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屏大戏院现状轴测爆炸示意图（图片来源：课题组史明洁绘制） 作者供图

南屏大戏院。记者龙舟 通讯员柴树飞 蒋亦骏/摄

1938年11月4日，建筑学家梁思成从昆明发出一封致杨廷宝的信。信中写道：“昆明现在有不少的建筑师……有赵深、徐敬直、奚福泉、梁衍、巫振英、虞炳烈等等。然而，建筑师们却大都清闲无事。”此时，全面抗战爆发已一年有余。这些人，算得上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因战火被迫西迁，从上海、南京、北平聚集到昆明。

集结西南

1937年淞沪会战后，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政府机关、工厂、学校及科研机构大规模向西南转移。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凭借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两条国际通道，其物资集散与人员流动能力大幅提升，从边陲省份一跃成为支撑抗战的战略大后方。

据档案文献考证，抗战期间在云南从事专业活动的华籍建筑师达37位。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来自中国营造学社；赵深来自华盖建筑事务所；徐敬直、李惠伯来自兴业建筑事务所；奚福泉主持公利工程司；虞炳烈则于1941年创办国际建筑师事务所，在昆明等地从事抗战应急建筑设计。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代表人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相继沦陷，上海、南京、北平的建筑设计市场随之瓦解。而云南因有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两条国际通道，成为战时中国与国际援助体系联系的重要通道。1938年和1939年，滇越铁路共运送货物90万吨；滇缅公路通车后，1939年运货2.8万吨，1941年增至13.2万吨。机构与人口的内迁，带来了持续的建设需求，建筑师们也随之前往。

中国营造学社也将驻地迁至昆明。迁昆期间，学社以昆明为基地，先后完成了昆明及近郊古建筑调查、滇西北古建筑考察，以及川康古建筑调查等多次田野工作。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内迁建筑师们很快发现，云南本土的建筑设计力量相对薄弱，现代建筑设计服务多依赖外来技术人员，而本土市场一时难以消化如此集中的专业力量。梁思成信中“大都清闲无事”的感叹，正是这一过渡期的真实写照。

三种主要实践路径

变化来得很快。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西迁昆明，师生员工数千人需要校舍和宿舍；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等一批工矿企业相继在昆明近郊落户，需要厂房和仓库；富滇新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先后设立新址，需要办公楼；滇缅公路通车后，从昆明到畹町近千公里的路段上，加油站、招待所、仓库、管理站等配套设施需要有人设计。建筑师们从无事可做，迅速转向超负荷运转。战时在滇的建筑实践，由此分化为三条不同的路径：

以生存保障为核心。1938年，西南联大迁昆之初，校方委托中国营造学社设计校舍。梁思成回函确认，学社昆明工作站随即投入设计。预算结果却令校方措手不及：仅男生宿舍一项就需16万元，远远超出学校的承受能力。常务委员会只好决定：正式校舍暂缓，先盖临时房舍。于是，一座座夯土墙、木屋架、铁皮或茅草屋顶的“临时房舍”在大西门外拔地而起，每所造价仅535元，约为原方案造价的十分之一。此后，西南联大工程处接手，在学社方案基础上作了适应性调整，向云南本土工匠学习夯土技术，以最简便的办法抢出栖身之所。多数项目的工期，被压缩至30天以内。这些临时校舍，撑起了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最初岁月，也为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代学人提供了安身之地。

以凝聚认同为目标。1943年7月7日，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发出动议：在云瑞公园内原清代云贵总督府旧址修建一座纪念性建筑。最初拟命名为“志公堂”，公开征集方案后，共收到近二十个应征方案。建筑师李华提交的方案最终胜出，他保留了传统歇山顶的意象，以现代材料和简化工艺重新诠释。营造学社的刘致平则走了另一条路：重檐三滴水、青绿彩画，讲究法式还原与形制源流的纯正。1946年建筑落成时，为缅怀抗战牺牲的军民，正式定名为“抗战胜利纪念堂”。1947年1月10日，云南省各界在此举行抗战胜利纪念堂落成典礼。

同一路径上，1943年竣工的安宁温泉宾馆提供了另一类样本。这座由富滇新银行独资创建的宾馆，被定位为“免费招待国内外贵宾”的外交接待场所——它的使命不是盈利，而是让国内外看到，即便在战火中，中国仍然有能力建造高品质的现代公共建筑。由建筑师徐敬直、李惠伯设计，工程总开支九百六十余万元国币，与同期民生项目形成巨大反差。建筑外观摒弃了战前流行的“大屋顶”符号，采用青瓦坡屋顶、浅灰色抹面与长条窗的简约语言。内部依地形高差将浴室与旅馆区分置，形成清晰的功能流线。在钢材水泥极度短缺的条件下，设计者将钢筋混凝土集中用于一层餐厅的大跨无柱空间，其余部分采用木梁砖柱与本地材料。浴室池壁以中央研究院特制玻璃砖镶砌，国内当时尚无先例。面对喀斯特地貌泉源渗漏、水位不稳的复杂条件，设计者构建了“集中引水、分池供给、清浊分流”的系统。宾馆在建筑外观、功能布局与结构选型上均体现出对现代品质的自觉追求，浴室池壁以中央研究院特制玻璃砖镶砌，排水系统则针对喀斯特地貌泉源渗漏、水位不稳的复杂条件，构建了“集中引水、分池供给、清浊分流”的解决方案。验收报告评价其“建筑时代化，装置科学化”。这座宾馆至今仍在运营，不是作为文物锁在玻璃罩里，而是以其完善的功能继续服务于这座城市。

以延续现代性为取向。1939年，南屏大戏院在昆明晓东街与宝善街交会处落成。出资人是刘淑清等几位女性企业家，设计师是华盖建筑事务所的赵深，施工方是上海迁昆的陆根记营造厂。当昆明其他电影院还多在旧式戏院、城隍庙里将就营业，观众常要侧身躲开遮挡视线的柱子时，南屏大戏院率先实现了无柱观众厅；当其他影院还在放映无声短片时，南屏已与好莱坞八大影片公司签约，成为当时国内较早与好莱坞同步上映的影院。因基地狭小，赵深将主楼北移，在街角留出公共广场。正面弧形玻璃窗与竖向结构柱形成简约的节奏。观众厅采用钢筋混凝土门式钢架加木桁架的混合结构，实现了无遮挡的观影体验；楼厅采用悬挑结构，底层设五个疏散出口——这在战时空袭频发的昆明，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这座建筑从开工到建成，始终面临着空袭的威胁，但赵深和陆根记营造厂没有因此折损标准。媒体称之为“远东第一电影院”，建筑本体至今犹存。

战时建筑遗产与回响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批建筑师陆续离开云南。徐敬直南下香港，李惠伯远渡美国，赵深返回上海。但他们战时在滇的实践，留下了一份超越具体建筑的遗产。

首先是制度的种子。1940年，兴业建筑事务所的徐敬直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作，组建了“昆明建筑事务所”。政府资本与专业技术力量以契约形式绑定，行政力量集中资源、明确任务，建筑师团队将这些任务转化为具体工程。这种协作模式在战时被逼了出来，却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影响着云南城市建设的组织方式。

其次是理念的转向。战前，中国建筑师们热衷讨论“中国固有式”还是“现代式”。战时云南的经验让他们意识到：在材料短缺、工期压缩、运输不稳的条件下，首先要问的不是“这像不像中国风格”，而是“这能不能最快建起来、能不能用得住、能不能在有限资源里做到最好”。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在战火中逐渐成形，关于取舍、关于务实、关于在约束中寻找最优解。

最后是精神的力量。战时在滇的建筑师们在资源匮乏、空袭威胁、工期压缩的极端条件下，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使命。无论是西南联大的夯土校舍、滇缅公路的加油站，还是南屏大戏院、安宁温泉宾馆，无一不是在极限约束下展开的创造。他们证明了一件事：即使在最极端的条件下，依然有建筑师选择不降其格，在普遍降格的环境中守住了品质底线；不避其难，在技术难题与安全威胁下迎难而上；不弃其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按建筑学的逻辑完成设计。南屏的弧形玻璃窗、安宁的温泉水、联大的夯土墙——这些具体的痕迹，比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更有力地诉说着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韧性。

这些建筑和实践，正是文明韧性在物质空间中最具体的表达。[作者系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抗战大后方现代建筑营建技术研究——以云南为例”（项目编号：52408023）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冷门绝学项目“抗战大后方时期云南建筑档案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LM2024YB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