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农加贵和落松地小学的故事感动无数人。从青丝染霜雪，从青涩赴花甲，农加贵用“一师一校一辈子”的承诺和40个春夏秋冬的坚守，改写了126个孩子和1个村庄的命运。

进山

40年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有“麻风村”这个刺耳的称呼，曾是集中医治麻风病人的地方，大山的褶皱将山村与外界隔绝开来。彼时，人们对麻风病谈之色变，没有老师愿意进村教书。

1986年，20岁的农加贵以代课教师的身份走进大山。初到学校，农加贵吓得想跑，但家长们近乎哀求的目光、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让他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农加贵回忆，第一次走进那所学校，他愣住了。土坯房四面漏风，12个孩子挤在一间借来的卫生室里上课。门口站着的孩子父母，大多因病致残。

农加贵说，当时也有过转身离开的想法，但一个念头拉住了他——“如果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也许就永远走不出大山。”

此后，在村里腾出的一间20多平方米土坯房里，农加贵开始了教学生涯。课桌是东拼西凑的旧家具，黑板是用墨水染黑的木板，粉笔常用石灰块代替。一校一师，他一人教所有年级、所有课程，还要兼当炊事员、保育员，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最难熬的其实是与外界的疏离。”农加贵回忆说，那时到镇里开会，别的老师一听到他来自“麻风村”，便远远避开。当他回家吃饭时，家人会给他单独准备一套碗筷。

最终，农加贵坚持了下来。“常有人问我，人生有多少个40年，值得吗？”农加贵说，他的答案没有变过——“这里的村民需要我，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扎根

每当回忆起落松地小学名字的由来，村民们的眼里总会闪现泪光。

1992年，第一批学生临近毕业，走出大山参加升学考试的现实难题摆在眼前。学生档案里的家庭住址该怎么填？在那个年代，“麻风村”3个字很可能让他们在外面遭受歧视。

农加贵永远不会忘记孩子们那期盼的眼神。他们说：“老师，我们还想读书，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村子里。”

1992年，“麻风村”的禁区警戒线被拆除。“给村子起个新名字吧。”农加贵和村民商量，村里人种花生，壮族语言中叫“落松”，寓意外壳坚硬、果实香甜，希望孩子们也能像“落松”一样，经历风雨后仍能结出果实。

从此，曾经的“麻风村”“康复村”“那个村”变成了“落松地”。一批批孩子带着“落松”这个充满希望的名字，走出大山。

40年来，农加贵共将12个班126个孩子送出大山，其中许多人成为医生、教师、警察。

在村民眼里，农加贵不仅是好老师，还是大家的主心骨。作为党员，农加贵把“为群众办实事”刻入骨子里。村民不会读信、写信，他为村民代念、代写书信；有的村民不方便外出采购，他就当义务采购员；村民家的电器坏了，他免费上门维修，甚至自掏腰包买零件；为让村民过上好日子，他晚上开办成人技术班，教大家读书写字、种植养殖，带动村民自力更生、勤劳致富……

传承

如今，落松地村和落松地小学早就换了模样。

落松地村出山的土路变成水泥路，土坯房换成砖瓦房，成为文山州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村民们过上了有尊严、有奔头、有希望的好日子。

落松地小学有了明亮的4层教学楼、宽阔的篮球场和漂亮的小花园，教室里配备崭新的课桌椅、多媒体设备。“现在条件改善了，孩子们能享受到与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农加贵笑着说。

农加贵回首往事时说，这些年来最让自己自豪的，并非获得多少荣誉，而是一句朴实的评价：“自从他来到落松地，村里再没有一个孩子失学。”

今年下半年，60岁的农加贵将退休。怎么把学校办下去，是他最惦记的事。好消息是，落松地小学如今有了两位年轻教师，“一师一校”已成为历史。

“2020年，学校里来了一位年轻老师。孩子们非常高兴，天天围着朱丽丹老师转，跟她讲学校哪里好、村子哪里好玩。”农加贵笑道。

今年3月，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农加贵又收到好消息：一名优秀年轻教师愿意到落松地小学任教。这位老师正是当年趴在农加贵背上过河上学的女孩杨素芹，也是从落松地小学走出的第一批孩子，如今学成归来。知道消息的那一刻，农加贵激动地说：“以前我拿过一些奖，但是，这件事比我拿那些奖都要高兴。”

“长大后，我就成了您。”这是杨素芹回到落松地小学任教后，对农加贵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是教育的接力，更是希望的延续。

短评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农加贵的40年坚守，便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曾经的“麻风村”更名为“落松地村”，正如农加贵的人生——如当地的“落松”般朴实无华，却蕴藏着最动人的奉献。他的政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实实在在改变了126个孩子的命运，照亮了落松地村乡村振兴的希望之路。从落松地走出去的孩子常对他说：“假如农老师当初稍有犹豫，不再坚守，我们就永远走不出大山。”40年来，农加贵用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把为民的实事落到实处，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云南日报 记者张文峰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