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水利建设开新篇

农田水利在云南边疆开发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云南的农业在元代有长足进步，与政府重视兴修水利有很大关系。元朝建立后，在云南实行屯田制度，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开垦大量农田，同时大力兴建水利设施，扩大灌溉面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元代云南农田水利建设最重要的成果，是赛典赤在滇池区域主持修建的一批重要的水利设施。滇池是云贵高原最大的湖泊，入湖河流众多，沿途流经高山峡谷，夹带泥沙，日积月累，导致河床加高，每遇雨季节常河水四溢，淹没周边的农田和村庄。滇池来水众多，出水口却仅有西南方向的海口河，由于长年被沉积物堵塞，行洪不畅，当上洪水来势汹涌时，滇池水位高涨，甚至漫过昆明城墙，城内民众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害。元初，大将兀良合台带兵进攻昆明时，就看到昆明城三面被滇池洪水包围，形势十分险恶，滇池周围不少农田因水患而被废弃。

赛典赤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后，随即启动了治理滇池水患的工程，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治理滇池源头，兴建松华坝水利工程。注入滇池的河流中，以盘龙江的水流量最大，发生洪灾时对沿岸居民生命和财产威胁也最为严重，因此是滇池水利建设的关键之一，赛典赤在盘龙江上游兴建松华坝，坝上设有闸门，控制盘龙江上游来水，减少水患，灌溉流域农田；二是疏浚海口河。海口河作为滇池唯一的泄洪口，承担着调解滇池水位的关键作用。由于滇池的出水口海口被泥沙淤塞，进入雨季后常水溢成灾，淹没滇池周边大片农田，甚至淹进了中庆城。赛典赤组织人员凿开石龙坝，疏浚海口河，降低滇池水位，减少洪涝风险。直到今天，元代于海口所修的三座宏伟石闸共21孔仍保存完好，控制着滇池水位，是当年滇池水利的历史见证；三是对注入滇池的主要河流进行治理。赛典赤沿盘龙江、金汁河建成多处引水涵洞、闸坝等各级分水工程，与滇池水系银汁、宝象、马料、海源4条河流上的堰渠互相串联，灌排配合，成为昆明一带主要灌排水系，统称昆明“六河水利”。通过对入滇池主要河道采取扩宽、加固、疏通的方式，配合修建水闸、涵洞、分水渠、暗河等，形成以松华坝为基础，金汁河、银汁河等为脉络的水利网络，具备防洪、调水、灌溉、调沙、蓄水等多重功能。赛典赤在滇池流域开展水利建设，采取上段蓄水、中段分洪灌溉、下段泄水的方法，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

元初对滇池的综合治理，解决了滇池水患问题，提高了滇池的调蓄和灌溉能力，促进了农业发展和经济繁荣，为明清时期滇池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云南府志·海口记》记载：“赛典赤凿渠引水，滇人享百世之利。”云南人民为其修建庙宇以永世纪念。明清时期多次整治滇池，也主要继承了赛典赤因势利导、建坝修闸、灌排结合、疏蓄相辅的治理方法。

军民屯垦实边兴边

明朝为保障云南边疆的稳定和安全，在全省设置了100多个千户所，驻军达10余万人，大量军人及随军家属进入云南，如何保障粮食供给成为一个大问题，为安顿好云南的驻军和移民，明政府将实施了十几年并取得良好成效的军屯制度推行于云南，先后在曲靖、昆明、楚雄、姚安、大理、祥云等地推广，当地军粮供应很快就能做到自给自足。从1388年起，军屯在云南各卫所全面铺开。为使军屯制度得到较好的推行，朝廷还设置了管理屯田的官员，从都指挥使司到各卫所，都有系统的屯田组织和专官管理屯田，并对屯田效果进行年度考核。大规模军民屯垦促进了云南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一是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到1510年达到127万余亩，直到明末，云南屯田的面积还在不断增加。第二是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云南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导致原有的水利设施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各地的屯军和当地人民一起，在原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包括宜良汤池渠、昆明南坝闸、沾益交水坝、曲靖西湖坝、大理府城堤等，使大片荒地得到灌溉而成为沃野。第三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明代以前，云南各地的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开发较早的坝区发展水平不亚于内地，而大量欠开发山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随着屯垦范围的扩大，云南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形成，先进的耕作方式、生产技术开始传播到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

明代在云南还大规模推行过商屯和民屯。明初，为弥补各处卫所军粮之不足，还在边疆地区广泛进行“商屯”，所谓商屯，就是商人募民到边远地区开荒屯种，得到粮食就地换取盐引，再将盐销往外地。早在1382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就提出把“盐商中纳”作为解决南征军粮饷不继的办法之一。根据记载，明朝先后在昭通、曲靖、昆明、玉溪、红河、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实行过商屯，明中期后，随着粮食供应的问题得到解决，云南的商屯才逐渐停止。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曾迁“江左良家闾左”“中土大姓”“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到云南屯田。《滇粹》记载沐英累计移民400万到云南，其子沐春也移30万南京人入滇，记录的数字可能有所夸张。据学者研究，明代内地进入云南移民达到约15万户、100多万人的规模，政府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内地移民在边疆地区开垦田地。

军民屯垦也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明初，云南粮食严重匮乏，南征大军一度陷入“兵食不继”的窘境，长期通过外地调运和盐商中纳输入大量粮食保障供给。随着军民屯垦的发展，到正统年间云南粮食供应自给有余，史籍中首次出现云南有“陈积仓粮”的记载。不仅汉族移民的粮食自给有余，少数民族也同样有了余粮，开始纳粮入官以授爵。明朝后期的嘉靖年间，朝廷在贵州用兵，用借支、中纳等形式将云南余粮运往贵州，表明云南农业发展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云南的手工业、商业、矿业等也有长足进步。

矿冶兴旺为边疆发展提供支柱

云南矿藏资源十分丰富，有着悠久的开采冶炼历史。元朝在云南首置矿课，其中金课184锭、银课735锭、铜课2380斤、铁课124701斤，数量虽为各行省之首，但开发规模仍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官府垄断和控制的性质。明代云南的矿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银、铜的产量居全国首位，上缴国库的数量也很大，如1458年上缴课银10余万两，占全国课银总量的一半以上，金课数额较前代也增加很多，到1590年增至3000两。明朝中期以后，云南铜大量运往外地用于铸钱，当时全国许多大型铜建筑物也是由云南出产的铜建造。除金、银、铜矿外，明代云南的铁矿、煤矿、铅矿、锡矿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采。明初各类矿藏开采均由官方主导，民间不得参与，中叶以后民营矿业逐渐兴起，民矿开采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促进了云南的矿产贸易和城市发展。

在铜矿采冶的带动下，清代云南各类矿产的开发都蓬勃兴盛起来。如银矿的开采与铜矿并驾齐驱，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年产42万两，最高年课额达98979两。金矿的开采入清后有所衰落，但在乾隆时期仍维持在年课金额60两左右。清代个旧锡厂高峰时年产锡730566斤，年产值31860两白银，年课银3186两。全省年铅产量约为1318000斤，以每百斤二两银计算，铅年产值折银26360两。铁矿在清代亦呈衰减之势，但在乾隆时期全省仍有铁厂30家，年课银825.73两。此外还有非金属矿开采，如朱砂年提供课银175两，21家硝磺厂年产硝磺111900斤。清代云南的矿冶业在全国所占比重极大，据学者研究统计，云南铜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5％，银厂占全国的72％，产量占全国的97％，其他如锡、铅等也占相当的分量。全盛时期，云南有150家矿厂同时生产，每年提供厂课30万两白银，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清代云南矿冶业兴盛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矿业开采为云南边疆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开辟和完善了云南省内外的交通网络。云南矿藏开发聚集大量相关产业的劳动者，也促进了地方农业、商业的快速发展。最为重要的是，清代云南的矿冶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边疆各民族相对隔离的小地域开发格局，云南经济进入区域联动发展的新阶段，进而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之中，为建设中国西南稳固边疆作出重要贡献。

[马延炜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