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对一代“钱王”王炽的叙说颇为热闹。有的说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有的说“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列为公元十九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有的说他“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等等。这些越说越玄的“传奇”，以讹传讹，不仅流传于互联网，登上了正式的出版物，甚至也被某些领导的讲话发言不断引用。历史上真实的王炽究竟如何，他是怎样成功的？他的财富和实力究竟有多大多强？他的事业又是如何败落的？他的兴衰沉浮，在他那一代滇商中有何共性？我们从中又能获取什么启发教训？这在呼唤“弘扬滇商精神，振兴云南经济”的今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云南总商会题名碑记

一、家世、童年与发迹

（一）出身贫家的马帮商贾少年

王炽，字昌国，乡人称其为王昌，号兴斋，因排行第四，又称王四。道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1836年5月25日）出生于今弥勒市虹溪镇东门街，当时属广西直隶州（今泸西县）弥勒县十八寨，时人常将其简称“八寨”。光绪十七年（1891），经王炽等提议申请，改名“虹溪”。

王炽出生时，家境非常贫困，其父勋业及其三个兄长皆已亡去，靠母亲张氏、二妈姜氏以纺织为生，省吃俭用，勉强度日。早在少年时代，王炽便离开私塾，走上了自己谋生的道路。

当时王家变卖了家中值钱的首饰衣物，勉强凑得十余两银子。王炽从家乡收购土布运到竹园、婆兮（今盘溪）等地贩卖，又从这些地方釆购红糖回乡销售。这些地方都有比较兴盛的集市，王炽脚勤手快，吃苦耐劳，不多几年，便攒下了百十两本钱。王炽组建了自己的马帮，在滇南的崇山峻岭中，居间贩运，买进卖出，辛劳奔忙。

（二）乱世中的团练首领

咸丰年间，已经衰朽没落的大清帝国陷入了长时期、全局性的战乱动荡。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云南也陷入长达十八年（1856—1873）的战乱动荡之中：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军队激战于滇西、滇中地区；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首的回民军队则转战于滇南、滇中地区；以李文学、李学东为首的彝族军队则活跃于哀牢山区一带十余州县。全省各地烽烟四起，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一向偏处一隅、向称安宁的十八寨也危机四伏，岌岌可危。乡绅们聚议决定组织团练保卫桑梓。当时的王炽，已以精明干练、敢作敢为闻名乡里，经乡绅连文甲（辅廷）支持，被众乡邻推选为团练头目。在守卫值勤之余，王炽仍亲冒的矢，或绕敌而行，坚持贩运经营。所获金帛，除家用之外，大部分捐做民团经费。其时，婆兮与竹园回众曾经结队围攻过十八寨，被王炽率领民团击退。于是，王炽名声大着。当滇南回军酝酿再攻十八寨时，王炽凭藉原来交情，牵牛担礼，前往临安（建水）为马如龙（云峰）母亲祝寿，化解了家乡的一场刀兵之灾。

当时，临近的广西州（泸西县）州城、弥勒县城、朋普寨等，都曾陷入战乱，王炽曾率队前往解救。他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游说对方头目，消弥敌意，化解危局。他自备军粮、自筹军饷，组织乡勇，保境安民。把贸易所获利润，用于桑梓乡邻。当时官府曾有意赏封其官职，他坚辞不受。他与本地人李西来、罗万象在虹溪武庙街口，开设亦购亦销的土特产商店，生意十分红火。在母亲的安排下，他先后迎娶本乡李氏、张氏为妻妾。晩年他曾回忆说：是时回汉互斗，田园半芜。而广西州属各地，有积货如山而价极贱者，有物价暴涨日数变者，予操之以敏捷，对其有无，朝发夕至，如米、盐、粮、糖、茶，百货之属，皆利市十倍。而居人拜嘉谓救死扶伤，惟予是赖，以是获信赖。

同治六年（1867），王炽因为好勇斗狠、一时冲动，杀死了自己的姑表兄弟姜庚，于是仓皇出逃，经停昆明，远涉巴渝，成就了另外一番事业。当时，虹溪东门人周子江为泸西吴永安幕僚，奉吴来虹溪小游。王炽借周宅设筵宴吴，因争购猪肝事，为姜庚当众辱骂。王炽怒不可遏，宴毕令其手下拦路将姜庚杀死后逃逸。待王炽在外事业做大，也曾买田买地抚慰姜庚之子，仇恨有所缓和。但是，虹溪姜、王两姓，交替争夺地方绅权，多次聚众械斗，相互杀戮，竟达数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后才最终结束。

（三）发祥巴渝，“天顺祥”生意兴隆

王炽先是辗转逃到昆明，投奔结识多年的候选训导李树勋。李树勋不仅在钱财方面予王炽以帮助，后来又将女儿嫁与王炽。李氏深明大义，精明能干，宽厚待人，乐善好施，成为王炽内外的得力助手。王炽辗转行商于西南各省，事业日有发展。当时王炽闻四川动乱，曾招募壮勇拟往投效以求出路。传说王炽等来到重庆，川乱已平，但见此地商业繁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是适宜经商发展的理想之地；又说王炽甫进重庆，即见一条大鱼摆于案上，心中不觉暗喜，认为“此乃吉庆有余之兆，或发祥即在此地也”，因设立商号名曰“天顺祥”。从云南跟随来渝的伙计中，挑选老成谙练者留渝随同贸易，不相宜者则给资遣散回籍。

“天顺祥”初成立时，资本不过数百金，难于周转。适值云南富户逃渝避难者较多，王炽平日名声甚好，于是有借助资金者，有托寄银两回家者，共筹获千金，资金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开始营业之前，某大商人委托王炽押运一批货物来滇，来至途中，被匪拦劫。王炽亲往拜会土匪头目，告曰：此批货物系该商人仰幕头目大名，特托其带以奉赠。头目大喜，当即告诫部众，今后凡有王四马帮过往，必予妥善保护。该大商人听闻后，称赞王炽应对得法，以后多次委托王炽转运大批货物，皆畅通无阻。

王炽遂在昆明、叙府（今宜宾）设立分号，又由席茂之、王佐、姜大有等坐镇重庆，自己亲自赶马帮运货，往来经营。业务日益发达，不数年间获资甚巨，天顺祥之名已彰显于云贵川渝。

某次，时任川东道姚某，其道库急需解银三万两，向重庆各汇号挪借，无人敢于承借。王炽慨然助其解之。姚道台便向王炽提议，何不自己开设汇号。唐炯（字鄂生，后任云南巡抚、云南矿务大臣），其时管理四川盐务，急需银十万两，遍借重庆各票号而不得，王炽托张海槎引见唐炯，答应十日内为其解决。唐大喜，承诺如期归还并每百两予息三两。王炽除自己资金外，不敷之数秘密向各票号筹借。交银之日，备好一百盏灯笼，并将十万银两分成一百担，由其亲自送往唐炯衙门。是晚，一百担白银一百盏灯笼，在山城街道逶迤行进。山城百姓，争相围观，以是天顺祥及王炽大名，如雷贯耳，震撼山城。

（四）“以钱找钱，财如川流”的票号生意

王炽为官府垫借巨款后，川东道姚某力劝王炽开办票号。王炽好友、著名票号“干盛亨”管事孟某，也力主王炽添设汇号业务。王炽审时度势，决定开设“天顺祥”票号。

“票号”，也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是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西票”，出现并发展于清中期以后。同治年间，杭州胡雪岩（光镛）等开设“阜康”“杨源丰”等票号，被称为“南帮票号”。

王炽用心向孟某学习汇兑方面的经验及有关汇兑业务规章制度，为添设汇兑扩充业务作准备。

王炽将十万银两交付唐炯后，即派管事席茂之带领司事二人，持唐所发领款文凭赴京领兑，并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庄，经营贸易，兼办汇兑。席茂之等领到款项后，即按此计划办理执行，正式成立天顺祥，开始营业。先前向各票庄承借款项很快还清，并获得了三千多两的厚利。唐炯又将饷项盐岸均委天顺祥办理，从此公私方面信任，汇兑源源不断，营业扶摇直上。

在昆明设总号后，王炽又先后物色得汤午桥、龚志卿、刘赓堂、李茂卿、赵润、刘茂、杨兴、于怀清、张贵、胡得发等人才，分别担任书启、账务、银钱、赶物、押运等职务。在国内京、沪、宁、常、汉、粤、渝、鲁、豫、湘、赣、桂、闽、陕、叙、蓉、黔以及云南境内开设了大理、保山、思茅、蒙自、个旧、东川、曲靖以及弥勒等处分号。并在香港、海防派驻专人，办理各种业务。

二、“富甲全滇”的富商巨贾

（一）昆明“同庆丰”的设立

天顺祥营业日益发达，国内重要商埠均陆续设号。惟昆明乃家乡根本之地，则从同治七年（1868）收庄后，停顿多年尚未恢复。原因是同治七年（1868）之际，天顺祥昆明分号因受官厅捐输逼迫及当时西帮之打击，不得已只有停办。王炽当时曾愤而发誓：天顺祥永不来滇设庄。待天顺祥业务蒸蒸日上之后，恢复云南业务势在必行。同治十一、二年间（1872—1873），王炽经过再三考虑，派出跟随多年的得力管事俞献廷到昆明筹备设庄事宜，并决定昆明机构以“同庆丰”为名，以后昆明同庆丰即为总号，天顺祥成为分号。

一切准备就绪，俞献廷从重庆押运大批货物来昆设庄。老新地址先后在三牌坊邱家巷及升平坡（今华山西路）。王炽手下有俞献廷等一大批得力人员，揽得如江苏省协滇饷银十万两等业务，一时风生水起，日益兴盛。之后，天顺祥及同庆丰营业均蒸蒸日上，存放汇兑相当发达。藩库、盐粮分署、书院、协饷、丁银、丁赋等等的公款，商行店铺的营运资金，举子进京赶考、官员进京公干的盘缠都交由其代为汇兑，甚至富家捐官、官员加捐、卸任官员解银回家，吞没无人收领的款项，亦常委其办理。

（二）急公好义，商人救国

光绪九年（1883），法国大举侵略越南，云南也处于危机之中。朝廷命令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并派来名将鲍超协助。岑毓英饬昆明各票号借启动饷银六十万两，各皆为难，无敢应者。王炽挺身而出，面见岑、鲍，承诺由其负责。岑毓英问其何由负责，王炽取出一文铜钱放于桌上，岑大怒，以为王炽在戏耍自己。王炽告曰，铜钱之上，有“通宝”二字，钱之为宝，贵在流通。他将随军设办事处，由本记印发银票，见票兑银，资金由其负全责，绝无贻误；如有贻误，愿受军法惩处。王炽并曰：设饷银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越与吾滇唇齿相依，越亡滇亦不保，区区私财尚何有耶？中法战争期间，同庆丰先后垫军饷六十余万两。为方便出征部队携带使用，同庆丰印发临时银票，票面金额分为十两、五两、三两、二两或若干钱等，持此银票，可在昆明、蒙自两地同庆丰兑现。为服务军队，同庆丰还设置随军办事处，便于兑收银票。战事结束，岑毓英返昆，握王炽手曰：“微子力，吾事几不办。”赐额曰“急公好义”，并赠送在越南捕获之幼虎一只作为回见礼。鲍超在裁撤兵勇时，饷复拮据，王炽多方筹款解往曲靖，始将兵勇饷银发清，遣散返乡。鲍超不胜感激，送匾曰“义重指囷”。

（三）知人善任，爱惜员工

天顺祥、同庆丰能享数十年盛名，长盛不衰，是与王炽善于延揽人才，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分不开的。王炽自开创企业以来，先后延致人才在数百人之多。其最得力之人有李耀廷、孝纲、席茂之、俞献廷、陈曼堂等人。

李耀廷，云南昭通人，原系叙府荣茂公伙友，与王炽曾有一面之交，其稳沉练达气度深为王炽器重。荣茂公因经营不善关张之时，王炽力邀李耀廷入伙天顺祥，当听说李耀廷有天顺祥债务二千五百七十余两，外债七千多两，须了却后方能脱身。王炽慨然表示，欠本记之款不必追讨，至欠外之款由本记代认，不岀五年还清。请耀廷了账后速来渝面商。李耀廷闻之大为感动，从此投身王炽事业，他不仅如期结清了债务，还成为天顺祥最高负责人，把天顺祥和同庆丰业务推向兴旺发达境界。他和王炽和衷共济、长期合作，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商界领袖。李耀廷后来担任重庆总商会首任总理，率先在渝创办了石油、电灯、缫丝、自来水、航运等诸多新兴实业。并在辛亥革命中，对民主革命大力资助，对近代重庆做出重要贡献。

王炽待人忠厚，关心职工，对号内职工福利之照顾，无微不至。凡进号任职之人，均发给单、夹、皮、棉四季衣服，每人并发给水靴一双，方盒灯笼一罩，油纸伞一把，每晚由号回家时得腊烛二支等，一切细微之事，无不照顾周到。职工的住房多系由号上以廉价分给。职工有婚丧嫁娶事件，恤送从优。特别是遇到死亡，抚恤更属备至，充满了浓厚的友谊和人情味。如滇号管事俞献廷病故，除代料理丧事并照分应得红利，又送酬劳银六千两；又如管事席茂之在汉口病故，派人将灵柩及全眷送回昆明妥为安置，并将其本人之账结算清楚，所存之款，由号中所买之房屋数院，照原价分售其子执契管业，除房价外，所余之款，照数兑交其子收清。

王炽待人宽，律己严，每日起居生活有一定规律，凡事以身作则，毫不苟且，处理号务，井井有条，从不沾染一般富商巨贾的恶习。日常饮食，多以一荤两素为主，非客到不增一荤。平时每日三餐皆与号上先生同吃，向不独食，以示平等。穿着也非常简朴，一件马褂要穿六七年。总理全国号务，日理万机，自晨至暮，从不懈怠。

（四）杰出的经营管理才能

同庆丰及天顺祥在其兴盛时，“各省调剂云南协饷”和“省宪解缴朝廷款项”，每年数量均在数百万量之巨。其次是经营存放款，“上自督抚司道以及藩库盐粮、各署、各机关、善堂、书院，下自省会商行铺店私人流动存取”。《新纂云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载“本省同庆丰、外埠天顺祥为云南帮中杰出号票……咸同滇乱与中法谅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名声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陈荣昌论王炽曰：“十年而富，二十年而大富，富埒王侯”。

王炽在经营管理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他本人坐镇昆明同庆丰，李耀廷坐镇重庆天顺祥；以昆明同庆丰为总号，总理各埠事务，以重庆分理外埠事务。凡外埠之管事、司事都由总号派出，饬令先到重庆与李耀廷见面后，再到指定之地。外埠司事遇有帮期已满，滇号一时无人派出，即由渝派往接事。滇号与外埠汇兑，勿论收支均报渝号过账，每月由滇开一总册寄渝查对，如有不合即更正。凡号信只报汇兑及买卖货物等事，至一切抽调接济之事另以密信商酌办理，遇有紧急要事皆专快信报闻。

此外，在经营管理和公私股划分账务处理各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完备的规章制度。其要者如：

1、号中伙友，无论新老，皆未入过银本，均系根据任事大小，学识之深浅，表现之情况，酌上人力红利股，故不立合同。

2、伙友已上人力红利股，即无薪工酬劳，按以三年所上之股分红利，如上一厘红利股每月支30两，无利，余则照加。

3、司事进号，根据任事之繁简，学识之深浅，表现之情况，酌给薪工，外出者则优给之，俟三年算大账，论功酬劳，酌给下账薪工。

4、伙友息银存项周年以六厘加息，亏项以八厘加息。司事存款，亏项以八厘加息。

5、各埠账务，每年皆截至冬月底，详细开列一册，先寄渝号查阅后再寄滇号。每年腊月初一即为次年正月初一日，凡年账不得过次年三月，即要报到滇号。

6、公股乃初成立之名，以后改为护本，此护本系每三年算大账，除提分各伙友之外，下余之数或数万，或数十万即拨为护本，或加入司事长支，或收得已销旧账，或加得客号巨息，皆拨入护本，又或补各伙友息银，给司事酬劳，皆由护本出账或由外埠拨来，应除则由护本除，应入则由护本入。有此护本存款，日积月累，散布各埠，则本号之根基将日益巩固，纵某埠有大损失，亦不致发生危险。自实行这一管理制度后，多年来行之有效。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乱，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西太后、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公大臣、高官显贵之巨额财产无处寄存安放。北京天顺祥管事陈曼堂毅然表示，愿意负责代存代管。并大量收购一般商店贱价抛售的大宗货物，运往城内外临时所租房屋着人妥为保管。不久，秩序恢复，天顺祥获利丰厚。

两宫在西安开支浩大，官府无法应付。西安天顺祥源源接济，有求必应。天顺祥因之深获清廷信任，与官府交往密切。两宫返京后，曾传旨召见王炽，惟其已因患病未能赴召，旋即逝世，由清廷赐与“三代一品封典”。

世人评价王炽在创业及经营中具有如下特点：

1、知人善任，用人不疑。

2、有眼光，有魄力。

3、重信用，不说假话，对人不欺。

4、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合理的规章制度。

5、待人忠厚，赏罚分明，团结职工，关心职工福利。

王炽对办理地方公益，不遗余力，凡有所求，不论多寡，慷慨无吝色。在其故乡虹溪（原十八寨），先后捐资重建虹溪书院，购置学田，以维膏火，设义仓，兴义塾，在昆明捐建虹溪试馆，供本乡赴试士子住宿攻读，捐巨资修建南盘江铁索桥三座，上盖长廊瓦屋，同时置产维修；馈赠本州岛四属诸生乡试；在昆明，设兴文公当、牛痘局，施药饵，并捐数万金置房产送入卷金会，以其租息作为云南举贡赴京川资；并捐资铺设昆明至碧鸡关石板路；癸卯临安发生乱事，地方惨遭蹂躏，王炽捐巨款救济，又由弥勒竹园购米百余石运往散发；庚子京师动乱沦䧟，筹款救济滇人居京乏食者；山、陕发生严重饥荒，捐助二万金赈济灾民；光绪中期，泸州跨江大木桥被洪水冲垮，王炽捐资建设跨江铁索桥，等等。云南剑川学者赵藩曾作联赞之：

一品服三代荣封，前培其基，后食其报；

千尺桥万年涉利，人享厥逸，己任厥劳。

（五）“传奇”之下的真实王炽

关于所谓“三代一品封典”“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红顶商人”说，查《清史稿·卷一百八十五·选举五·封荫》载：“道光以后，捐封例开。二十三年，许三品以上官欲捐请本生曾祖父、母封赠者，得貤封曾祖父、母例报捐……咸丰初，推广捐例，京、外各官及捐职人员，由加级及捐加之级捐封者，现任及候补、候选三、四品官，许捐至二品……十年，定三品人员加级捐封，按一品人员银数加倍，许给从一品封。二、三品虚衔人员捐从一品封，应按二、三品实职银数加成或加倍报捐。其有为外姻捐从一品封者，许各按二、三品实职虚衔银数，再行分别加成报捐”。也就是说，只要符合“三品以上官”的基础条件，向朝廷捐献一定数量的真金白银，自己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及父母，便可获得“一品封典”。这是一种花钱买的“献报”予去世先辈的虚衔“封典”，在当时，得到这种封典的人是很多的。只是许多拥有多个荣衔官职的达官贵人，不屑于将其列入自家名号。而我们今天的某些文人，少见多怪，不究根由，信口开河，把王炽的这一“虚荣”（虽然是朝廷特别封赠），吹嘘成了什么“中国历史上唯一”。其实，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红顶商人”并不少见。如：

范蠡（春秋时人）——出身宛地。曾助越王勾践复越兴越，位极人臣。功成隐退，泛游五湖，经商成巨富，终年八十八岁。定居于陶，世称“陶朱公”。

吕不韦（前292—前235）——卫国濮阳人，经商成巨富，用“奇货可居”之策，买通宠姬华阳夫人，使王子异人被立为太子。后异人继位（秦庄襄王），吕不韦拜相封候。后失势自杀，子孙流放永昌（今云南保山）。

胡雪岩（1823—1885）——创办“阜康”钱庄，分号遍全国；创办“胡庆余堂”药店，经营丝绸生意。协助左宗棠处置浙江、杭州战后善后事宜，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为西征大军办“粮台”，筹办“兰州织呢总局”；先后五次代朝廷向外国银行贷款，总额达一千八百七十万两。胡雪岩财富积累达二千万两以上。获封二品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

盛宣怀（1844—1816）——字杏荪，出身江苏常州。秀才出身，李鸿章幕僚，洋务运动的主要践行者之一。先后开办湖北煤铁矿务，任招商局督办，开办航运，创办电报事业，协助张之洞开办大冶铁矿，汉阳钢铁厂，督办铁路总公司，先后奏设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在上海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创设“中国红十字会”，举办“汉冶萍煤铁厂矿总公司”，并改制为“完全商办”，任总经理。任邮传部尚书等职。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号兰溪，安徽至德（东至）人。洋务运动实际操盘手。早年投身军伍，充当文书。协助李鸿章救赈河北水灾，修筑水利，治理水患；协助创办北洋新军，筹备天津武备学堂；参与筹办北洋水师；经手创办北塘至山海关电报线，创建胥唐铁路，创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参与建设长芦盐矿；先后任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自己投资近代企业，收买㬵济铁路股票十三万两，投资十万两于峰县煤矿；筹办渔业公司；创办山东高等学堂、师范学堂等。长子周学海，著名医学家。其子周叔弢，著名实业家、藏书家，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多人俱为知名学者专家。周馥四子周学熙，北方民族工业奠基人，创办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等，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子孙也多为著名专家学者。

至于所谓“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之第四位，是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人”等等。关于这种说法的来源，林林总总，各说不一。有的说是英国《泰国晤士报》或《世纪大典》，有的说是美国《时代周刊》，有的说彼时秦晋大旱，王炽捐了“几百万两”，还有的说王炽父子，带头捐款“赎回了滇越铁路”等等。这些“传闻”都没有切实史证，均为子虚乌有或是似是而非。

（六）同庆丰、天顺祥的结局

光绪十三年（1887）朝廷赏赐唐炯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唐在滇成立矿务局，招集商股，组设矿务公司，奏派王炽充任公司总办。在十五年间，苦心筹划，不遗余力，先后垫款在数十万两以上。虽唐炯倚王炽如左右手，但成效不大，每年产铜不过百十万斤。王炽死后，公司不久亦停办。

光绪十九年（1893），云南创办兴文公当，由盐道署厘金外银款项下筹拨纹银一万五千两，王炽、吴永安各捐一千五两，共计一万八千两。号设邱家巷同庆丰隔壁，目的是为振兴地方教育文化及解决办理地方公益事业筹款的困难。成立后曾资助云南经正学院膏火费、云南进京会考者旅费等，后来还继续对在北京、武汉求学的云南学生给予䃼助。袁嘉谷中特科状元后，曾予袁颁发奖金并盖建“状元楼”。辛亥革命后，先后改为兴文官银号、兴文银行，成为当时云南最有势力的地方银行，有“小中央银行”之称。

王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七日卒于昆明，享年六十八岁，归葬于故里弥勒县虹溪镇烟子寨。五年以后，夫人李氏亦去世，与王炽合葬。

王炽生前曾捐官并屡获封赏，其头衔为“侯补道员赏加二品顶戴，并赏给三代一品封典”；子二人，鸿图花翎，二品顶戴，四品京堂；尧图花翎，三品衔，“分部郎中”。有女三人。

1937年同庆丰本号号址电线走火焚烧，所有各号往来函件及一切账册，均遭焚毁，几乎所有相关资料，已无法统计查证。

据同庆丰总管于怀清先生《克念书屋日记》所载，“自光绪丁亥迄宣统辛亥共二十五年间，全号鸿利银三百八十九万九千余两之巨，而此数年间所遭受之巨大损折尚不在内”“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之传说，信不诬也。现在每每见到一个项目一个富豪，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甚至数百千亿，对当时几百万两白银没有什么概念。须知，当年清政府对云南的“协饷”，也就是每年“三百万至五百万”左右。一个商家的鸿利，相当于一个省的财政年收入，你还认为少吗？余怀清还记载：“同庆丰又置不动产，光绪廿年以前，在省会仅百余份；迄清末达五百余份之多。如西院街、二纛街等处，几乎全街皆为同庆丰所有。至兴斋父子在十八寨所置田产，则绵亘纤陌，甲于全邑，属其私产，不为本号所有。”存货则金银条、药材与各种金玉饰品，古玩洋货，品种至多。亦存运烟土，设专人管理。并开设当铺，在四牌坊之顺庆当，执省会当行牛耳。每届年终，顺庆当当死货物，则同庆丰东家及伙友优先收受。

王鸿图（1874—1932），字筱斋，王炽长子。王炽去世后，同庆丰、天顺祥由其继承。王鸿图秉承其父遗志，热心地方公益事务，在若干方面，有所贡献。如：由王鸿图首倡并担任总董，于1908年至1912年间，参与创办耀龙电灯公司，建成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在创办及经营过程中，遭遇若干困难，王鸿图为之出力甚多；1905年，参与发起并筹建滇蜀铁路公司；与陈荣昌、罗瑞图等奏请昆明“自辟商埠”；民国初年，在虹溪王氏宗祠内开设织布厂，时有铁木结构织布机六十余台，聘请上海技师来虹溪安装和培训工人，招收学工七十多人，生产“爱国”牌各种花色棉织平布；1915年，参与创办昆明自来水事业，1918年5月2日，自来水公司正式开机售水，昆明成为国内较早使用自来水的城市；1907年，王鸿图参与发起云南总商会，并先后任该会协理、总理。

但是，正如世人评论，王鸿图继承王炽事业后，“既无其父之才干，更无其父之魄力，保守思想极重，且不善于用人，性复多疑，以至营业不振，相继失败，只好将各埠业务陆续收束”。

戊申（1908）以后，事故迭起，昔日依官起家，今则缘官招损。戊申、辛亥（1908—1911）结账，遭受空前未有之惨痛损失。如广州天顺祥管事王凤皋对业务处置失当，并受人欺骗，亏折在数百万金之巨，以致广州庄关闭。以后汉口、上海、常州等各号相继亏损倒闭。而各省大员亏欠不还，遂成为刷销者。如岑宫保欠渝号一万九千六百余两，桂藩汤小秋欠三千五百两，浙抚刘景韩欠一万八千三百余两，江苏聂仲舫中丞欠一万四千五百两；又浙抚余晋珊欠五千四百两，四川盐茶道黄爱棠欠四千七百余两，此但举荦荦大者言，如此重大损失，全号为之震惊。是时，号规已成具文，除少数人洁己奉公外，多营私舞弊，不顾大局，王氏威信，一落千丈。

李耀廷、李湛阳父子，自加入合伙之后，主持渝庄，兴斋逝世，耀廷相继作古，湛阳极不满意筱斋。渝庄开会，向滇号大施攻击。提出公举总理、复位号章、公开算账之要求。四川乱事日起，盐岸损失达数十万两之巨。辛亥壬子年间，筱斋携眷旅居申江，用费无度……筱斋夫人随逝世在申，筱斋更倦于理事……虽幸未致一败涂地，然时势日非，亦徒唤奈何矣。

王楫（1918—1981），字慕骞，号天船，王鸿图长子，1935年就读云大附中，1938年秋到香港远东航空学校机械系学习，毕业后曾在香港、越南、缅甸经商，曾任“祥瑞兴”银行董事长。1950年后用华山西路房产办“昆明建设中学”。后开自行车修理店，后又在市属某局车队工作。文革中被下放到虹溪老家务农，1973年被原单位收回。1981年病故，享年六十三岁。

王佑贤（1950年出生），王楫第三子，已从昆明某企业退休。王楫长子尚贤、次子任贤生活在马来西亚，曾供职壳牌石油。

三、王炽及滇商群体兴衰历史初探

（一）王炽们兴起的时代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业是“本业”，工商业是“末业”。社会阶层排序，是“士农工商”。社会歧视商人——“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不许乘马，不得仕宦为吏，不得与士为伍，不得穿绫罗绸缎，见官必下跪，可以被随便拘押、打板子”等等。中国封建社会不保护个人财产、私有财产，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元末明初之大富豪沈万三，为朱元璋忌恨，屡屡被罚交巨款，传说最后被举家发配云南。1840—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最重要的民族追求，很多有识之士提出“商战”“实业救国”，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兴起（19世纪60—90年代）。而在洋务运动前十年间，则不许民间资本介入，只许“官办”，以后才逐渐过渡到“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最后才允许“商办”，出现了“民营企业”，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绅商”。如先功名后从事工商者有孙家鼐、张謇（南通）、陆润庠等；先工商又厕身官僚者，或是捐官买个虚衔“红帽子”者，如胡雪岩、王炽等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期间，朝廷颁布的改革诏令中，有保护农工商业，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等内容；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并颁布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公司注册章程》等，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鼔励组织商会团体等等。但是，中国社会对“私有财产”“资本”等等，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仇视。如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一直提倡“节制资本”，工商业一度兴旺发展，但当局仍规定不捐款、认购公债者，通缉逮捕，查封财产。

（二）滇商群体的共同特点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云南机器局在昆明开办，这是云南的第一家近代企业。以后，又陆续开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及民用企业。从1904年开始，昆明先后开办了一批“商办企业”即民营企业。商品经济也空前发展起来。在光绪三十二年（1907），昆明就有五十七家商业行帮。各行帮中，多的铺户上百个，少的也有十几户。宣统二年（1910），昆明城内外百户以上的行业达三十二个，共九千七百五十一户。各行业经营货物，除本地土产外，还有北京、四川、安徽、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商户，还出现了几十户洋行和外商企业。当时的著名商家有：

福春恒——创办人鹤庆蒋宗汉，1876年开办，至1937年破产倒闭，历时六十多年。开设初期即大量向缅甸输出滇西的茶叶、蚕丝及各种土特产品，进口棉花、棉纱和布匹。最兴盛时期，在国内外遍设商号、工厂共四十余处。开办解丝厂，曾一度在国际市场压倒日本细纺。兼营行庄间的汇兑业务和在缅甸华侨的小额汇款；吸收军政界、工商界存款及办理比期贷款，资本积累曾一度达到三百多万元。

永昌祥——严子珍与彭永昌、杨鸿昌于1903年创办于大理下关。以出口生丝、茶叶、大锡等，进口花纱、布匹为主要业务，兼营汇兑及其他商业活动。总号初设下关，后迁昆明，分支机构有上海、重庆、畹町、广州、武汉、香港、仰光、瓦城、加尔各答等七十多个。并投资于个旧采矿场、下关沱茶厂、宜宾宜新化工厂等工矿业。抗战前为其最盛阶段，建国后于公私合营后解制。据资料显示，1943年严家资产曾达二千多万银元。

恒盛公——清末创建商号。经过张泽万、张相时祖孙三代经营，逐渐兴盛。先后在汉口、上海设号。经营进出口贸易。1918年在印度多个城市设号，在帕里、拉萨、昆明、丽江、下关设分号。收购滇川康藏中药材向外运销。1941年后，以云南茶叶运销西藏，由印度进口纱布、棉布、毛呢、轮胎等，并兼营外汇。1946年资金有三百七十万元印盾。建国后，经公私合营后纳入国营企业。

茂恒——1930年董益三、金绍和、王少岩三家合股创办。王少岩任董事长，金熙一任总经理。总号设在昆明，在腾冲、保山、龙陵、下关、凤庆、丽江、德钦、昭通、乐山、宜宾、成都、重庆、汉口、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国外的仰光、瓦城、八莫、加尔各谷、噶伦堡等处设有分号或代理机构。主营进出口贸易，出口以茶叶、蚕丝、粉丝等土特产品为主，进口以棉花、棉纱和布匹为主。兼营汇兑业务。办有蚕丝厂、火柴厂、瓷器厂等企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昆明开办云茂纺纱厂，即后来的昆明纺织厂。

洪盛祥——董绍洪于清朝末年创设于腾冲的商号，先后在昆明、保山、下关、重庆、拉萨、广州、上海、香港、仰光、瓦城、腊戍、八莫、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设立分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在滇缅印沿线均设有货栈，并有专运马帮，在1915年资本额达一千万银元。后又在思茅、佛海创办洪记茶社。开办下关茶厂，制革厂、石磺公司，产品销往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建国后经公私合营转为国营企业。

信昌号——马泽如于清末创办的商号。总部设昆明，墨江、普洱、思茅、江城等地有分支机构及茶厂，早期经营马帮运输和土杂货，后转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贸易为主，扩展为对香港及东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主营茶叶、药材、纺织品的进出口贸易。建国后，经过公私合营转为国管企业。

蒙自八大号——清朝后期，蒙自商业繁盛，店号林立。其中以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运天昌、万盛昌、顺成号、豫顺隆最为有名。以出口大锡、鸦片、土特产品，进口棉纱、布匹等轻工业百货为主营业务。兼营汇兑、买卖外币等业务。其通达两广，直接越南，在国内外多设分支机构，在云南进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衰败关闭。

综上所述，近代滇商的共同特点有：

1、其创始一代，基本都经历过草根奋斗、艰难创业的历史；大多数也都经历过马帮贩运，长途转输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2、几乎所有成规模的滇商，都走出故乡，走出云南，业务在省外得到发展；也几乎都从事东南亚、南亚的进出口贸易，并兼营汇兑、外币及金银买卖。

3、近代滇商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爱乡情怀，大多热心公益，急公好义。

4、在被官府垄断一切的时代，商人要得到发展，一定要与官府深相结纳，所谓“倚官起家”。然而，成也官府，败也官府。“权力市场化”“市场权力化”的结果，必然造成社会的高度腐败，也必然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昔日依官起家，今则缘官招损，许多商人和企业下场是不大好的。

5、近代滇商，其企业寿命，最长的也只有数十年历史。其最兴盛时段，大多在第一二代交替前后，而过此时段，则往往会走向衰退萎缩。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不能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或其产品面临转型时，无法成功应对，最后难免被淘汰。如“同庆丰”“天顺祥”等票号，是“洋务运动”以后，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形态应运而生的旧式金融机构，曾经顺风顺水，风光一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新式金融机构银行的出现，同庆丰、天顺祥等等，必然衰败被淘汰。

6、中国近代社会是大转型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环境最终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在动荡的旧社会，民营企业往往难于逃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