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隆中:主题文学的重要收获与提升空间
2021-06-10 16:00:56      来源:文学自由谈

扶贫文学是当下主题创作的一个热点。仅以徐剑长篇纪实文学《怒放》为例,谈谈我对扶贫文学的两点看法。

第一点,扶贫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份荣光。

探讨扶贫文学,让我想起一些古训,比如所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著名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与“三不朽”有着逻辑联系的是,北宋大儒张载(1020-1077)《横渠易说》中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史称“横渠四句”。

充满中国文人理想的“三不朽”和“横渠四句”,被后世奉为圭臬,至今传颂不衰。当代中国的创作实践,从主题和题材意义上说,最接近这个价值尺度的,可能就是书写中国减贫经验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文学作品。有人说,对于这两个主题,怎么写,怎么夸,都不算过分;尤其是前者,一些写作者既是扶贫一线的亲力亲为者,又是这场伟大实践的见证人、记录者和文学书写者。我认识一些昭通作家(比如吕翼),他们生活在乌蒙山腹地,是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方。近两年,他们经常深入乌蒙大山最贫困的乡村,采访和帮扶当地父老乡亲,节假日则基本是回到各自的老家,有的还在移民集中安置点建立写作基地,甚至借自己任职的报社搭建平台,不遗余力地为那些乡村的农副土特产吆喝带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熟知了从脱贫到振兴进程中深刻的矛盾冲突,以及当下农民那些隐蔽的疾苦和真切的希冀,然后以自己的小说生动地书写出来,成为扶贫文学的优秀作品。《马腹村的事》《竹笋出林》《生为兄弟》等中篇小说,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国刊”发表,并被收入《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以及中国作协的年度选本,成为近年来云南小说创作成绩最突出的成果之一。究其原因,我个人觉得,这与他们这种“内部”书写经验(有别于外来的采访式写作)直接相关。

当然,我不会简单否定那些进入扶贫现场的采访式写作,毕竟多数作家不可能具备昭通作家那样便捷的条件,要进入扶贫文学行列,采访和深入生活现场,就是这些作家唯一的途径。他们以这种方式,也能够出好作品大作品——这往往取决于作家创作的真诚和采访的深入。有态度有温度又有思想和生活深度的作家,以自己最趁手的文学样式,助力底层百姓,扶贫解困,共同富裕,努力实现天下大同的人文理想。这既是作家践行“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有效途径,更是在终极意义上体现文学价值的真正的“三不朽”。

就我而言,对那些广袤的脱贫现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是,我以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方式,见一个评一个、夸一个——我甚至在一篇文章里,一口气夸了三个:《三代作家对一个民族成长进步的接力书写》(见《中国青年作家报》2021年3月23日头版、二版、三版),其中主要夸赞了徐剑的《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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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右一)在采访

《怒放》有三点值得夸赞

其一,《怒放》具有举重若轻、见微知著的艺术魅力。往细里写,往深处写,是《怒放》的一个显著特点。细到哪里?可以细到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在独龙江畔,草果、重楼、花椒这些经济作物是如何生根开花结果的?农家乐、民宿、便利店这些草根经济形态是如何发育成长起来的?在大山之外可谓见惯不惊的商业形态,在二十一世纪的独龙江峡谷地区,却是以新事物的面目出现的,而且出现的过程还是“拉锯式”的,有时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因为长期习惯于在封闭中安贫乐道的大山子民,对商业有着天生的抗拒和不适,要唤醒他们走出惰性、告别贫困,帮扶者往往要从生活细节处入手,对他们固化的“常识”进行一番置换,才可能在观念和精神上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徐剑往细处着墨,写“老县长”高德荣是如何办种植园、手把手教同胞种草果、重楼,从而让大山子民告别传统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贫瘠生活的;写“要想富先修路”,独龙族是如何在国家全方位帮扶政策倾斜下,打通高黎贡山隧道,迅速实现整族脱贫的。深到何处?《怒放》洋洋洒洒的行文,写静水流深,写深山峡谷的沧海桑田,从独龙族命名的得来、大雪封山断交大半年的过往,抚今追昔,酣畅淋漓地书写出太古民族的蛮荒史、脱贫史,让人深深震撼于七十年间独龙族的两度跨越、当下巨变。

其二,《怒放》具有平中见奇、精于编织的结构布局。错落地写,往宽处写,是《怒放》的另一个特点。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独龙族特有的独龙毯是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编织而成的。《怒放》以此巧妙结构,为各章节命名,用以书写独龙族脱贫的现实生活;又以“经线:刀耕火种”“木梭:三江并流”“纬线:彩练当空”穿插其间,将笔力往历史的经纬线深处探寻,书写独龙族的来历、往昔贫困的日常等历史纵深画面,交织、错落的书写方式,“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使全书产生移步生景、切换自如的阅读体验,呈现出近景生动突出,远景浑朴厚重,民族地域文化色彩浓郁,时代特色气息鲜明强烈的整体特征。独龙江流表面的波澜不惊,却暗伏着时代变化的深流。一条独龙毯的七彩花色,被作者写出了新时代七彩云南的瑰丽多姿和历史进步。

其三,《怒放》具有唯真求是、抱朴守拙的底线坚守。搜尽奇峰打草稿,脚步丈量寻素材,是《怒放》的又一个特点。从云南走出去的军旅作家徐剑,对故乡故土原本熟悉,但是为写《怒放》,他浸淫独龙山水旷日持久,从江之头到江之尾,从孔当、献九当、雄当、迪政当到马库,徐剑坚持用脚步丈量,对每一个扶贫安置新村都实地踏访,其中的艰辛实难为外人道。《怒放》需要一个一个故事讲述出来,一个一个人物刻画出来。要讲好这些故事,写活这些人物,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到生活现场去,到扶贫一线去,去聆听,去搜寻,去发现。我知道徐剑近年来写这类纪实文学文字,几乎成了业内一个传奇。人们往往只看到传奇的高产一面,却没有看到他的巨大付出——比如《怒放》那些毛茸茸的细节,那些藏在大山险谷中的故事,非亲至亲历者,是不具备讲述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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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放》 徐剑 李玉梅 著

我认为,徐剑的《怒放》,差不多要算当下扶贫主题文学的一个精致样本。当然,比之于他倾注更多心力的《金青稞》,我更欣赏后者。据我所知,徐剑先生目前正在奋笔疾书另一部反映云南整体脱贫的鸿篇巨制《安得广厦》。我听过其构想,相信也一定更值得期待。

再说第二个意思:扶贫文学也留有一份文学的遗憾。

仅就已读过的一些扶贫文学作品,我发现缺少几个内容,一是对造成中国农村贫困的历史原因缺少深刻反思,二是对中国农村贫困的现实状况缺少入骨刻画,三是对减贫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缺少严肃批判。这恰恰是我个人最希望看到的。无数文学史经验表明,这类题材谁最终能够在历史上站住脚,谁不会被时间的河流带走,往往取决于这些方面。现实却是,多数主题文学急功近利,而过于直奔主题的文学,往往沦为我称之为的“抚摸文学”。由此形成顺应主流导向易、做出独立前瞻的判断难,表达与主流价值观不完全相同的声音(哪怕是“小骂大帮忙”的声音)则难上加难的“主题文学”普遍现象。当然我知道,不是书写者不懂得这些规律和这样浅显的道理,而是外部环境或许还有某些欠缺,一些作家也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这既包括思想修养、艺术修为和知识结构的准备,也包括生活阅历、人生智慧和文学技术的准备,当然也有缺乏“修辞立其诚”的责任情怀和担当勇气,有的还可能有投机取巧、见利忘义等各种因素。总之,最终造成的结果是,相当数量的扶贫文学作品还停留在浅尝辄止的阶段,相当数量的作家都成了王小波笔下的“沉默的大多数”,有意无意做了一些贫困村庄房屋外墙的粉饰者,做了一个时代的矫情者、装睡者。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我们所处的时代,亟需用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来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

在物质短缺的年代,财富本身极度匮乏,我们对财富正向价值的认识也同样极度匮乏,甚至很长时间里遗留下了社会群体的仇富意识,至今不绝。其实财富是个好东西,它是文明生长的土壤,至少是土壤中有益的营养成分,文明反过来也能检验人性以及人与财富的关系。人性的善恶与财富的多寡并无必然联系。“饱暖思淫欲”是一种人性之恶,“达则兼济天下”是一种人性之善。如何对待和处置财富,人是关键。财富本身没有原罪。财富让人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肉身、与肠胃无关的“奢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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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右二)在采访

对于贫困本身,我们也普遍缺少深刻严肃的追问。本质上说,贫穷从来不是好事。当人处于极度贫穷的境地,会一叶障目,被贫穷遮蔽了眼睛和心灵,让人感知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还会禁锢人的身体,让人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会剥夺人的想象力、审美力,而人一旦剥夺了作为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就会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变得奴颜媚骨,自觉软弱,爱听大话和谎言。贫困本质上是人的灾难。而这些因贫困而生、被贫困而虐的人性问题,在以扶贫为标签的文学中,至今还普遍缺少直面、拷问、批判和警醒。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包括: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预期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长期挣扎,靠典当度日,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和崇拜权力,极端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和组织,软弱无能和暴戾,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贫困作为一种生活现象上升到文化层面,是对其共性和本质特征的抽象总结,当然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刘易斯归纳的这种贫困文化,既是美国式的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存在。严重的贫困,特别是长期的甚至是世袭的代际贫困,会使人如草芥和蛆虫般产生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乃至心胸狭隘,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自己的困难,更没有摆脱苦难的任何途径。

中国式贫困当然有自己的特点。需要追问的是,中国式贫困及贫困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与刘易斯这个概括相同?如果有差异,又是什么?更进一步说,文学和文化是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精神形态。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现象进行抽象的剥离和归类,文学则是对生活进行典型化的生动还原。文学总是试图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对生活细节的呈现,来具体突显那些隐蔽在生活深处的真相和事实,在文学的感性还原中让人接近社会世相和生命本相,看清社会、人生以及生活的本质,从而振聋发聩、提神醒脑,在感动和振奋中,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觉醒。所有优秀的文学都是如此,扶贫文学当然也不例外。

愿更多更好的本土和中国扶贫文学作品,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式贫困及贫困文化的诸多问题,并逐渐接近中国文人“横渠四句”和“三不朽”的理想境界。

主题文学的盛世和高手

这里探讨三个问题:一,这是主题出版的盛世;二,主题写作圈的高手;三,我对扶贫主题文学的一些思考。

先说主题出版的盛世。以徐剑为例,这两年里,我读过徐剑的《金青稞》《怒放》《东方哈达》,以及《经幡》。阅读《经幡》后,我曾对徐剑的创作表达过肯定。该作品以“我”对西藏的踏访与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民国特使刘曼卿的游历相交织,将西藏不同时期的历史及其所蕴涵的地域文化意蕴,复调般宣叙出来,由此形成西藏百年历史的文学结构和铺陈叙事。看得出徐剑对西藏往事的驾轻就熟,文学技法的游刃有余。此前我印象中的徐剑是惯于宏大叙事的,但是《经幡》显然发生了明显转变。徐剑自己也说,作为“解甲归田”之后创作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他有意追求一种新的更个人化的风格,或许可看作其“向内转”——既向着个人叙事、也既向着作家的内心和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的转变。对此我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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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青稞》徐剑 著

但接下来我看到的,却是接踵而至的《云门向南》《怒放》《金青稞》,以及即将出版的《安得广厦》《天晓1921》等一批著作。在两年时间里,徐剑一边马不停蹄地采访,一边夜以继日地写作,居然拿出了这样一批题材庞杂、主题重大的大部头,当然,无一例外地全部是宏大叙事,涉及从云南到西藏、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以及“两个一百年”等重大主题创作。由此可见,徐剑不仅没有实现“向内转”,而是开足马力,轰大油门,继续在他擅长的主题写作、宏大叙事上高歌猛进。由此也可印证,这是一个主题出版的盛世,“文章合为时而著”,作家个人很难简单地听命于内心,去选择题材和主题。从徐剑的创作现状和趋势来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不仅转不了向,一定还会在他轻车熟路的写作惯性中继续狂奔。当然,聪明如他,也许会在后续之作中,将文学的个人叙事揉进那些宏大坚硬的版块。

写作的本质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出版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一定要给当下的主题出版盛世找点什么毛病,那就是:太多,太滥,太同质化。我们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一棵树上开出一百朵花,那不叫百花盛开;只有一百种植物开出姹紫嫣红,那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再说“高手”。毫无疑问,徐剑是主题写作圈的高手,他的许多具有鲜明主题印记的纪实文学作品摆在那里,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讲述他毕生从军所效力的“二炮”(火箭军)故事,二是书写雪域高原西藏的故事。前一类题材,徐剑写过《大国重器》等不少分量很重的大作品,这个好理解,因为那是他职责所系;而他为何痴迷于后一类题材且乐此不疲?因为他有着长达三十五年的“西藏情结”。其间他曾二十一次进藏,创作了八部西藏题材作品,包括《东方哈达》《经幡》以及被视为该题材“收官之作”的《金青稞》。有评论认为,在当代非藏族及非藏地作家中,徐剑是最熟悉西藏的一位,也是书写西藏最用心、最用情,也最得心应手的一位。徐剑这两类作品的绝大多数都属于主题写作范畴,这既与他的“站位”有关(徐剑多年担任某军种创作室主任),更与他善于驾驭宏大主题题材的艺术修为有关。

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徐剑确实是个中高手,而且还是“运气”奇好的高手。在我看来,驾驭宏大主题的纪实文学,一个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写各级官员特别是“大官员”?这类作品,只写官不行,不写官更不行;写“好官”可以,写“坏官”绝对不行。那么问题来了:一些官员,你写他的时候,他是“好官”,等你写出来,作品发表了,书也出版了,他却落马,成了“坏官”;于是,作品和写作者连同刊物、书籍都一起尴尬了。但徐剑的“运气”却好得出奇。他写的官员之多,级别之高,超出绝大多数主题文学写作者。比如《东方哈达》,这是一部全景式书写青藏铁路建设的纪实作品,其中就写到了有“高铁之父”之称的当时的铁道部长,但徐剑不仅绕过去了,作品也顺利出版了,不仅当时好评如潮,现在又再版了。

最后说一说我对扶贫主题文学的一些思考。还是以徐剑为例。徐剑是中国纪实文坛的高产大户、行家里手,他的关于纪实文学的审美经验值得总结和汲取。特别在当下扶贫主题文学领域,比较多的是急就章式的写作,出来的也就比较多的是应景式作品。徐剑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现状。这与他的纪实文学审美积淀和追求有关。比如,他深谙纪实文学“真”“善”“美”的辩证关系,其文本总是尽可能地置“真”于显著位置,并以此统领“善”和“美”。对此我很认同。因为“真善美”的关系看起来是平行的,说起来也很顺口,但其实不是均值相等的。纪实文学的“真”,远大于、高于“善”和“美”。古人说“修辞立其诚”。一个“诚”字,道出了纪实写作的某种真谛。诚实即真,它包含了“真善美”的全部写作伦理,理应最受纪实文学书写者重视。应该说徐剑深谙此道,他曾经为自己设定过纪实文学的创作底线:不写流水账,不做表扬稿,不当传声筒;同时还声称:走不到的不写、看不到的不写、听不到的不写。徐剑的两个“三不写”,以及即便是主题写作类别的“遵命文学”,也必须在“真”的旗帜下,坚持赞美而不虚美、遵命而不违心的写作原则,成为纪实文学的经验之谈,值得称道和提倡。当然,如果还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觉得在两个“三不写”之外,还要特别鼓励、倡导纪实文学的思想写作、思辨写作、深度独立写作,即不仅走不到看不到听不到的不写,没有独立思想、深度思考、仔细辨识的事物、人物,也不能轻易下笔。因为这年头,即便走到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即便亲耳听来的,也很可能是人云亦云的。包括扶贫文学在内的主题创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愿意读这类作品的读者,往往是书中写到的“人物”;愿意出这类作品的单位,往往有托底买单的财政资金。这样的作品在更小的圈子里“内循环”,成为刊物或出版界的“内卷”,最终将成为文坛的笑谈,也未可知。(据在两次主题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2021年4月27日改定于昆明)

编辑: 甘凌菲 责任编辑: 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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