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陆军讲武堂，昆明的地标建筑之一。 记者资渔/摄

云南陆军讲武堂全貌。 记者资渔/摄

对于讲武堂，胡绍祖感情极深。他把这里视为先辈的家。 记者资渔/摄

吴全文负责安保工作，也会义务为游客讲解“讲武堂故事”。 记者资渔/摄

金祖英在讲解“讲武堂历史”的时候充满激情。 记者资渔/摄

    5月17日，翠湖西路，云南陆军讲武堂。

    在早晨7点的朝阳照亮黄色照壁之前，讲武堂已经在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这座在1909年至1935年培养学员9000余人的军事学校，已在80年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07年的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间。今天的讲武堂，带着闲适、激情，以及追思、凝重的表情，成为昆明这座城市完整记忆的一部分。

    人的照片

    胡绍祖和“云南滇军抗战研究会”在讲武堂北楼，有一间属于他们的办公室。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讲武堂官兵的后人。

    翠湖西路22号，对胡绍祖意义非凡。这里是他的祖父和父亲投笔从戎的起点——他的祖父胡瑛，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三期学员；他的父亲胡以钦是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第14期学员。所以他觉得，到讲武堂，就是回家。

    当他走上“护国桥”，归属感尤为明显。护国桥这头有自己的祖父与朱德的合影；护国桥那头，有祖父的单人照。

    合影照片里有9个人，穿着马褂套长衫。5月14日下午，胡绍祖带来相同的照片，只是尺寸很小，上面写着“1921年朱德同志在云南任警察厅长时，跟滇军部分将领合影”。

    照片里，朱德坐在前排中央，双手环抱胸前，胡瑛朝右坐着，翘着腿。这张照片问世后的次年，朱德便离开了云南。

    照片是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辛亥馆复印而来。1982年，胡绍祖的姐姐胡梅影对着照片里的胡瑛泪流满面。当时博物馆寄来这张照片，请胡绍祖的父亲胡以钦提供照片信息——他们除了朱德，谁都不认得。

    胡以钦1938年离开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设在昆明原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内）。面试当天，胡以钦要给朋友当傧相，穿着西装，油头粉面地走进讲武堂。

    父子俩都曾住在北楼，现在胡绍祖和“云南滇军抗战研究会”在北楼也有一间属于他们的办公室，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讲武堂官兵的后人。

    张文清也在北楼，这是她在讲武堂的第18年。她第一次见讲武堂是在1989年，亲眼看着操场上随意摆置的“少年宫”逐渐搬离，东门广场上灰不溜秋的农业厅宿舍拆除，看着这座楼板通着洞、楼道里飘着煤味的走马转角楼变成今日庄重的模样。

    2006年，张文清曾在半个月里，从昆明飞沈阳，然后一路南下，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扛着两公斤重的摄像机，跑了30多个博物馆。3年后，2009年，讲武堂成立的第100周年，这个展览占地2600平方米、投资700多万元、筹备3年的“百年军校，将帅摇篮”展览终于展出。

    张文清甚至觉得，这个展览于讲武堂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她隐约有种自豪感，因为她不光是见证者，也是塑造者。

    专属的印象

    有位同学住在讲武堂，楼道黑暗，来家访的班主任摸着墙走，搞得双手乌黑——居民在楼道里做饭，烟熏火燎，墙上全是炭黑。

    这个“具有变革意义”的展览，序厅由笑容可掬的保安员吴全文守卫。他很热情，招呼来访者看历任校长的照片，说龙云和卢汉是表兄弟，顺便告诉人家，自己来自昭通，和龙云、卢汉是老乡；游客兴致不错的时候，他还会讲讲“好苗儿”朱德赶路七十个昼夜，冒充云南人考讲武堂时的种种轶事。

    吴全文一边说，还得一边观察展厅，看着有人把手肘压在玻璃柜上看试卷，得赶紧提醒：“哎，请不要压在玻璃上！”看人用手摸展厅的大炮，又喊：“请不要用手摸，只能看……”看到有人出了序厅往左直接走了，又要叫住，手指向右边：“您好，这个厅只是我们展览的十分之一啊，请从这里跟着箭头走，还有十分之九呢！”

    吴全文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到该上学的年纪时遇上“文革”，没学到文化。不过，他很爱学习，听讲解听久了，他也能把“重九起义”、“护国运动”和朱德、叶剑英的故事说上些。他很喜欢听金祖英的讲解，觉得能学到很多东西，且她的讲解“充满激情”。

    金祖英从政府部门退休后，到讲武堂做志愿讲解员，已有半年时间。每周二、四、六，她都会在讲武堂里为人们义务讲解。她以“我们学校”来称呼讲武堂，讲述昆明“重九起义”时，结合“昆明重九起义形势图”，将黄毓英提前打响重九起义第一枪、朱德深入云贵都督府智擒李经羲，讲得荡气回肠。甚至，当《两只老虎》旋律响起时，参观者们也乐意和她一起唱“国民革命歌”。

    金祖英觉得，她对讲武堂志愿讲解工作的激情，来自于“对这段历史非常热爱”。她曾在党史室工作，通过只言片语了解到讲武堂。但其实，她对讲武堂很早就有了直观的印象。

    上世纪70年代，金祖英的高中班主任晚上抽空进行家访。有位同学住在讲武堂，楼道黑暗，班主任只能摸着

    墙走，后来到光亮处，才发现双手乌黑——居民在楼道里做饭，锅碗瓢盆也放置在楼道里，烟熏火燎，墙上全是炭黑，随手一摸，就是一手的“锅烟子”。

    现在想来，她觉得，那样的讲武堂很叫人心酸。不过，看到讲武堂现在的样子，她又释然了。

    5月1日，讲武堂完成修缮。13日早上7点，李如华站在了讲武堂门口，拿着手机横拍竖拍。他手机里的最新照片都是讲武堂，它的门头、它的操场、它的墙壁、它的阅兵台。他尤其喜欢南面的阅兵台，特别早晨，阳光穿过翠湖边的树枝，映照在墙壁上，将原本有些暗哑的墙壁照得很通透。

    他对这个阅兵台也很有感情。1972年，还是云南省国防工办卫生员的他，曾在这里打着地铺住了一个月。

    他站在阅兵台下面，看着对面的一栋民房，“以前这边只有那边的农展馆（即现在的云南省科学技术馆），这里全部都是荒地”。这块荒地原是讲武堂的外操场，他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

    父辈的旗帜

    昆明讲武堂的展厅里，列出了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不时有烈士的后人前来，寻找父辈的足迹。

    来讲武堂的人，游玩参观的有，缅怀瞻仰的有，寻根祭祖的也有。吴全才每天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5月15日上午，十来人走进了展厅，其中几人戴着白色小帽，不断打听：“马继武将军的毕业证书在哪里？”吴全才猜想，他们可能是这位马将军的后代。

    一问，这一行人来自文山州丘北县，其中有马继武的儿女，还有丘北县民委的成员，他们要拍一部反映回族抗日名将马继武将军的纪录片。在展厅最后的“将帅录”里，他们找到了马继武（1892-1962）的简介：“字聚武，云南丘北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历任副旅长、旅长、师长、第二路军总指挥兼建文师管区司令。”

    马继武的颌骨有点宽，第四个儿子马崇高在这一特征上跟他尤其相像。马崇高看父亲的介绍看得很仔细，指出了介绍里的几处错误：“父亲是丙申年出生，属猴，应该是1896年；他18岁进入讲武堂，应该是第五期讲武堂学员；第二路军副总指挥，中将军衔。”

    父亲在讲武堂有一块专属之地，马崇高觉得很欣慰。他还看到了陈钟书，陈是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学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0军183师542旅旅长，1938年4月25日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位牺牲的滇军少将旅长。

    陈钟书的“旅长遗嘱”里有这样的话：“力图报效成仁取义，中途罹危牺牲亦无遗恨。旅长职务由马副旅长指挥处理。”“马副旅长”指的就是马继武。

    “旅长遗嘱”里，陈钟书希望，“一能葬圆通山麓；二能免孤寡无依”。78年过去了，陈钟书依然没能如愿葬入故土，他的遗体遗失在徐州东关外的乱葬岗。2006年，他的儿子陈嘉祥去了一趟台儿庄，抓了一把土，“算是把我父亲带回来了”。

    “免孤寡无依”也没能实现。1948年，他的儿子陈嘉祥读到初中二年级，陈家作为“国民党军属”，领不到抚恤金，只能失学。1949年后，陈家成为“黑五类”。每每走讲武堂前经过，陈嘉祥和哥哥只能默默地看。直到1984年9月17日，陈钟书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今天，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里，一方3米长的展柜属于陈钟书；台北市的“忠烈祠”里，设有陈钟书的灵位；在家乡讲武堂的“将帅录”里，陈钟书也有了一席之地。昆明讲武堂的展厅里还列出了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陈钟书”一栏中，字迹标红，十分醒目。

    讲武的操场

    “连晨练都可以在讲武堂，就像在天安门走路一样。”唐志冈觉得，在讲武堂晨练，“很生辉，很庄严”。

    “黄埔的课堂，讲武的操场”，王顺芬每天都在这个享誉盛名的操场上浇花。这活儿不算累，随时都能一边浇花，一边张望。

    她可以看到很多人，有个短发女人“相当好处”，跟她差不多岁数，是位大学教授的妻子。每天早晨，短发女人带着保姆，推着婴儿车来讲武堂散步。有一天，短发女人问她多大年纪，王顺芬说：“我50多岁了，孙孙都多大了！”短发女人笑了。

    有个戴白帽的瘦高个老头，她也经常见。每天8点，大铁门一开，他就提着袋子进来了。里面装着水杯和坐垫。偶尔，他会很和气地跟她讲话，让她浇水时“不要整着凳子”。

    老人叫王太和，88岁，就住在仓园巷物资大院。20年前，讲武堂还不为人知，大家约定俗成地叫这里“文化宫”：操场上搭了许多房子，立起隔断，分为跆拳道班、太极班、书法班、舞蹈班等等，还摆了一台小飞机。老人每天带着7岁的孙子来这里学书法，后来，他又给孙子报了跆拳道，因为“他太斯文了”。

    现在，老人的孙子已经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他也知道了这讲武堂“比黄埔军校还要早，朱德、叶剑英，还有朝鲜、越南的领导人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他觉得，每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走走“还是很荣耀”。

    唐志冈也这么觉得，“连晨练都可以在讲武堂，就像在天安门走路一样”，他走路走得“很生辉，很庄严”。王顺芬注意到了他，他头上经常搭着一条毛巾，一甩一甩地。但是，她也感觉，这个人和其他人不一样，“走得很正派，那些人都慢悠悠呢。”

    唐志冈不喜欢在讲武堂“散步”：“在操场上怎么能叫‘散步’呢？”在讲武堂晨练不仅让他“很生辉”，还让他忆起青年时代部队出操的感觉，部队驻在黑龙潭，也有这么一个大操场，方方正正，有仪式感。

    他前段时间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讲武堂吹哨，所有人都要停下。”引来微信下面“哇”声一片。在外面走了这么多年，唐志冈察觉，外省人比云南人还看重讲武堂。特别是北京的朋友，看着他的胡子，想着他出身云南，就把他和讲武堂、老滇军联想在一起，动不动就称喊他“老军阀”。他摸着自己下巴上那一茬花白的胡子，有些得意。

    但唐志冈也有些遗憾，因为讲武堂被淹没了那么久。他以前来讲武堂，就觉得这儿是个破房子，仅堪小用。现在看着这方方正正、规规整整的操场和建筑，觉得很庄严。就是看着那一圈柏树，都要感叹一番：“你看这些树，长了多少年！它们可以相互说话，可以跟房子对话。树这种生命呐，是见证者。”

    历史的沉积

    上世纪80年代，昆明一度打算拆掉讲武堂，新建大楼和商业区，闹得沸沸扬扬。庆幸的是，今天讲武堂还在这里，得以让人凭吊。

    令唐志冈庆幸的是，讲武堂没有被拆掉。但是，他也明白：“但凡有点价值的东西，都是遍体鳞伤。”

    上世纪80年代，昆明一度打算拆掉讲武堂，新建大楼和商业区，闹得沸沸扬扬。金朝英记得，立在大门口的狮子也是后来的，“其实那是貔貅，为里面的生意人招财。”后来，胡绍祖的叔叔胡以时联合了黄埔军校同学会，还有一大批民革省委成员和昆明老市民，把讲武堂保下来了。

    刘亚伟第一次走进讲武堂时，拆建风波已经平息。那是1990年的春末黄昏，他和唐志冈一起来讲武堂寻人。他们要临摹列维坦的一张画，挂在部队会议室里。辗转打听到，农展馆的一位老先生手上有本苏联画册，老先生就住在讲武堂里。

    那个时代的讲武堂很“乱”。他们从东南角进入，走在铺满小圆石的跑道上，稀稀疏疏的荒草长得没了腿。然后他们穿过搭着煤棚的操场，走到北楼，楼道里一片昏暗，木地板咯吱乱响，他们在这里找到了那位农展馆的老先生。但老先生只允许他们翻看画册，不能带走，刘亚伟觉得有些扫兴。

    那时，刘亚伟并不清楚讲武堂有着何种意义。上世纪90年代末，以苏新宏为代表的艺术家提出“昆明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在哪？文化在哪？从何体现？”的质疑，呼吁市政府恢复历史文化遗址。后来把讲武堂里的烂房子逐一拆除，讲武堂原本的面貌才恢复。

    版画家金泳向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切的体会。2002年，他的恩师苏新宏以照片、绘画形式，在省博物馆举办“温情昆明”的展览，这是“对这座城市最后的挽歌”。那年，金碧路正在拆迁改造，一位英国青年詹姆斯沿着金碧路走，边弹边唱《金碧路你就这样消失在风中》。

    金泳向深受恩师的影响。他觉得，老街、古巷、民宅构成一座城市完整的记忆，是人们的根，是城市的元气。“伤了城市的元气，没有了这些旧迹，生活在这里的人将成为来历不明的人。”

    自2003年始，他用摄影纪实的方式记录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民居宅院和世俗生活的常态。2009年，他以版画方式创作了“城市记忆”系列作品。在他的刻刀下，讲武堂威严矗立在红色的天空下。

    军人出身的刘亚伟，在这里同样能感受到威严。“我在这里走走，哪怕只是坐坐，就能感受到他们（讲武堂官兵）操练的气息，似乎听到厮杀声和操练声。”他庆幸，讲武堂还在这里，得以让人凭吊，而不是作为一个微缩景观供人缅怀。

    5月15日晚11点，一位中年男子背手立在云南省科学技术馆的玻璃展柜前，看着“百年沧桑 经典昆明”的微缩景观。方方正正的讲武堂，在以半弧造型舒展的科技馆旁边，显得局促不安。

    刘亚伟也曾在这个时间路过讲武堂。他一转头，讲武堂兀自静立；又抬头，天空自有风云。（都市时报 记者何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