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是忠诚于党、服务人民的一生，是投身革命、无私奉献的一生，也是历经风雨、艰苦奋斗的一生。他留下的红色精神遗产与严谨家风，是我们永世传承的精神财富。

穷孩子当上了红军

1912年冬天，我的父亲出生在牟定县新桥镇杨茨科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家中共有５口人，父亲排行老三，全家靠着一亩荒地过日子，收下的粮食根本熬不过春天，父亲从小便跟着兄长们上山去摘野果、挖野菜充饥，甚至把能入口的野草都吃了个遍。因为交不起沉重地租，地主时常到家中催租逼债。

听父亲讲，一个秋日傍晚，地主老财带着两个家丁来到家里，扯着嗓子骂道：“死绝了吗？都快过年了，这月的租子连个响儿都听不见，再不赶紧交，让你们全家去见阎王！”随后在我家打砸了一番。地主的逼租，让父亲一家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父亲九岁起，就到富农家帮工、替人放牛、赶马驮货走大理、走昆明，一年苦到头，换回来的不过一斗谷子或十来个银元，仍旧吃不饱、穿不暖。十七八岁时，就常常听来往的脚夫、赶马人念叨：南边有一支军队，不打人不骂人，专打土豪、分田地，“是救穷人的队伍”。这些话语就像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父亲迷茫的心。他暗下决心，哪怕前路坎坷，也一定要找到并加入这支队伍。

1936年4月15日清晨，父亲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到村外的山头上去刨那块荒地。他远远地看见一队人马，领头的人手里高高举着一面红旗，从黑井方向走来，父亲想一定是红军。父亲瞒着家里人，邀约了同村的杨开藻、王开堂等６个要好的伙伴，一路小跑朝着队伍方向追赶，一直追到县城。城里的气氛紧张而热烈，县长佴鹏早早的带领兵丁逃往化佛山。逃跑前，他害怕狱中的“犯人”暴动，便在县城西门外将16名被囚群众杀害，暴尸荒野，惨绝人寰。城里的官吏豪绅逃走后，百姓自发拆去堵塞城门的土基，粘贴“欢迎红军”的宣传标语，沿街欢迎红军进城。

４月１７日，父亲跟随部队继续赶到红军指挥部天台“三清阁”。在“三清阁”前，一位首长模样的人问父亲：“参加红军怕不怕？为什么参加红军？”父亲爽快地答道：“不怕！红军是救人的。”当时和他一起报名参军的牟定青年有６０多人。因为贫穷，父亲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白求恩给父亲治伤

我的父亲参加过晋西北收复战、五台山神堂铺阻击战、延安保卫战等战役，枪林弹雨中头部、胸部、双腿曾负伤近十处，先后荣立大小战功十余次。

1938年2月，日军围攻晋西北根据地，侵占了宁武、神池、五寨、岢岚等7座县城。为打破日军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决定发动收复七城的战役。三五九旅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采取“敌逃我追”、“敌疲我打”的战略杀得日军鬼哭狼嚎。就在收复岢岚县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横穿我父亲的一双大腿，父亲被送到黄河边上的兴县随军修养所治疗。

父亲说，休养所的条件非常艰苦，物资匮乏、药物稀缺自不必说，连最基本的麻药都没有，甚至用木工锯给伤员做手术。每一次切割，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摩擦声和血肉撕裂的闷响，战友们在剧痛中浑身颤抖，汗水混杂着血水滴落在满是泥泞的地面，被咬住的粗布毛巾上，赫然印着一排排深深的齿痕，有的被生生咬断。父亲在修养所住了近一个月，伤口已渐渐发炎、溃脓，弹孔边缘已发黑坏死，左腿像是灌了铅一般失去知觉，医生检查说要锯掉。父亲听了又急又惊，双眼憋得通红，撑起身子喊道：“这怎么能行！日寇还没有消灭，前方天天在打仗，锯了腿我怎么上战场杀敌！”

就在万分焦急的时候，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从延安到五台山抗日根据地途中，路过父亲们的驻地，他听说此处有很多伤病员，便毫不犹豫翻身下马，径直朝休养所走来。他轻轻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这位见惯了生死的外科医生眉头紧锁：昏暗的光线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与腐臭味，伤员们痛苦地呻吟着。他走到父亲的床前，掀开那条早已辨不清颜色的粗布被子，俯身为父亲仔细检查伤口，他通过翻译跟医生说：“子弹没有打碎骨头，腿不用锯掉，治疗一段时间会好的。”他又转过身亲切地对父亲说：“小伙子，为了保卫祖国，负伤也是光荣的。不要急，你的腿能治好。”说完，他从医药箱里拿出一把闪着寒光的手术刀、一把精巧的镊子和几卷洁白的纱布，细心地为父亲清理伤口。他先用镊子夹起蘸了消毒液的纱布，一点一点地擦拭着弹孔边缘发黑的腐肉，然后又用手术刀探入血肉模糊的弹孔，将里面坏死的腐肉一点点剜除。剧痛瞬间袭来，父亲疼得浑身抽搐，双手死死抠住床沿。白求恩的动作依旧沉稳而精准，他一边操作，一边用那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父亲，嘴里不断用生涩的中国话轻声安抚：“小伙子，忍耐一下，马上就好。”“当啷”一声轻响，一块带着倒刺的弹片被镊子夹出，扔进了旁边的搪瓷盘里。紧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不知过了多久，白求恩终于停下手术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随后拿起浸透了药水的纱布，轻柔地覆盖在清理干净的创口上。

在白求恩大夫的精心治疗下，父亲的伤势大为好转，没过几日，他便不顾伤痛重返战场。

南泥湾开垦荒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为了战胜困难、保障前线供给并减轻百姓负担，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抗日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941年3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进驻南泥湾。

记得父亲说，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方向，素称延安的“南大门”。初到那里，满眼是树木丛杂、人烟稀少的荒凉景象。部队面临着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的极端困境。战士们以树枝杂草搭棚或挖土窑栖身，靠挖野菜、采野果充饥；没有劳动工具，便四处搜集废铜烂铁，自己起炉打制锄头和镰刀，在荆棘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原上，战士凭着一腔热血和惊人的毅力，用双手劈开了沉睡千年的荒凉土地。

那时，父亲在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四连当指导员，这个连由全团司令员、卫生员、勤务员、通讯员等人员编成，又称青年文化连，全连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大家不分官兵、同甘共苦，从旅长到普通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他们手掌上一个个血泡刚结痂，新的劳作又将其磨破，鲜血染红了镢头把，可谁也没有叫过一声苦。

父亲还特别向我提起过一次全旅开展的劳动大赛。当时八团的郝树才同志创下了全军最高纪录——一人一天刨四亩三分地。老百姓们由衷赞叹道：“一头牛一天刨地二亩多，你一天开荒四亩三，真是要把牛气死了！”从此，郝树才便有了“气死牛”的美称。每当讲到这，父亲的语气里总是充满了自豪与敬佩。

父亲24岁参加红军，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洗礼，转战祖国大江南北，亲历大小战斗几百次，行程五万多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坚守边疆建设一线，历任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财务处政委、阿勒泰军分区干部部副部长、后勤处政委等职，扎根戈壁、勤勉尽责，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地方发展默默奉献。1955年，国防部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58年4月，父亲离职返回故乡牟定休养，1982年3月正式离休，享受正厅级政治生活待遇。

父亲的“抠门”与大方

褪去戎装、回归乡土，父亲始终保持红军本色，他用五十一年的坚守，诠释着一名老红军的为民情怀。

父亲的生活极其简朴，常年穿着部队带回的那套旧军装，饮食粗茶淡饭，抽着本地廉价的旱烟，居住在1963年修建的土瓦房里，一张八仙桌陪伴父亲近半个世纪。县里考虑我家房屋年久失修，加之父亲作战负伤导致行动不便，计划为我家修缮住房，为父亲配备车辆，都被父亲一一谢绝。父亲说：“县里的困难还很多，我的房子还能住，腿脚能动，不能乱花公家的钱。”

为方便群众来访求助，我家的大门常年不锁。父亲担心自己耳背、腿脚不便耽误群众来访办事，特意叮嘱我们敞开门户。对每一位来访者，父亲都热情接待、耐心倾听，常常自掏腰包为群众排忧解难。“房子建得再好、装修再漂亮，老百姓不敢亲近，就会脱离群众，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这是父亲时常教育我们的话。

牟定是典型的农业县，水利、教育是群众最关切的事。父亲从微薄工资中省吃俭用，先后积攒下6000多元钱捐给山区修建水利设施，长期资助困难学生和群众。得知几位转业老红军生活困难，父亲拿出家中仅有的3000多元积蓄，专程送到省民政厅，反复叮嘱务必把钱送到战友手中，且不让透露自己的姓名。面对领导的委婉拒绝，父亲依旧坚持把钱留下。当地彝族学生毕光华因父亲病逝，让原本贫困的家庭背负了重重债务，看着整日以泪洗面的母亲，听着亲友无奈的劝导“早日出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就在毕光华默默收拾书包，准备向学校递交辍学申请时，我父亲匆匆赶到学校，为毕光华一次性缴清三年高中学费，让这个濒临辍学的少年重返校园，重拾生活信心。临行前父亲从贴身衣袋小心翼翼的掏出一叠皱巴巴、还带着体温的零钱数了数，随即把300元钱塞到毕光华手心，用力握了握说：“光华，你要安心读书，刻苦学习，将来用知识改变命运，回报社会！”。

2003年8月，91岁高龄的父亲得知牟定县红十字会发起了“为贫困学生奉献一份爱心”的捐资助学活动，毫不犹豫地决定为4位刚考取大学的贫困学生凑齐学费，当工作人员到我家办理捐赠手续时，父亲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旧木匣。打开一看，里面挤满了面额不等的钞票——5元、10元、100元……父亲郑重地将这个沉甸甸的木匣交到工作人员手中。“爷爷，这可是您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退休金呀！”在场的一位学生流着泪说。父亲摆摆手，平静的说：“比起那些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能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贡献绵薄之力，我是幸福的！”在父亲的带动下，全县兴起了捐资助学的热潮，当年共筹集资金156万元，解决了全县1967名贫困学生的学费问题。

父亲的育儿经：吃苦是福

在治家育儿方面，父亲始终恪守“持家唯正，教子以严”的准则，他时刻警醒自己：党和人民赋予的荣誉，是信任与责任，绝非谋求私利的资本，更不能异化为子女的特权。生活中，他严禁我们对外炫耀“老红军后代”的身份，要求衣食住行各方面与普通工农子弟保持绝对一致，他常对我们说“吃苦是福”。每天放学，他都带着我们走村窜巷去捡粪积肥交给生产队，或是带领我们参加生产劳动，让我们在汗水中磨砺吃苦耐劳的品质，确立劳动最光荣的价值导向。

面对子女的人生抉择，父亲始终坚守公义，不搞特殊。1973年，大姐王湘云应征入伍，分配到昆明某野战医院从事喂猪工作，后来又到洗衣班洗衣服，父亲担心大姐闹情绪，多次写信教育她说：“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要好好干！”大姐牢记父亲的教诲，在部队干一行爱一行，进步很快，入了党，提了干，还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荣立三等功。

大哥王开勤从小智力带残疾，读了几年书就回家了。父亲鼓励大哥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做自食其力之人。”父亲给大哥买了粪箕和扁担，让他捡粪交集体。而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离家很远的江坡食品组工作。亲友们劝父亲找领导说情，把我留在县城工作，以便照顾年迈的父母。父亲却说：“像我家的情况有很多，若是大家都要求照顾，搞特殊，那还怎么讲公平，谈正气？”就这样，父亲硬是把我们一个个“推出”县城，推向广阔的基层天地。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却留下了自立自强、清正廉洁的精神传家宝。

1980年秋天，1７岁的我背着简单行囊，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独自向江坡食品组进发。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半路上我幸运地搭乘一辆拉沙的拖拉机，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和一路颠簸坐了一程，拖拉机到了卸货点，我只好咬着牙继续步行了十多里山路，直到夕阳西下，才气喘吁吁地抵达江坡食品组。说是食品组，其实就是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的瓦片缺了角，风一吹呜呜作响。我的宿舍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墙皮剥落，地上泛着潮气，一张吱呀作响的木床，一张缺了条腿只能依土墙撑着的旧方桌便是全部家当。

刚到食品组的那几天，正赶上收猪季节。每天天还没亮，我就跟着老组长去乡下收购生猪。山路崎岖，若是晴天，路面干燥松散，只要刮点风，漫天飞扬的黄灰便迎面扑来，让人睁不开眼，每呼吸一口感觉嗓子里全是泥沙。要是遇上雨天，这山路立马变成泥泞的沼泽。烂泥像粘稠的胶水死死裹住双脚，有时候一脚踩下去，当我吃力的拔出脚时鞋子却被深深的陷入泥中。记得有一次，为了赶在天黑前把三头猪运回食品组，我和同事在暴雨中拉着板车往回走，雨水混着汗水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眼，车轮深深地陷在泥坑里怎么也推不动。我咬着牙，肩膀死死顶住车辕，脚板却在泥浆里拼命打滑……直到深夜才把猪拉回食品组。那天晚上，我瘫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我想家，想父亲，甚至有一瞬间，我恨他“铁石心肠”。

共产党员不能说假话

一身正气，求真务实是父亲一生的底色。回乡之初正值“大跃进”时期。全县大兴水利，调集大量人力烧炭大炼钢铁铜，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看到生产队缺柴少肥，父亲白天上山砍柴、割草、挖塘泥积肥，傍晚又挑着粪箕走村串户捡粪，一年无偿交给集体40000多斤肥料、3000多斤柴草。有人说：“老红军，你是厅级干部，怎么还干这些又苦又累的活？”父亲笑道：“我是厅级干部，更是共产党员，集体有困难，我得带头干！”

当时，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各地竞相攀比，虚报粮食产量的“高产卫星”满天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浮夸风愈演愈烈。面对县里层层加码、严重脱离实际虚报产量，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深知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更清楚那些虚假数字背后掩盖的残酷真相。在一次会议上，干部们天花乱坠的虚报粮食产量，父亲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当众直言：“群众忍饥挨饿、不少人患上水肿病，甚至有人因饥饿离世，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绝不能说假话、报虚功！”

父亲说，如果任由这种弄虚作假的风气蔓延，老百姓的日子更加苦不堪言。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将县里的真实困境和群众的急难愁盼，如实向省上反映。母亲得知后，多次含泪劝阻。父亲态度坚决，语重心长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我绝不能因为害怕挨批判，就对党内不正之风视而不见、任其蔓延，我相信党，一定会纠正这些错误。”

三个月后，省民政厅长给父亲回了信，信中称赞道：你是我们党真正的共产党员，你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高尚品质值得大家学习。父亲的直言得到了上级肯定，县委贯彻省委精神，在全县开展反“五风”运动，浮夸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父亲用敢于较真、一心为民的担当，守护着党的优良作风，守护着群众的切身利益。

1992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父亲二级红星勋章；200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父亲“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05年9月，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2009年7月25日，父亲因病逝世，享年97岁。

从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勇士，到战日寇、斗顽敌的革命英雄；从垦荒屯田、戍守边疆的建设者，到荣归故里、造福乡梓的贴心人，父亲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与热血书写了共产党员的光辉人生。他深藏功名、艰苦奋斗，一心为民、清正廉洁，像一座精神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口述者：王自力【老红军王应元儿子】  整理者：彭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