以“四下基层”为抓手，深入一线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只有让政策落地有声、让承诺如期兑现，才能持续积累政治信用，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与支持。

必须始终把握精准施策、分类指导的工作方法。云南地区复杂的民族社会构成，决定了红军标语必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今天，社会阶层、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群众工作的复杂性显著增强，必须告别“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考虑地域文化、民族习俗、行业特点等因素，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施策。

穿越九十载岁月烟云，镌刻于云南大地的红军标语，虽已字迹斑驳，但其间跃动的赤诚初心、政治智慧与人民情怀，依然熠熠生辉。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从未改变。重温这些标语，就是重温我们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来时之路，从中汲取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携手同行。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本文系2026年度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重点课题（立项号：2026YNDXDY08）的阶段性成果]

革命薪火万里传

——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期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在云南转战达四个月之久，歼灭敌军五个师，补充兵员约二万人，广泛召开群众大会，在青年中培养共产党干部。这些成果的取得，与红军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

以实际行动消解舆论抹黑与虚假宣传。民国时期，国民党当局将“红军”与一些负面标签捆绑，使大量群众对红军心存误解。行动先于文本宣传，行动产生传播效果。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每到一地，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战士主动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劈柴，不扰民、不占房，露宿街头巷尾。红军积极打击土豪劣绅，将没收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曾将缴获的成千只火腿和成吨食盐分发给群众。红军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为宣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言行一致是宣传工作的生命线。宣传工作管不管用，关键就看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回事。红军标语明确界定红军为“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革命武装，提出只有保障少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实现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但红军在云南开展的宣传工作，并非单纯依托标语口号，而是凭借严明的革命纪律与真诚的实际行动赢得信任。在途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始终坚持不扰民、不侵害群众利益。红军战士宁可露宿野外，也不闯入民宅；宁可采食野菜充饥，也不私自取用群众一粒粮食。这种严以律己的革命作风，实现了宣传内容与实际行动的高度统一。红军通过打土豪、分浮财，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让各族群众直观感知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转移离开云南时，大量群众依依不舍，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运送粮秣、掩护伤病员。

多种方式结合讲解革命真理。红军擅长用简单的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农民理解红军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红军总政治部曾于1935年2月27日传达命令：“各部队应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写，在门板上写……”红军深刻认识到，宣传不能照搬书本，必须“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讲革命的道理。1935年至1936年间，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三十余县，留下了大量标语、歌谣、布告和群众大会的记载。针对不同民族的接受习惯，红军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在彝族聚居区，将革命道理编成山歌小调，用彝语传唱；在白族地区，采用白族调、大本曲等民间艺术形式，每逢街期、庙会便搭台演唱……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的口号标语，精准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稳定通信条件的队伍，为何能在云南这片民族众多、语言各异的土地上，让革命主张走进千村万户？其传播的成功密码，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把话说到心坎上，把事做到需要处。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红军长征过云南的纪律建设

伟大长征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1935年至1936年，红一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先后过云南，严明的纪律贯穿始终，成为红军赢得民心、战胜强敌的重要法宝，对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历史镜鉴意义。

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确保全军统一行动。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1935年2月，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党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会议调整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从组织上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确保了党中央对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云南境内的一切行动均严格遵照党中央和军委决策部署，无一违逆。在扎西期间，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开始精简整编。机关干部层层下放，师长改任团长、团长改任营长，很多干部下连当兵。即便这样，也没人计较“官”越当越小，很快就整编到位，大大提高了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皎平渡渡江期间，军委成立渡江指挥部，颁布《渡河守则》。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即如红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这种无论级别高低都必须服从统一指挥的组织纪律，确保了全军数万人马安全渡江。

以严明的廉洁纪律和群众纪律赢得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廉洁纪律的严肃性，体现在红军对细小之物的态度上。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经过柯渡镇，总部驻扎丹桂村。离开时，一名警卫员将当地乡绅家中的一只八音钟带上了行军路。部队行进至金沙江皎平渡时，这只钟被毛泽东发现。得知情况后，毛泽东严肃批评了警卫员，要求立即把钟送回。因形势紧迫，警卫员将钟暂存于金沙江边一户农家，留下银圆，托请日后送还原主。如今，这只八音钟陈列在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成为红军执行廉洁纪律的实物见证。在群众纪律方面，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买公卖、秋毫无犯，通过近乎“较真”的纪律执行，赢得云南各族人民衷心拥护。

以严明的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彰显人民军队本色。红军将士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都恪尽职守、履职尽责。1935年5月，红五军团奉命在禄劝石板河一带阻击追敌，掩护全军渡江。团部命令“至少守三天”，后因渡江任务加重，延长到六天六夜，最终增加到九天九夜。红五军团指战员以“人在阵地在”的决心，英勇阻击尾追敌人，为全军安全渡江提供坚强保障。在生活纪律方面，红军将士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在扎西，尽管大雪纷飞，红军战士宁愿在雪地里搭帐篷宿营，甚至露宿街头，也不打扰老百姓。过中甸（今香格里拉）时，陈启发所在连队一粒粮食也没有了，他在藏族同胞的牛圈里发现一缸青稞，连队为此专门召开紧急党支部委员会，通过购买粮食的决定，临走时在缸里留下50块银圆和12块云南银币。

铁的纪律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分别系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研究员；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史’教育有效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研究”（PY202205）阶段性成果]

做好长征时期党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研究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红军转战西南川滇黔三省的时间最长、面临的民族问题最复杂、积累的民族工作经验也最为丰富。彼时，西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多、民族成分复杂、社会形态多样。正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探索。当前，学界对长征时期党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工作已有相当数量的成果积累，但多以聚焦某一省份或某一民族的碎片化研究为主，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理论整合，从区域整体性视角审视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论述尤为少见，亟须加强系统性研究。

回应长征时期党在西南民族工作整体性的客观要求。西南川滇黔地区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长期、广泛、深入地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区域，由此成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最早的“试验场”。红军长征转战西南的过程中，建立了不少以“川滇黔”命名的地方组织。红军的民族工作是在跨越省界的大范围空间上展开的，如果将研究限定在某一省域内，则革命根据地的扩展与收缩、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都无法得到完整解释。长征中，党在川滇黔藏族聚居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在川滇回族地区建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在彝族地区建立了冕宁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这些跨越三省区的基层治理实践，为党后来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最早的一批经验样本。

提升党在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整体理论高度的重要途径。长征时期是党首次大规模、大范围与西南地区各民族直接接触的历史阶段，碎片化的研究难以凸显西南这一区域整体在长征史、党史、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采用区域整体的研究视角，将川滇黔三省区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区域来考察，是提升整体理论高度的重要途径。长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节点。正是长征的实践，使党从理论上弄清了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系，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奠定了历史基础。

以区域视角推动党在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系统化研究。首先，应设立以“长征时期西南民族工作”为主题的整体性研究选题，以红军在川滇黔的实际行军路线和民族工作区域为基本分析单元，建立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框架。其次，应注重党在川滇黔三省区实施的民族政策之间的联动关系和比较分析，聚焦不同民族地区的政策差异与相互影响，集中探讨对民族问题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民族政策的前后变迁和联动等核心议题。同时组织跨学科协作，将民族学、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强化对普通少数民族群众如何理解、回应红军宣传的过程研究。最后，应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与田野调查，进行跨省协作的史料整理与数字化共享，尤其要重视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等新史料的发掘，开展红色文化专题调研，搜集整理红军与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作为官方档案的重要补充。

长征时期党在西南川滇黔地区的民族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如此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多民族国情的复杂性，第一次如此成功地运用民族政策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奠定了开创、制定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坚实基础。

［作者分别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博士后、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红军长征过云南的统战实践及启示

红军长征两度入滇，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境。在复杂险峻的环境中，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开展了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宗教人士等的统战工作。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更好汲取智慧力量、吸收精神养分，不断提高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深刻领悟党的领导是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自觉把牢统战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云南期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使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为后来我们党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这启示我们，做好统战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对标对表，把党的领导贯穿统战工作全过程，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深刻领悟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自觉做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红军到达云贵川地区，就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二、红六军团进入中甸（今香格里拉）后，阐明红军的性质、纪律和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尊重宗教信仰，规定“马不踩青稞，人不进经堂，走时要清扫，借物要奉还”。以严明的纪律、真诚的态度和模范的行动赢得了藏族同胞的赞誉和拥护。这启示我们，做好统战工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标准，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着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深刻领悟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自觉学习掌握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长征中，我们党针对不同对象，适时应势调整统战方针政策，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针对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现实，善于从地方实力派的利益考量中寻找突破口，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长征期间，我们党纠正了脱离具体实际的民族宗教政策，制定了各民族平等、尊重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真心帮助沿途劳苦大众解决实际问题，与各族群众结成了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这启示我们，做好统战工作，要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做到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工作方法，切实增强统战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

深刻领悟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自觉增强做好统战宣传工作的责任担当和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领导干部要做实干家，也要做宣传家。”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在沿途书写、散发、张贴了很多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号召各族人民起来革命的标语口号、漫画、小册子、布告。为了让普通群众也能看懂革命道理，红军在书写布告、标语时，注重文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同时搭配生动形象的漫画，让不识字的群众也能一眼看懂其中含义，为红军争取最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实现战略转移减少了阻力、增添了助力。这启示我们，做好统战工作，要深刻认识宣传引导是凝心聚力的重要方式，着力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能力，抓好团结和斗争的两手，用心用情用力讲好统战故事、传播统战声音，广泛汇聚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正能量。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秘书长，副教授）

让长征精神在云岭大地永放光芒

丹桂村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　　记者　陈飞　摄

庄子上会议会址。记者　陈飞　摄

皎平渡。记者　高吴双　摄

禄劝杉乐红军长征纪念馆内的人物雕像。记者　高吴双　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为传承长征精神指明了根本方向。云南作为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省份，留下了扎西、柯渡、皎平渡、石鼓等不可复制的精神地标，每一处都镌刻着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紧紧依靠人民等深刻印记。把这些精神印记保护好、研究透，并通过科普推广和思政教育，让长征精神从展馆走向人心、从书本走进实践，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要让承载它的红色资源“活”起来。要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南段建设，系统推进遗址修缮、文物定级和口述史抢救整理，做到修旧如旧、不篡改不造假。要组织专业力量，把扎西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红军过云南的民族政策实践、乌蒙山回旋战的战略意义等重大课题研深讲透。红色资源不仅要保护好，更要转化为育人资源，修缮一处遗址，就配套开发一套现场教学课程；征集一件文物，就同步编写一份科普读物。同时，建设一支覆盖讲解员、党校教师、高校思政课教师、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老战士后代和青少年红色讲解员的宣讲队伍，让不同群体用不同话语讲好同一个长征故事。

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要发挥科普推广的广泛传播作用。首先，要把云岭大地上的扎西会议纪念馆、柯渡红军长征纪念馆、皎平渡渡口遗址、石鼓红军渡江纪念碑、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等变成开放的课堂，讲清每一处遗址的历史事实、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比如，在皎平渡要讲清3万余名中央红军在37名船工协助下，靠6条木船昼夜摆渡7天7夜渡过金沙江，“金沙水拍云崖暖”的背后，有红军将领的战略胆识，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其次，要把文物变成教具，在文物故事中感悟长征精神。比如，柯渡丹桂村那只几经辗转归还群众的八音钟，折射出红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的精神品格；皎平渡的木船承载着信任与军民鱼水情；沿途标语传递着真理与信仰。最后，要把故事变成产品，让各族群众用自己的话语方式传颂这段历史；推进长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让“现场”突破地理限制。当然，科普推广贵在史实准确、话语接地气，杜绝“低级红”“高级黑”，防止把民间记忆与档案史料混为一谈，让红色科普既讲政治、讲方向、讲立场，也有方法、有艺术、有效果。

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归根结底要靠思政教育的铸魂育人。干部教育要把长征精神纳入党性知识培训和党内政治生活训练的主课程，用好扎西、柯渡、皎平渡等现场教学点，把长征精神教育纳入干部培训模块，在重走长征路中锤炼党性、砥砺初心。把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滇西，丽江纳西族群众夹道欢迎红军入城的故事，进入中甸后藏族同胞筹粮让路，归化寺与红军会谈留下民族团结佳话的故事，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课程。学校教育要推动长征精神融入教材、贯穿课堂、延伸为研学实践，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铅字，而是脚下的大地和眼前的江水，成为每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跟不跟、走不走、信不信”的精神叩问。社会教育要组织长征主题社科普及活动、文艺创作和宣讲活动，把一个个鲜活的长征故事讲进社区、农村、企业，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提供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

红军长征在云南留下的印记，汇聚成一条绵延不绝的精神血脉，等待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新的篇章。要传承扎西会议危局中党中央把方向、定战略的政治清醒；皎平渡37名船工昼夜摆渡中彰显的军民同心；红军过云南尊重各族群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团结传统；乌蒙山回旋突围中灵活机动的斗争智慧，让长征精神赋能云岭实践，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写在群山之间、写在金沙江畔、写在各族群众的好日子里。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红色资源是思政育人的鲜活教材

2026年，我们迎来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回望伟大远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对赓续红色血脉、坚定历史自信、走好新的长征路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实践育人则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延伸。将云南丰富的长征红色文化资源深度融入思政课教学与实践育人全过程，既是赓续红色血脉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大思政课”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战略需要。

红军长征过云南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空间分布广、历史节点关键的特征，为思政课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支撑。云南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省份，1935年至1936年间，中央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辗转云岭大地，途经33个县，留下了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等彪炳史册的革命印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南段）覆盖7个州（市）、33个县（市），保护革命文物928处。这些资源蕴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转折精神；攻坚克难、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民族团结、生死相依的军民情怀，既承载长征精神的普遍内涵，又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的鲜明辨识度。

九十年的岁月淬炼，让长征精神愈发滚烫如初。将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资源融入思政育人，既能够回应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追问，也能引导他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边疆治理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挺膺担当。

要聚焦思政“第一课堂”，着力构建史理交融、情理共生的红色专题教学体系。开发“红军长征过云南与思政课”专题教学模块；邀请长征沿线纪念馆讲解员、红军后代、党史研究员走进思政课堂，与思政课教师开展“双师同堂”教学；创新运用“问题链+故事汇”的教学模式。要聚焦实践“第二课堂”，创新打造沉浸体验与专业融合相统一的育人新模式。开发角色扮演与实景模拟教学，组织学生在长征遗址沿线开展“重走长征路”徒步实践，引导学生在深度参与中感悟长征精神。要强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构建资源、体验与传播一体化的智慧思政新生态。对皎平渡、扎西会议旧址等进行数字化建模，建设集图文、音视频、3D模型于一体的数字库；开发“VR巧渡金沙江”“AR复原扎西会议”等项目、“与长征先辈对话”智能交互系统，让学生在互动中感受信仰力量；开展“我眼中的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故事”微视频征集，鼓励学生以“创作者”身份参与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要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推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效衔接。将红色实践育人纳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学分体系；与长征沿线的地方政府、长征纪念场馆、干部学院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立多维评价体系，并将评价结果作为教学持续改进的依据。

九十年前，红军将士在云岭大地留下了“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壮丽诗篇；九十年后，这些跨越时空的长征红色资源，依然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育人最生动、最鲜活的教材。面向未来，高校应以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让红军长征过云南的红色资源真正融入思政教育的血脉，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5年度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三维协同’视域下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探索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例”（项目编号：BFSZ25003）、2026年云南省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云南省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基本规范研究”（项目编号：2026-29）的阶段性成果]

以红色资源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立足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深入挖掘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将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度融合，既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赓续传承，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

价值认知创新：从“革命遗存”到“精神纽带”。红军长征过云南是伟大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珍贵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据普查，红军长征过云南相关遗址遗迹遍布滇东北、滇中、滇西北，涵盖会议旧址、战斗遗址、渡江渡口、行军古道、红军标语、烈士墓群等多元类型。所经地区大多聚居和杂居着彝、苗、回、壮、白、纳西、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长征途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在扎西，红军宁愿露宿街头屋檐下，也不进入百姓家中；在中甸，红军严守寺规，贺龙以“兴盛番族”锦幛赠予归化寺。这些纪律严明的真诚行动，赢得了边疆各族群众信赖，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把长征遗存从“革命历史资源”升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是以史育人、凝聚共识的认知前提，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支撑。

历史叙事创新：从“军民鱼水”到“四个与共”。以往长征叙事更侧重军事行军，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红军长征过云南书写了各民族与红军血脉相连的生死情谊：禄劝皎平渡，各族船工37人打破“夜不渡皎平”习俗，6艘木船人歇船不歇，昼夜摆渡七天七夜，助中央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天险；寻甸柯渡，各族群众为红军缝补衣被、传递情报、掩护伤员，中央红军在此对抢渡金沙江作出重要部署……这些史实不仅是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生死相依的生动注脚，更深刻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观念，而是在同生死、共命运的历史实践中铸就的集体认同。通过系统挖掘和整理这些鲜活生动的故事，把“四个与共”的叙事主线立起来，有利于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从思想根源上进一步夯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实践机制创新：从“红色教育”到“全域互嵌”。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源的活化利用，应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推动红色资源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耦合，实现从“场馆宣教”到“全域互嵌”的机制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施行为红色资源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把长征遗址打造为党性教育、青少年思政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开发标准化研学课程与“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线路。组建多层次宣讲队伍，开发方言宣讲、院坝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长征精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打造“红色+”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深入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将长征文化与云南多元民族文化资源联动，推动各族群众在共游、共学、共享中增进了解、加深认同。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与法治保障。依托沿线红色资源扶持特色民宿、特色农产品、红色文创开发，让各族群众共享红色资源发展红利。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长征红色资源是大思政课建设的富矿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生动、最厚重的教科书。云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鲜活的长征历史与精神内核，既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更是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精神富矿。作为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林院校，云南农业大学始终注重挖掘本土红色资源，推动长征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切实把红色资源转化为育人实效。

以真理之光照亮信仰之路，夯实“大思政课”的理论根基。长征的伟大胜利，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云南威信扎西，在连续召开的会议中完成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落实的组织调整，并立足战场实际果断作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决策，拉开了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序幕。扎西会议充分彰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伟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范例，也是我们开展理论教学最鲜活的本土案例。在“大思政课”建设中，云南农业大学把扎西会议等长征史实有机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让青年学生从革命先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奋斗历程中感悟信仰的力量，筑牢成长成才的思想根基。

以人民立场厚植初心底色，彰显“大思政课”的价值情怀。长征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党和红军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赢得人民支持的胜利。在会泽，红军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群众，公审劣绅、释放冤狱，铸就了“扩红人数最多、筹款最多”的乌蒙壮举；在金沙江畔，37位当地船工以七天七夜不停歇的摆渡，护送三万红军巧渡天险。一个个故事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大思政课”的价值导向，就是要引导学生厚植人民情怀、扎根云岭大地。云南农业大学把长征中的为民初心、民族团结故事融入教学，结合云南乡村振兴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实际，教育学生读懂“三农”工作的重要意义，树立强农有我的责任担当，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事业中。

以担当精神激发奋进力量，激活“大思政课”的实践动能。长征精神中蕴含的不怕牺牲、忠诚担当的品格，是激励新时代青年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路上，李桂洪等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始终践行“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的誓言，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使命的担当；会泽的青年农民、矿山工人放下生计投身革命，用青春践行救国救民的理想。这种不怕牺牲、忠诚担当的革命品格，正是新时代青年最需要传承的精神品质。近年来，云南农业大学充分利用云南红色资源优势，打造“行走的大思政课”，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实地研学中触摸历史温度、感悟精神伟力，引导学生把从长征精神中汲取的担当力量转化为勤学苦练、服务社会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

长征精神穿越时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持续深入挖掘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不断创新“大思政课”的形式与载体，推动长征精神真正融入青年学生的血脉灵魂，引导他们为农业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作者分别系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云南省2025年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创新研究”（项目编号：JG2025038）的研究成果]

在知信行统一中传承长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在“思政小课堂”上，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以文本形式浸润青少年心灵，让伟大长征精神在青少年的脑海中留下痕迹。亲临实地的红色思政大课堂，则让青少年深切感受到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新时代新征程，通过认知红色基因，感悟和践行长征精神，能帮助青少年深化对长征精神的价值认同，在知信行统一中传承好长征精神。

知是价值认同的起点。学而知，没有认知就没有价值认同，但认知积累并不必然产生价值认同。当前，青少年对长征史实的了解多以结论式讲述为主，对具体形态和象征形态的感受不足，对长征精神的系统化认知与全面性理解还有待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因此，对长征精神的系统化认知与全面性理解，不能只停留在长征胜利的简单结论宣讲，而是需要厘清长征历程的来龙去脉，揭示长征胜利的深层逻辑，通过身临其境让青少年切身感受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使其在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中把长征精神理解深、理解透。

信是认知向认同转化的桥梁。知而信，“信”是认知认同向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转化的关键环节。长征胜利从根本上说是理想信念的胜利，使青少年读懂这一伟大精神的关键在于推动认知认同向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跃升。依托云岭大地红色遗迹，使青少年了解红军英勇事迹，认识到红军战士在经历艰难痛苦后依然选择坚守，在具体人物与事件中感知长征精神、感悟信仰的力量，特别是在同龄红军的参照下油然而生的情感共鸣，能够不断引导青少年主动积极探寻革命先辈们在绝境中坚守的深层动因，真正理解支撑他们前行的，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信仰力量的支撑，进而实现情感认同向理性认同的跃升，主动将长征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为践行长征精神筑牢信仰根基。

行是价值认同的落脚点。践行是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的最终归宿，也是检验价值认同真正形成的标志。青少年践行长征精神，体现在自己的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轻言放弃，不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要多独立思考、勇于尝试、树立信心；在与同学相处时要团结互助，遇到困难时要主动伸出援手；在集体活动和任务中主动担当，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在感到焦虑或迷茫时，正视自己的情绪状态，反躬自省，进一步明确方向和付出努力；在规划自己的未来时，学习红军坚守理想、明辨方向，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作中不只是考虑“我能得到什么”，更要考虑“我做了什么”“我贡献什么”。青少年践行长征精神，强化对长征精神的认知、情感和理性认同，在践行长征精神中体会到坚持、责任、奉献和信念，长征精神才能得以代代传承和不断升华。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实践中淬炼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青少年肩负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要在“知”中了解长征精神的历史逻辑，在“信”中培育长征精神的信念信仰，在“行”中体现长征精神的价值认同，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勇担重任，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作者分别系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人民武装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024CX06）、2025年度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云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集体备课的机制和路径研究”（课题号：BFSZ25004）的研究成果和云南省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系列成果]

讲好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讲好“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并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这为我们运用“大思政课”讲好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指明了实践路径。

讲清历史事实，夯实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认知根基。讲清历史事实，是讲好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立足点。秉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大思政课”要旗帜鲜明地批判涉及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让学生从源头上辨明是非、站稳立场，进而构建正确的历史认知。聚焦“思政小课堂”，讲清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历史背景、脉络过程、重要节点等。善用“社会大课堂”，建好用好红军长征过曲靖纪念园等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在触摸历史中深化对这一段历史的科学认知。遵循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规律，分层分类讲好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让小学生听得懂情节、中学生读得懂道理、大学生悟得出信仰，逐步提升各学段学生的历史认同。整合多元师资，建强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在文学类、史学类等各类课程中充实相关内容，拓展讲好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受众范围，强化学生对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历史认知。

讲透价值意蕴，校准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精神坐标。讲透价值意蕴，是讲好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关键点。要讲透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政治价值。要充分利用“大思政课”的理论课堂、实践课堂和网络课堂，丰富传播渠道，提升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进头脑、进课堂、进教材的效果，引导学生在重温历史中深刻体悟“中央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军民鱼水一家亲”的道理，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要讲透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历史价值。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是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决定中央红军存续、决定长征走向、奠定北上抗日格局的关键行动。要讲透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思政价值。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是“大思政课”建设的优质资源，是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要讲出有形可感的故事，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赓续长征血脉、扛起时代担当。

讲活育人实践，提升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育人实效。讲活育人实践，是讲好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的落脚点。要依托“大思政课”的大课堂、大资源、大师资、大格局，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切实提升故事的育人效果。要创新“思政小课堂”，讲活“巧”叙事。把革命先辈的智慧胆识、人民军队的英勇善战与军民鱼水深情讲深讲透，让故事从书本中走出来、在课堂里活起来。讲出战略运筹之巧，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英明决断，于危机中开新局；讲出战术智取之巧，看红军声东击西、佯攻昆明，巧设疑兵迷惑敌军；讲出军事行动之巧，看七个昼夜、六只木船抢渡金沙江，争分夺秒化险为夷；讲出民心之巧，看云南各族人民冒死护船、踊跃支前，军民同心创造奇迹。要活用“社会大课堂”，依托“大思政课”平台，让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故事成为开启心智、浸润心灵、铸牢理想信念的优质资源，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