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虚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书写红色革命理想
2021-04-07 08:39:26      来源:昆明信息港

 

掩映在西山苍翠松柏间的张天虚墓碑。记者杜文蕾/摄

位于西山的名人墓园,张天虚安息于苍翠松柏间,与不远处的好友聂耳相伴长眠。

圆柱形墓碑上,“青年文艺工作者张天虚”是对他短暂一生的热血注释。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名剑平,曾用名天虚、鹤、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于云南省呈贡县龙街。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追随信仰之光,从云南到上海、从上海到日本、从日本到延安,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笔耕不辍、记录时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铁轮》,被茅盾评价为“是作者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

作为战地记者,他随60军184师奔赴战场,撰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

避走日本,他将好友聂耳的骨灰从日本带回国。在29年生命旅程中,他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书写了抗战时期的革命理想。

知己同投革命路

1936年早春,上海黄浦码头,一艘来自日本的轮船靠岸,25岁的张天虚随人潮下船。

此时的他仍旧带着忧伤,这次回来,是将好友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护送回国,交给专程赶到上海的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带回昆明。

时间倒流到9年前。那是1927年,是这段生死友谊的开始。彼时,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云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救援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地下党决定成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就读于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前身)预科八班的张天虚就是“济难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聂耳在朋友郭辉南的动员下也加入进来,两人因此相识。出于对音乐、文学和表演的共同爱好,志趣相投的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1929年7月11日,昆明城中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七一一”昆明北门街火药大爆炸惨案。惨案发生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组织各界赈灾,“济难会”也积极加入。

运送伤员、募捐、演讲、抗议……两个有共同理想的同龄革命青年形影不离,积极进行赈灾活动,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0年,昆明政治形势恶化,云南当局加紧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镇压,张天虚和聂耳被迫离滇,先后到了上海。这一年,张天虚19岁。

到达上海后,张天虚立志从事文学创作,经何家槐介绍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除了在报端发表短文外,一心致力于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专注于音乐创作的聂耳,则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两名好友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宣传着理想与爱国,成了上海“左翼”文化战线上的青年先锋,并在1933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对革命满腔热血,张天虚再次被国民党特务“盯梢”,出于安全考虑,只得再次避走他乡。

异国永别送友归

1935年3月,为逃避国民党当局追捕,张天虚离开上海,到达日本。在日本,张天虚担任了由“左联”流亡日本同志所创办的大型进步刊物《东流》月刊编辑。

也是在这一时期,几易其稿后,47万余字的长篇小说《铁轮》最终定稿。这部小说深刻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黑暗,被茅盾评价为“是作者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

因为相同的原因,同年4月,聂耳也来到了日本东京。“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天虚的住所(神田区神保町2—12—2号),他们同住在一起,畅叙了别情,交谈了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聂叙伦《悲痛的回忆》)。”这段来自聂耳哥哥的回忆,却不想是这对好友最后的相聚时光。

到了东京,两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继续追寻爱国救亡的理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张天虚还写了《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歌词,请聂耳谱曲,并在“左联”活动中演奏。不久,聂耳应日本友人邀请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为聂耳送行,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不料竟成永诀。

1935年7月17日,聂耳游泳时不幸遇难于藤泽市鹄沼海滨。痛失好友的张天虚强忍悲恸,立即奔赴藤泽市与日本当局交涉,收领并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带着他的骨灰回到东京。

在东京“左联”支盟召开的追悼会上,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作出的贡献,后又主编第一部《聂耳纪念集》,收录了《聂耳传》、聂耳日记、聂耳著名乐曲和其他相关文章。

1936年,张天虚将聂耳的骨灰及遗物护送回国,带着好友未竟的心愿,更加奋力地投身革命。

愿以热血写抗战

1937年11月8日,在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的领导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组织大批左翼新闻工作者奔赴抗战前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张天虚奔赴延安,参加了丁玲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股长。他创作的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首演时,毛泽东也到场观剧,并送给他一支钢笔以示奖励。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出版《两个俘虏》《雪山道中》《我们的小鬼邓超》等文集,受到茅盾等人的高度评价,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1938年4月,由云南滇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和长江局派张天虚等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到60军184师参加抗日活动。临行前,朱德亲自指导工作开展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方便他更好地开展工作。

张天虚等人在184师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他负责编辑《抗日军人》油印期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其间,他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将书报送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晚上则参与值勤巡逻,防范敌特的潜入破坏。至武汉保卫战爆发的这半年时间里,他撰写了《运河的血流》《血肉筑成的长城》等多篇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后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1939年6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40年春,张天虚接受中共南方局派遣,经新加坡辗转到缅甸仰光,任《中国新报》(华侨报刊)编辑。在八九个月时间内他撰写了社论及文艺作品近百篇,完成了10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

繁重的工作使张天虚积劳成疾,肺结核病恶化,餐中吐血。1941年1月,党组织安排张天虚返昆治疗,住进英国教会创办的惠滇医院(在昆明西郊车家壁),治疗期间他仍然坚持工作。1941年8月10日上午10时,张天虚辞世,时年29岁。

在滇池之畔,西山苍翠之中,张天虚与好友聂耳重聚了。他一生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友张子斋曾在张天虚去世后写诗悼念:“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

正如郭沫若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生辉,滇海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昆明日报 记者姚丹苹)

编辑: 谭石艳 责任编辑: 孙红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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