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地方文史专家宋辞提供的关键史料指引下，中山大学首次在呈贡发现了国立中山大学的办学旧址。

该研究发现：关键档案证实农学院病虫害研究所曾在碓臼村三官庵设站，后转为校友会驻地；工学院、农学院曾正式借用归化文庙房舍办学；民间发现的梁伯强教授讲义残页等实物，将相关活动从口述提升为信史。尤为重要的是，考察队在隐蔽桥洞中发现了一块1939年11月10日的修桥碑刻，实物印证了中山大学为打通昆明至澄江公路的最后关键路段、并以工程献礼校庆的主动参与史实。

这些证据共同表明，由于当时公路未通，大量重型设备无法运抵澄江，中山大学的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的多个实验室、工场与教学点曾长期设置在呈贡归化（今化城村），使其成为一个功能齐备的长期办学点。研究还通过现场地形与历史老照片的比对，成功定位了历史影像的拍摄地点。系统揭示抗战西迁时期，呈贡作为交通枢纽、物资中枢与分散办学点构成的完整节点。

借此，掌上春城采访了研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昆明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客座教授宋辞，介绍了此次研究发现的来龙去脉。下面是采访记录：

记者：作为本次考察的关键引路人，您是如何确定化城文庙、姑娘桥、三官庵等具体遗址位置的？是依靠地方口述史、文献记载，还是实物遗存？

宋辞：这是一个层层递进、多方印证的过程。首先是基于西南联大研究工作的兴趣，因为资料少，也就更感兴趣，所以想要深入挖掘了解看看有没有遗漏。而研究工作主要就发端于系统性文献爬梳，依靠文献资料，同学生一起多次到档案馆查阅资料。然后也是在查阅其余高校历史时偶然发现了中大相关的资料，这成为我们开启实地寻访的“地图”。

记者：长期以来，学界与公众对中大西迁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澄江。您是从何时开始，基于何种线索，意识到并着手系统梳理中山大学与呈贡之间的深刻关联的？

宋辞：呈贡这段历史确实长期被遮蔽。最早的线索，是地方志中简略记载“中山大学迁离后，有物资存放于城隍庙”，此前也仅立牌标识为“仓库旧址”。但我觉得这背后应有更丰富的故事。关键的突破，来自一份核心档案的发现。我们在云南省档案馆找到了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关于拨借归化文庙房舍给中山大学使用的正式批文。这份官方文件，首次以确凿证据证明了中大在呈贡并非只是仓库存放，而是有正式的办学活动。我将这份文献带至中山大学，由此促成并全程参与了前后三次有针对性的联合考察。最后一次考察前，我们又发现了关于三官庵作为农学院病虫害研究所工作站，以及战后转为校友会办事处的档案，使得考察链更为完整。

记者：根据考察，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病虫害研究所等机构均在呈贡设有实验室、工场或工作站。这种“分散办学”模式，反映了战时大学办学的哪些典型特征？它对当地社会又产生了哪些可能的影响？

宋辞：这典型地体现了抗战时期高校“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与办学韧性。无法集中，便化整为零，充分利用地方一切可用空间——文庙、书院、庵堂，都成了实验室、工场和课堂。这种嵌入，对当地产生了双向的影响。一方面，大学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医疗服务和农业技术，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传播。例如，梁伯强教授在化城书院进行的解剖学研究，其地点后来长期作为当地门诊部使用，惠及百姓。另一方面，学校修建的部分设施在撤离后捐给地方，融入了社区生活，这段特殊经历本身也成为了当地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地方空间”转化为“学术救国空间”的历史见证。

记者：考察注意到，农学院工作站设在以农业器具“碓臼”为名的村庄，而呈贡站又位于交通要道。您认为，当时中大各机构选址呈贡各地，除了战争避险的宏观因素外，是否也深刻考虑了当地具体的产业资源、社区条件与地理交通等微观因素？

宋辞：这绝非随机安置，而体现了极具现实理性的规划。农学院工作站设在碓臼村，正是看中其农业产业基础，便于就地开展研究与推广。而总体选址呈贡，其核心逻辑在于交通。我们发现的姑娘桥碑文（1939年11月10日建）是铁证。中山大学为打通最后一段公路，与当地民众合力奋战。这条路竣工后，将昆明至澄江的路程从数日缩短为数小时，不仅保障了学校自身庞大的仪器运输、师生往来，更促进了区域交通格局的改变，极大地提升了呈贡与外界的人员流动与商贸发展，实现了“学术需求”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记者：本次考察中，您使用老照片与姑娘桥、牛屎坡实地地形比对，以确定拍摄地点的方法，堪称“重返历史现场”的范例。在您的地方文史研究中，这种实地勘察与文献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论有多重要？

宋辞：地方史研究最缺乏的就是档案和文献，通过口述史缺乏有力佐证。我结合了以前研究西南联大呈贡文庙纪念馆的经验，与高校合作，近2—3年就把精力都投入到了这次的研究中，通过20多次的考察，当地人的访谈交流，查阅大量的文献和档案，找到了第一手文献，这也是推动历史回顾和考察研究不可缺少的工作。也因此吸引了专业的研究人员、兴趣爱好者、高校考察团队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

记者：此次考察旨在“填补中大在呈贡办学历史研究的空白”。在您看来，此次的发现将对整个中山大学西迁史乃至中国抗战内迁高校史的研究，带来哪些新的理解与修正？

宋辞：其意义在于从“点”到“线”与“网”的视角转换。过去的研究集中于作为“办学中心”的澄江。而呈贡枢纽的揭示，让研究者们看到一条完整的“迁徙-办学-回迁”动态链条，以及一个由交通线、物资中转站、分散教学点构成的战时大学生存网络。这修正了以往叙事中相对静态、单一的图景，展现了内迁高校更为复杂、能动与在地化的真实面貌。抗战学术史不仅是几个中心的故事，更是无数如呈贡这样的节点共同支撑起的体系。这样的发现促进大学相关的研究，也能补足抗战时期西迁史的研究工作，推进全面深入的研究，推进高校和地方史研究的合作。我们也计划与中大合作出版中山大学在呈贡的历史研究读物，包括规划后续的旧址保护和打造。

记者：化城古建筑群、姑娘桥、呈贡火车站等遗址现状各异。对于这些承载了重要国家记忆的旧址，您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保护工作是什么？对于筹建“中山大学与呈贡关系纪念馆”的倡议，您认为其核心价值应如何展现？

宋辞：包括后续的遗址认定与档案化记录。建议可以通过测绘、影像、口述史采集等方式，保存其历史信息。关于纪念馆，其核心价值在于讲述“相遇与共生”的故事。它应展现一所大学在战火中如何依托一个地方社区存续，而这个地方又如何因大学的到来而发生改变。要突出“路”（呈澄公路）、“桥”（姑娘桥）、“物”（存放的物资）背后的叙事，让观众了解学术使命与地方支持紧密交织的厚重历史。

记者：您长期致力于收集和保护西南联大、中山大学等在滇办学的史料。支撑您从事这项工作的深层动力是什么？对于未来希望投身于地方史与大学史研究的年轻学者，您有何建议？

宋辞：这些发生过重要故事的地方和人物，不应被时间埋没。地方是历史的重要载体，作为地方史研究员我可以连接宏大叙事与乡土记忆。对于年轻人，我的建议是要从最基础的档案和地方文献读起，也要重视田野，用脚步去发现和验证；同时要有跨界合作的意识，主动与高校、考古、文保等专业力量合作。（掌上春城 记者浦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