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临时渔民:每一次起航都定格在记忆里
2014-12-08 08:25:44      来源:昆明信息港

    凌晨,离开沙堤码头,马应喜开始观察风向。风,关系到帆船一天的渔获 记者孟祝斌/摄

    凌晨6点,在星星点点的渔火中,马应喜的铁壳渔船在机动拖船的牵引下,离开了沙堤码头 记者孟祝斌/摄

    把捕虾网投入水中。这一季开湖,滇池只允许捕捞银鱼和虾,船上一般都会准备两套网具

    滇池里曾经活跃着数支“专业捕鱼队”,以渔获满满为最大的荣耀。但今天,队伍早已不复存在,渔民们各自登岸谋生,渔具、渔船和捕鱼技艺被尘封在回忆中。

    也许正如渔民所说:再也没人能像他们那代人一样,与滇池如此亲近了。

    原“新河专业捕鱼队”的成员们离滇池越来越远了。

    草海边的村子已经开始拆迁,不少村民住进了广福路的居民小区。李永周觉得,从今往后,再也没人能够像他们这代人一样,与滇池如此亲近了。

    今年滇池开湖期持续了一个月,但直到封湖,停在船房河与草海交汇处的几十条乌篷船却一直没起航。捕鱼队的成员们没人参与此次捕鱼,曾经的捕鱼能手李永周,则在做为草海保洁的工作。而重新封湖后,晋宁县沙堤村的马应喜归还了借来的渔船,又回到了农忙务农,农闲打工的日子。

    30年前,扬帆起航,在滇池里乘风破浪,捕鱼捞虾,才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封湖、上岸、搬迁……为了保护滇池,沿岸的传统渔村正经历着牺牲与变迁。

    

    11月3日,凌晨5点,家住草海北岸新河社区的李永周和老伴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62岁的他和老伴进厨房开始做饭——得准备早上和中午的饭食。

    几乎同时,晋宁县新街镇沙堤村委会46岁的马应喜也在做饭,食材是他头天带回来的渔获。20分钟内,他和妻子做了凉拌螺蛳、油炸银鱼和炒鸡蛋三个菜。妻子边吃边嘱咐:“饱山饿海啊,在滇池里划船是使了力气还吃不上饭,要多吃点才行。”马应喜边吃边点头,连吃了三大碗米饭。

    凌晨5点40分,侄子李良骑着摩托车来到马应喜家门口。马应喜赶紧把保温壶装满开水,把午饭装进铝饭盒,提起装着保温壶、饭盒和两袋咸菜的塑料桶,坐上了侄子的摩托车。

    凌晨6点,李永周和老伴吃完早饭。准备好中午的饭食后,李永周骑上他那辆油漆斑驳的旧“永久”自行车,载着老伴出门了。

    李永周和马应喜两家人,一家在滇池北岸、一家在滇池东南岸,几乎同时起床,做同样的事,都是为了在天亮前赶到码头,乘船出海。只是,出海的目的已经完全不同。

    摩托车行驶10多分钟后,马应喜和侄子来到了沙堤码头,不远处的水面上传来了“突突突”的发动机声。两人借助昏黄的灯光,登上了租用的铁壳船,离开码头。自10月初开湖捕捞银鱼和虾后,沙堤码头成为渔船的聚集区。

    驶进滇池后,船上的三根桅杆并不扬帆,而是七八条渔船聚拢在一起,用绳子首尾相接,由“突突”作响的机动船将整支船队拖行到呈贡-官渡一带的水域。拖行20多分钟,马应喜看到东方的云层被大风吹出一个豁口,很高兴。

    风越大,船行得越快,也就能捕捞更多银鱼。此次开湖的捕捞对象中,银鱼是经济价值最高的。每公斤银鱼的收购价是15元/公斤,虾是8元/公斤。只要风不停,一天有望捕捞20-30公斤银鱼,还能省些力气。

    凌晨6点半左右,李永周骑车到了草海隧道上方一个码头处。他把自行车抬到船上,驾船朝离岸10多米的一条乌篷船驶去。

    这种乌篷船是原“新河专业捕鱼队”的标准用船,它比沙堤码头的渔船功能更多。曾经,乌篷船里不仅有捕捞网具,还有锅碗瓢盆、炉灶、被子……它不仅是捕捞工具,更像是水面上的家。而如今,这船里已经没有被子、炉子和渔具,放的是清理漂浮物的竹杠和网兜。

    李永周和老伴将单车、饭盒放到乌篷船上,取出打捞工具后,便向草海深处起航。他们的工作是为草海保洁,负责打捞草海隧道、大观楼、市财经商贸学校等水域的漂浮物。每天早上7点开工,下午5点回家。

    马应喜是一位有30年经验的渔民,即使在抽烟,只要扶着缆绳,就可以立即察觉风向的变化

    撒下网后,李良观察风向。帆船的动力主要靠风,下什么网,捕什么鱼,风力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由于风力太弱,渔船捕捞量也不理想。这一网只拖上来几条小银鱼

    

    早上8点10分,机动船拖行的船队到达了“下海”的“大桩”水域,各条船上的渔民解开相互连接的绳索,各自驾船往不同方向散开。

    马应喜说,“大桩”和“下海”是渔民通俗的叫法。这里是滇池外海的工业用抽水站,因为建抽水站时水里打了很多桩,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大桩”。因为滇池常刮西南风,从沙堤码头出发顺风顺水,很快就能到滇池北岸,“下海”便是新街镇渔民对呈贡以北水域的传统称谓。呈贡以南则称为“上海”,回沙堤往往要逆风逆浪前行。渔民们喜欢来“下海”捕银鱼,因为风把水面上的浮游生物吹到了“下海”,这边的鱼虾比较“厚”。

    此时,雾气渐渐在滇池上方弥散开来,但马应喜和侄子依然决定扬帆,撒网,拖银鱼。铁壳船上的三根木桅杆上很快升起了三面白色的风帆。

    提起打渔,马应喜来了兴致。他回忆,自己五六岁时便随父亲出海,那时父亲在生产队里专职负责打渔,只要有风,生产队里的两艘帆船就共拖一条渔网出航。捕鱼时,两艘船都会航行到海口再折返,每天捕到的鲤鱼、草鱼、白鱼(银白鱼)、油鱼(云南鲴)、“粑粑鱼”等,加起来能有1吨左右,渔获交给生产队后再分配。“油鱼特别好吃,因为鱼肚子里的油多。还有一种叫‘粑粑鱼’的土著鱼类,体型扁得像粑粑,煮汤味道比鲫鱼好……”

    又过了一小时,滇池上空的雾越来越大。“这种速度,渔船走得还没银鱼快呢。”两人一合计,决定改拖虾。他们合力把银鱼网具拖上船来,果然,捞到的银鱼少之又少,用双手就能捧完。

    风没了。撒入两张虾网后,李良在船头,马应喜在船尾,二人开始划桨。40分钟后,他们把网拉了回来——两张虾网共捞到两公斤白虾和螺蛳,还意外捞到一条误入虾网的鲤鱼。刚出水的白虾通体透明,眼睛发出粉红色的光泽,不断在箩筐里蹦跶。只是不到半个小时,白虾粉红色的眼睛便失去光泽,身体也由透明变成了白色。

    此后,捞虾进行得很不顺利。每隔10分钟或20分钟,虾网总要碰到水底的障碍物。为了不让虾网受损,他们总得把船停下来,慢慢把网拖上船,清理网上的废弃虾笼或渔网。在船上长大的马应喜早已习惯此事,他记得,小时候父辈拖虾,这样的情况不算什么,遇上雷雨天才是麻烦事。

    他回忆起自己唯一一次遇险的情景:有一次在滇池捕鱼,天气突变,来不及靠岸,船就被雷劈了。“那个雷响得很!直接打到桅杆的尖尖上,幸好人在低处没伤到,但是桅杆一下子变成了火把。”

    没有封湖或是封湖期较短的时候,马应喜靠捕鱼为生;以前滇池里还有专业队,不同于生产队的捕鱼组,专业队的人吃住都在船上。“吃国家粮,比我们辛苦得多。只是现在,专业队好像没有了。”

渔船上条件有限,老马的午饭很简单——保温瓶里的热水泡冷饭,加一点鱼干

下午,风大了,船下了捕银鱼的网。老马和李良紧紧地抓住缆绳,控制着帆船

    下午5点半,老马和李良结束了一天的作业。李良正在整理捕获的银鱼,方便上岸后准确称重,及时出售

    

    经历了多次拖网、撒网、清除障碍物后,已是中午时分。箩筐里的虾子约有5公斤,马应喜开始准备吃午饭了。

    此时,李永周和老伴结束了上午的打捞任务,在乌篷船上吃饭。常年漂在滇池上的渔民,吃午饭的方式都很相似——把保温壶里的热水倒进饭盒里,吃开水泡饭。

    马应喜所说的“专业队”,正是李永周夫妇曾服务过的地方。据《昆明渔业志》记载:1958年人民公社相继成立,原有的渔业社、组成为人民公社管理区中的渔业队或生产队下属的渔业组。1963年,昆明市位于滇池边的15个人民公社中,以渔业为主要副业的有11个公社,19个大队;捕鱼组织中有7个专业捕捞队,68个专业捕捞组,渔船202只。

    1952年出生的李永周记得,新河专业队是1961年成立的,队伍受水产公司的直接领导。“打上来的鱼交给水产公司,也计工分,专业队里的大人、孩子都是国家供应布票、粮票。小孩长到16岁了,就算专业队的劳动力。专业队的人和原来的生产队脱离了关系,待遇就和城里的工人一样。”

    专业队的队员吃住都在船上,晚上船靠岸,一家人就睡在船上的窝棚里。一般靠岸才做饭,捕到什么就吃什么。煮饭最早是用柴烧的炉子,后来用煤油炉,最后用液化气。如果浪大,还得用绳子把炉子固定好。

    李永周还记得,到了1970年,新河专业队共有164人;也是自那时起,滇池水质开始迅速恶化。“1970年在滇池里捕鱼,做饭还用滇池水的,到了1975年就不用了。”《昆明渔业志》的记载也印证了他的回忆:由于过度捕捞、围海造田、污染严重,到了1974年,滇池出现“虾多鱼少”的情况,虾产量占水产品总量的80%以上。

    午饭后,天渐渐晴开了,又捕了一次虾后,马应喜觉得风力达到捕银鱼的条件了。下午3点,他开始用拖网捕银鱼。

    滇池里的银鱼是1980年代从太湖引进的,此后成了滇池的主要经济鱼类。那时,马应喜初中毕业,滇池里的木船开始装备12匹马力发动机。因为捕捞量高,人人热衷捕银鱼。

    起初,一条机动船一天最多能捕捞三四百斤银鱼,每公斤当时卖2.5元。但不仅是捕银鱼,机动船凭借高机动性,捕捞其他鱼类的数量比风力船更有优势。辉煌时期,马应喜还连续两年到抚仙湖捕鱼,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沙堤村的渔船装车,运到抚仙湖边开始捕鱼。孤山、大小湾、“金山”等水域他们都去过。

    捕鱼的高效率很快引发过度捕捞的问题。李永周说,自己在70年代捕过最大的鱼有27.5公斤,是条长了七八年,有1.3米长的花鲢鱼。之后,他再也捕不到这么大的鱼了。滇池里的银鱼产量,也从1984年的3500吨,猛降至1985年的360吨。马应喜回忆,此后几年,即便是开着机动船捞一天,最多也就10多公斤,平时更是只有几公斤。银鱼的价格随之飙升,80年代就到了50-60元/公斤。

    而令他印象深刻的“油鱼”、“粑粑鱼”,几乎20年都没见过了。

    对于渔民来说,每天的渔获量是最值得关心的。马应喜(左)盯着秤,盘算着这一天的收获

    收工了,老马拎着白天捞来的小白鱼回家。因为没人收购,小白鱼只能作为自家的菜肴

    很快,新鲜的小白鱼就成了老马一家人的晚餐

    吃完晚饭,疲惫的老马还不忘去自家的大棚里,看看这两日蔬菜的长势如何。滇池一年只开渔一个月,从前的渔民早已上岸,要么出外打工谋生,要么耕作田地

对于渔民来说,每天的渔获量是最值得关心的。马应喜(左)盯着秤,盘算着这一天的收获

    收工了,老马拎着白天捞来的小白鱼回家。因为没人收购,小白鱼只能作为自家的菜肴

很快,新鲜的小白鱼就成了老马一家人的晚餐

    吃完晚饭,疲惫的老马还不忘去自家的大棚里,看看这两日蔬菜的长势如何。滇池一年只开渔一个月,从前的渔民早已上岸,要么出外打工谋生,要么耕作田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李永周觉得滇池的污染已经到了最严重的时期。“一下雨,草海里的水浑得像墨汁”,鱼虾绝迹,连机动船的螺旋桨也被锈蚀。滇池的污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1994年,滇池禁止机动船捕鱼,并实行为期半年的封湖期。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滇池的渔民,封湖半年,专业队的生活怎么办?

    于是,新河专业队的队员每人分得3分地,李永周家共五口人,分得1.5亩土地。自此,他们的身份由渔民变成了新河办事处9组的村民。渔民陆续上岸,不再漂泊在水上生活。随后,封湖期越来越长,捕鱼的生活渐渐疏离。

    “前些年,一封湖就是三年时间,70多条船泡在水里生锈,到开湖时,能用的船只有20多条了。现在为了隔离蓝藻,渔船进出草海也不方便,今年又只能捕银鱼和虾,我们队原来的虾网也老化了,所以这次就没有人参与(捕鱼)了。”李永周说。

    下午4点半,捕捞银鱼一个半小时后,“突突突”的发动机声再次在水面上响起。马应喜收了网,这一天的劳动成果是银鱼和虾都只装满了各自箩筐的1/3。铁壳船徐徐降下三面风帆,机动船便牵引着渔船朝沙堤码头驶去。此时,李永周夫妇俩也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休息了。

    待渔船靠岸,已是晚上7点半。一称,马应喜和李良当天共捕到19公斤虾,9公斤银鱼,卖给收购商,得到287元钱。

    晚饭的席间,马应喜的儿子对捕鱼颇不以为然:“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里打工,很少捕鱼了。开湖只是一个月,谁也不可能为了这一个月把工作辞了吧?”

    短短一个月,马应喜和侄子李良的渔民生活便告结束。这一个月,两人各分得6000多元。马应喜重回田间,这两天,他在大棚里忙着照管西芹。虽然捕鱼辛苦又不赚钱,但对他来说,哪怕隔三年开一次湖,他也要去捕鱼。“毕竟从小就在船上长大,捕鱼也是条生路。”

    “现在这些孙子辈的小娃娃,生活早就离开了船,已经不会游泳了。”今年,因为修公路征地,村子已经开始拆迁,不少村民住进了广福路的新小区。另外,村子离草海太近,为了保护滇池,余下的部分也还要继续搬迁。木船基本都换成了铁壳船,修补木船的手艺,以后也不太可能有人继承了。李永周说起这些,轻轻叹息。(都市时报 记者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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