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巷5号院院落东侧立面修缮前，拍摄时间2024年2月29日。

修缮完成，拍摄时间2024年9月20日。

幸福巷5号院鸟瞰图。 供图

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它的旧建筑，它便失去了讲述自己的能力。尊重一砖一瓦，是对这座城市，和历史的最大尊重。

云南的“建筑方言”

云南的地理海拔是一个奇异的垂直世界。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明显的立体气候，孕育出中国最丰富多样的传统建筑体系，形成中国建筑版图上最难被复制的一章。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工程师张雁鸰去过90多个国家，走遍了云南80%以上的国家级与省级古建筑遗址。他说：“云南的传统建筑非常丰富，在全国的比较中，它的特点在于丰富多样。”正因如此，云南的传统建筑也是中国建筑基因库中最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基因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在张雁鸰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张巨幅照片：翁丁佤寨。张雁鸰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也成为他和翁丁的最后一面。2021年，一场大火，让这座存续超过400年的佤族村寨被烧毁。后来新建的翁丁外形相似，却失去了那些时间长河洗涤后留下的气息。

正是这种忧虑，驱使张雁鸰退休后自费行走在云南的传统建筑中，他用镜头和文字将古建筑逐一记录，出版了《云南传统建筑专著》。这本书附有建筑平面图、年代信息、保护等级与精确坐标。张雁鸰说，它既不是纯粹的摄影画册，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本面向所有人的“活档案”，他想留给后人一份遗存。

一座城市的记忆拼图

张雁鸰用镜头做档案，而詹霖用瓦当做“证物”。

詹霖，《云南瓦当》的作者，一个因为热爱而四处收集瓦当的人。瓦当，屋檐上的小物件，挡水、护檐、装饰，毫不起眼。但在詹霖眼里，每一块瓦当都是一枚时间胶囊——上面的纹饰，藏着不同年代的审美、故事和手艺。

2008年，昆明老街正在进行改造。商家已搬迁，几个工人在废墟间忙碌。早先的民居破败不堪，墙上长满青苔，瓦当脱落的椽子早就成了朽木，詹霖在废墟中信手捡了一块心仪的瓦当，准备欣然而归，却被工人叫住：“这个完整的‘沟头’不能拿，我们还要用呢！”

普通工人竟有这样的意识？詹霖好奇了。工人说：“这次‘建昆明老街’，负责人经常给我们上课，要求拆砖瓦时尽量小心，说是要让新盖的房子上留点历史痕迹。”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工人不识纹饰，不懂年代，但他们知道：完整的瓦当要留着，要安到新房子上面。一块瓦当算什么？算不了什么，可当一个普通的工人都开始在意砖瓦的去留时，这座城市的保护意识，已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生根。

詹霖没能带走那块完整的瓦当，只捡了几块残片。闲暇时他把玩这些残片，写道：“虽无完整美感……但若真正沉浸下来审视，就会发现残缺也是一种美。”后来，他多次重返昆明老街，特别是在马家大院，抬头望着那些被重新安置于房檐的瓦当——那些曾经被小心翼翼拆下、编号、保存，又在修缮时原位安回的瓦当。他写道：“透过它的纹饰及修缮者的情怀，我看到了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抹实体有别于画布上的鲜活风景。”

从工人到开发商，从收藏者到修缮者，围绕一块瓦当，一条记忆的链条正在生长。詹霖的收集，不只是私人的爱好——他用这些残片拼出了一座城市的前生今世，而这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他一样，俯身去捡拾那些正在散落的碎片。

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

保护意识的觉醒只是起点，真正让历史建筑重获新生，需要一套专业而严密的体系。在昆明，这个体系已经运转多年。

一栋历史建筑的修缮，远不是“找几个工人刷刷墙”那么简单。五华区自然资源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科科长刘伶俐介绍：“它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必须由具备文物勘察设计资质的专业单位承接，编制修缮方案；方案审批后方可施工；施工完成后严格验收；验收通过，再进入活化利用。”

勘察人员进入一栋老建筑，要从基础到木柱梁架，再到屋顶、瓦屋面、装修小木作，逐步勘察它“原来的做法”，这些细节决定了一栋建筑将以怎样的面貌重新站立。

除了查找文献资料，设计团队一般会通过老照片或原始图纸，按原样恢复。景星街30号就是如此——一楼早已全部换成卷帘门，修缮团队偶然得到一张老照片，发现它原本是“槛墙槛窗”的老茶馆，据此恢复后，推开那扇门，看到的是百年前昆明老商铺的样子。

保护不止于修缮，更需要学术支撑。今年3月，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率先成立“昆明学研究院”，将历史建筑保护纳入城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框架。他们计划以数字化、实物展陈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整理昆明的古建筑——不只是拍几张照片，而是从建筑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个学科的角度，追溯每一栋建筑的年代、工艺与文化背景。北京的“北京记忆”项目曾用数字人文的方式整合散落的历史档案，助力中轴线申遗。如今，昆明也在探索自己的路径。

张雁鸰说，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集大成的文化标记。对于昆明这座有着古城格局、厚重文脉的城市来说，留住那些还没有消失的，认真对待那些已经残存的——这不只是文化建设，也是一座城市对自己的告白。（昆明日报 记者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