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探讨党的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系统总结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日前举办“党的光辉照边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建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市委宣传部、市党史研究机构、主流媒体、地方党校的专家学者与师生代表齐聚一堂，深挖云岭红色根脉，凝聚边疆党史研究共识。与会专家各抒己见，校内教研团队见解纷呈。研讨会收到多篇论文，限于版面，本期理论版选编刊发部分稿件。

百年云岭党建实践与边疆治理现代化镜鉴

1926年，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百年来，扎根云岭大地的党组织，始终立足多民族聚居、边境线漫长的省情，把党的自身建设与民族团结、守土固边、边疆发展紧密结合。深入梳理这段历史，既是回望云南地方党组织的成长脉络，也能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挖掘本土历史智慧。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云南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契合边疆民族特点的建党道路。李鑫、王德三等先驱没有局限于城市知识分子圈层，主动深入滇南彝区、滇西傣乡与景颇山寨，在少数民族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民族党员，构建起多民族共同参与的革命统一战线。彼时地下党组织把民族解放事业融入建党实践，依靠各族群众建立敌后武装，让红色火种扎根边疆。

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党建转向基层政权建设，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稳固国境防线的支柱。各级党组织持续深入村寨一线，改造旧有基层治理体系，注重吸纳少数民族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逐步建立起本土党员骨干队伍。党组织建设不再单纯局限于政治建设，而是与边疆维稳、民生建设、民族和睦统筹推进，初步形成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党组织守护边境安宁的治理格局。历经数十年深耕，党组织牢牢扎根边疆乡土，完成了从革命组织向边疆执政骨干力量的转型，筑牢了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改革开放浪潮来临，边境开放重塑了云南基层党建的时代命题。随着边境口岸逐步对外开放，边疆地区发展短板日益凸显。基层党组织主动优化布局，调整边境县市、民族乡镇的组织架构，着力破解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相互脱节的现实难题。各地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发展为党员，同步完善少数民族党员选育、边疆干部本土化培养制度。基层党组织从政治堡垒转变为带动群众脱贫增收的领头雁，组织体系更加贴合对外开放前沿的治理需求。

进入新时代，云南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全力打造边疆党建长廊，把基层党支部建成国门红色堡垒。全省各地紧扣守土固边、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三大核心任务，推动党建工作向边境一线延伸。从德宏抵边村寨联防党支部、临沧边境党员护边队伍到昆明城乡基层治理示范点，党组织始终处在边疆治理第一线，实现了党建效能向治理效能的高效转化，真正建成能够富裕一方、团结一方、安定一方的战斗集体。

百年云岭党建实践，凝结着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四条历史经验。其一，边疆党建必须牢牢锚定民族团结主线，兼顾党性原则与乡土民情，用各族群众听得懂的话语凝聚共识。其二，坚持组织力量下沉，推动党支部建在村寨、扎根边境，实现党组织全域覆盖，打通基层治理末梢。其三，推动党建事业与兴边富民、守边固边深度耦合，杜绝党建与发展“两张皮”，以组织振兴撬动边疆全面振兴。其四，长期深耕本土化干部培养，打造一批通晓民族语言、熟稔边境民情的党员队伍，夯实边疆长治久安的人才根基。（作者蒋炳庆 为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走好新时代云南兴边富民之路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百年光辉照耀云岭千里边关。从革命年代边境播撒火种，到新中国成立后依托民族区域自治破解边疆困局，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云南部署兴边富民行动，云南锚定边疆稳、边民富核心主线，走出一条富民、团结、稳边协同共进的现代化边疆发展道路。

百年治边演进，构建边疆共富理论逻辑。“治国必治边、治边先富民”是党治理云南边疆的根本遵循，百年间治边思想历经三次理论演进。革命与建设时期，首要任务是解放生存。旧时云南边境闭塞落后，各族群众深陷贫困。依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边境物资流通逐步畅通，群众基本温饱得到保障。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持续完善沿边水、电、路基础设施，落地兴边富民专项行动，不断缩小边疆与内地发展差距，为群众稳定增收铺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求深化兴边富民行动，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稳边固防、共同富裕有机融合，形成兼顾经济、民族、安全的治边理论体系。边境村寨巨变背后，蕴藏三层核心逻辑：坚守人民至上，资源政策持续向边境倾斜，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共建共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统筹发展与安全，以产业富民筑牢边境稳定根基。

村寨蝶变实景，见证兴边富民实践成效。全省现有374个沿边行政村，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落地生根，无数村寨实现翻天覆地蜕变。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边境幸福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4万元，沿边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近20万边民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

立足边寨实践，明晰兴边共富长效路径。新征程上推进兴边富民、实现边疆共富，三条实践路径清晰可循。一是以党建引领筑牢组织根基。云南深耕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党支部扎根村寨、产业基地、护边卡点，培育党员致富带头人，牵头组建合作社对接市场，统筹产业、民生、守边各项工作，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心骨。二是以特色产业夯实物质支撑。沿边村寨依托生态、民族、区位优势，发展特色种养、跨境文旅、边民互市多元产业，搭建“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借力中老铁路、开放口岸打通内外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长效增收资本。三是以统筹协同扛起三重使命。边疆发展兼顾共同富裕、民族团结、国门安全，持续补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搭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推行网格化护边治理，实现富民兴边、民族团结、边境安定良性循环。

回望百年云岭边关，万千村寨的蝶变充分印证，兴边富民是云南边疆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将持续深耕边境一线，把治边理论转化为实干行动，让党旗永驻云岭国门，让共同富裕之花绽满千里边境。（作者张春梅 为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持续活化用好百年革命遗址资源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100周年。百年来，云南地方党组织团结带领边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书写了从翻身解放到兴边富民的壮阔历程，在云岭大地留下星罗棋布的革命遗址，这些遗址既是党组织扎根边疆的实物见证，更是党史教化的实景载体。当前，兴边富民行动在云南4060公里边境线上纵深推进，承载百年记忆的红色地标持续释放全新时代价值。

一、以史育人，让革命遗址成为兴边富民的“实景课堂”。云南红色底蕴厚重，全省经普查认定共有2265 处革命遗址，遍布城乡边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红色教化阵地。节孝巷建党旧址、扎西会议会址、民族团结誓词碑等标志性遗址，见证了党领导云岭儿女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脉络。依托红色遗址常态化开展党史教育，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边疆各族群众“永远跟党走”的思想共识，为兴边富民纵深推进筑牢坚实民心根基与思想基石。

二、以志励人，让红色精神激活边疆发展内生动力。革命遗址承载百年根脉，既是历史印记，更是奋进号角。遍布云岭的红色遗址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形成富有边疆民族特质的云南红色精神集群：老山红色遗址沉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戍边担当，皎平渡红军长征渡口见证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长征风骨，民族团结誓词碑承载一心向党、团结到底的忠诚初心。长期以来，边疆部分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群众内生动力不足，仅靠政策资金输血帮扶只能解一时之困，唯有精神赋能才能实现自主造血、长远发展。用好革命遗址开展常态化红色教育，破除群众“等靠要”思想惯性，将百年红色传承转化为守边兴边、增收致富的行动自觉，让红色精神成为兴边富民持久不竭的内生动力。

三、以用践教，让革命遗址释放稳边富边“叠加效应”。云南绝大多数革命遗址散落于边境村寨、民族聚居区，既是红色教化课堂，也是赋能基层治理、壮大特色产业的宝贵资源。推进兴边富民，要推动党史教化从思想熏陶转向实践赋能，统筹稳边与富民，实现精神、经济双向增效。依托边境红色遗址开展党史与国门守边教育，厚植边民家国意识，以红色教化凝聚治理合力，构建党政军警民联防格局。借鉴扎西红色小镇、柯渡红色研学示范，盘活红色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联动口岸、村寨产业发展。以教化凝心、产业增收、红色固边形成叠加效应，为兴边富民兼顾精神厚度与发展力度。

革命遗址是淬炼初心的实景课堂、团结各族的情感纽带、振兴边疆的红色种子。新征程上，要持续活化用好云南百年红色遗址资源，深耕党史教化价值、释放产业富民动能，让红色基因扎根边疆、浸润民心、赋能发展，书写边民富足、边疆安定的兴边富民时代新篇。（作者赵儒飞 为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推动马克思主义扎根少数民族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重大论断贯通百年党史实践，在多民族边疆省份云南的革命历程中有着鲜活厚重的历史印证。

一、党组织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根本前提。1926年，中共中央派遣李鑫回滇，联络王复生、吴澄等进步青年，于11月7日在昆明节孝巷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云南党组织正式诞生。早期党组织立足多民族省情，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特支在昆明开办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时派遣党员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调研。1927年临时省委出台《少数民族问题大纲》，从制度层面确立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二、党组织引领实践，让马克思主义走进少数民族心里。早期党组织创新本土化传播方式，用少数民族听得懂的语言传递真理。王德三深入滇南彝族聚居区撰写通俗读本，以民族歌谣写道“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将阶级解放主张融入民间曲调，成为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共产党的启蒙读物。党组织依托夜校、田间宣讲、头人座谈会，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阐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斗争，才能实现翻身解放。

1928年，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查尼皮村召开，专题研讨民族地区宣传工作。会后，党组织组建民族工作队，发动各族群众建立农民协会，把理论宣传与减租减息、反抗压迫的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群众从革命旁观者转变为主力军。

三、历史昭示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扎根民族地区的根本保证。云南早期党组织的革命实践深刻诠释了党的领导的深厚内涵。其一，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的政治保证。近代各类思潮轮番登场却无法解决民族问题，根源在于缺乏代表各民族根本利益的领导力量。其二，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头基石。早期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就是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边疆各民族第一次形成“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认知。其三，百年实践印证，坚持党的领导是边疆发展、民族复兴的定盘星——党的领导坚强有力，边疆就安定团结、各族群众就幸福安康。

四、赓续红色血脉，以党的全面领导书写新时代云南民族工作新篇章。立足新征程，云南必须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要持续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传播载体，讲好红色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成为云岭大地最鲜明的时代图景。

百年云岭红史，初心历久弥坚。云南早期党组织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贯穿马克思主义传播、各民族解放全过程，是镌刻在红色基因里的历史定论。（作者杨金惠 为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以高质量民族工作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民族工作始终是云南事关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深入挖掘云南地方党组织早期革命实践中民族工作的时代价值，能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提供重要历史经验与实践指引。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锚定民族工作政治方向，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早期革命实践中民族工作的根本经验，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云南早期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边疆民族工作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打破民族壁垒、凝聚各族力量、实现边疆新生。云南地方党组织设立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制定《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成为我党早期边疆民族工作的重要理论探索。云南地方党组织将民族工作置于革命事业的重要位置，并始终把政治引领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摒弃民族歧视，化解民族矛盾，让各族群众逐步认清革命方向、拥护党的领导。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必须传承这一根本经验，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各领域、全过程，牢牢掌握民族工作领导权、主动权，确保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民族实际施策，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早期革命实践中民族工作的鲜明特质，为新时代精准开展民族工作提供实践遵循。云南地方党组织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形势多变，交通不畅，有时只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立足云南山区、边疆、多民族的省情，探索本土化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云南早期共产党人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摒弃生硬的宣传模式，创作民族特色歌谣，以群众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化解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与矛盾，传播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民族平等思想，促进少数民族的政治觉醒。这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工作方法，是云南民族工作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民族工作纷繁复杂、任务艰巨，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各民族发展差异、边疆治理特点，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既坚守民族团结底线，又尊重民族特色，推动民族治理提质增效。

第三，坚持植根群众、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攻坚克难的核心密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云南地方党组织能够在艰苦复杂的边疆环境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守群众立场。云南早期共产党人自觉学习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患难，用真心真情赢得民心；通过开办学校、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推翻军阀和地主，启发少数民族的阶级觉悟；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共产党员，建立少数民族村寨党支部，发动各族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由此打破地域、民族、阶层的隔阂，塑造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为边疆稳定和革命胜利筑牢群众根基。这一实践充分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族团结的根基与力量同样植根于人民。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始终把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增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讲好云南民族团结红色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向心力。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民族工作经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根本原则、秉持实事求是工作方法、厚植民族团结群众根基，以高质量民族工作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推动云南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为边疆长治久安、各族共同繁荣发展凝聚磅礴力量。（作者杜鹃 为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历史回响

1926年11月7日，李鑫主持、吴澄等党员在昆明平政街节孝巷55号一座隐蔽的四合院里，宣告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百年前那盏油灯点亮的，不仅是云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与省情相结合的伟大探索。回望这段“云岭星火”，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革命先辈的筚路蓝缕，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云南最早、最生动的历史源头。

一、理论自觉：把民族问题纳入革命总任务。云南早期党组织能在多民族土地上扎根，源于深邃的理论自觉。李鑫、王德三、吴澄等先驱经深入调研，对云南各族饱受帝国主义、军阀及土司三重压迫的状况作出清晰判断：“唯有打破民族仇视界限、团结一致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成功。”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与边疆实际结合，把民族问题提升至关乎革命全局的战略高度。正是这种理论清醒，使云南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系统关注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地区之一，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思想基石。

二、制度初创：从《少数民族问题大纲》到《苗夷三字经》。理论须靠制度落地。1927年，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在昆明设立党内首个“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随即制定《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明确提出“夷汉平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之下平等自由结合”“改进少数民族经济地位”。

为使主张为百姓所接受，王德三深入滇南苗彝村寨考察，以“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等朴实韵文写成《苗夷三字经》，既是最早的民族政策宣传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生动“本土翻译”，把抽象平等观化为边疆山乡传唱的歌谣，播下了“各族人民是一家”的思想种子。1928年云南早期党组织向中央提交《关于云南小民族问题的简略报告》，促使中央指示“云南少数民族运动比全国各省都重要”，推动了全党对民族问题的重视。

三、血肉交融：在共同斗争中铸就共同体意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1928年，蒙自查尼皮彝族村寨建立云南第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党支部；同年10月，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得到彝族群众全心掩护，这是党的全省（级）代表大会首次在少数民族村寨举行，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缩影。此后查尼皮游击队、蒙自阿加邑秋收暴动、马关八寨农民暴动中，彝族、苗族、汉族等多民族并肩作战，将“休戚与共、生死与共”从口号淬炼为血火中的共同记忆。当边疆少数民族第一次真切感到“共产党是代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共同体意识便在心灵深处扎下了根。

四、时代回响：红色基因厚植新时代民族团结。云南早期党组织的百年实践创造了穿越时空的两项成果：一是“各族人民是一家”的共同体精神——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生命线；二是“从制度设计到宣传教育”的完整方法论——《少数民族问题大纲》开创的以制度保障平等、以文化凝聚人心之路，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政策制定、社会治理、文化教育的深厚基因。（作者顾波 为昆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