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近日发视频称，因一场直播连麦，被一位家长举报。她称，是因与家长关于“校园霸凌”认知有分歧而遭到举报，连日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沈奕斐提到，视频下1000多条留言，不乏基层一线教师的委屈与心声。

无论沈奕斐所述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基层一线教师面临过种种反常举报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网友对反常举报的厌恶，对教师正常维权的支持，不是指向某一个“老师”，而是为那些因正常教育行为被举报的教师鸣不平。

如何科学惩戒，特别是出现理念分歧时，如何让老师敢管、愿管，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制度规范的技术活儿。济南的做法或有参考意义。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 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作出答复，将区分正常教育行为与失范行为，学校需承担“第一责任人”角色，主动为教师提供支持，而非简单“牺牲教师换和谐”，让教师“敢管”。

教不严，师之惰。有时并非老师“躺平”，而是心有所忌，怕惹争议。据半月谈报道，2024年1至8月，某基层教育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基本属实。各种五花八门的不实举报，怎能不让教师越来越小心翼翼，让教师“不敢管、不想管”？

其实，2021年施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就对教育惩戒作出明确界定，指出了哪些情形可以实施教育惩戒，有哪些惩戒措施，以及明令禁止的行为。

从规定到日常落实，难免会遇到某些阻力，审慎精细执行，也需耗费管理心力。这可能导致出现从不体罚走向不敢管的现象。教师越不敢管，一旦出现管教争议，学校就越容易为平息所谓舆情而牺牲教师权益。息事宁人的不当处置会助长情绪化举报歪风，“按闹分配”更让某些家长甚至用“受害者思维”过度维权，剥夺孩子从社交摩擦、挫折教育等正常成长环境中学习的能力。严是爱，宽是害，长此以往，恶性循环。

因此，如果能做到不牺牲教师换和谐，不和稀泥，不纵容谁闹谁有理，虽是常识回归，仍值得点赞。学校作为第一责任人，遇事应辨是非有担当，不让教师身后“空无一人”地被推出去顶所有压力。只有破除“管教即过错”的片面认知，明确正常惩戒与体罚失范的边界，让教师有底气挺直腰杆管教，才是良性的制度示范。（红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