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 亲历者如是说
2014-09-03 09:18:36      来源:昆明信息港

    1946年7月20日,云南籍士兵杨毓骧(左)和两位战友在南京合影。他们仍然武装着,手雷系在腰间。记者杨帆/摄

  敌国降伏,万众欢腾。

  1945年9月,迎来抗战胜利后的昆明,充满无数胜利日的记忆。有人为失土光复而欢欣,有人因家人为国捐躯而悲伤,有人忧虑国家前途依然未卜……今天,我们用手中的笔,再记录下几段69年前的昆明往事。

  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国人仍需倍加珍惜。

    鞭炮锣鼓齐鸣的昆明街头

段之栋。在他的记忆里,1945年9月3日的昆明人,从未如此肆意过。记者杨帆/摄

段之栋的父亲段纬。照片拍摄于1926年,时年他37岁,任云南航空大队副大队长

  在段之栋的记忆里,昆明城的鞭炮声,没有哪一年能比1945年的大。

  在堆满抗战文史资料的房间里,在两个闹钟此起彼伏的滴答声中,2014年8月23日上午,段之栋回忆起69年前抗战胜利消息传来的情景。在他78年的记忆里,没有哪一年,昆明城内的炮仗声能够盖过1945年的8月和9月。“之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

  那声响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也像一群隆隆踏过地面的奔牛。1945年8月15日晚,正与父亲段纬坐在南屏大戏院的段之栋,被这种声响惊醒。段纬是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师,精通英语、德语、法语。

  南屏大戏院,这座“远东第一影院”,为段之栋、为身处抗战岁月里的昆明人带来无数欢欣。“我们昆明最早看到这批电影。胶片是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飞越驼峰航线来到昆明,昆明人看完,才送往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在这里,他们看到由海明威著作《战地钟声》改编的电影。“英格丽·褒曼,哦,那是相当漂亮啊!她为这部电影还专门剪了短发。”段之栋最记得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标志,“一只狮子,脑袋从一个圈圈里伸出来,左右扫视观众,‘嗷嗷’地叫。”说着,他双手套住脖子,像狮子那样左右晃动脑袋。

  戏院里的观众正为突如其来的巨响惊诧不已,放电影的白幕上突然打出一行黑字:“日本无条件投降”。

  几秒静默后,掌声雷动,欢呼四起,人群一窝蜂地冲出影院,涌上晓东街。

  段纬决定穿越中心区回家,他牵着年幼的段之栋,沿着晓东街、南屏街、近日楼、三牌坊、马市口、华山南路、武成路,回到位于小西门的寓所。

  1945年的8月15日,是农历七月初八。悬挂在昆明城上空的上弦月俯视着这座被炮仗爆炸声、锣鼓瓷盆敲击声笼罩的城市,“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人们喜悦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打破夜晚的寂静。

  在段之栋的记忆里,为抗战默默奉献多年的昆明人尚没有如此肆意过。年幼的他并不知道大街上的炮仗、火花和锣鼓声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陌生人喜笑颜开地迎面走来,彼此握手作揖。他感觉到,父亲一路牵着他的手,微微颤抖,时不时捏紧一下。

  在华山南路,穿着大褂、围着围巾的男生挥着右手大唱:“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穿着蓝色旗袍的女生们抱成一团痛哭,她们衣襟右侧别着一枚三角形的校徽,那是西南联大的标志。

  当驻华美军士兵驾驶着敞篷吉普车出现在街头,人们立即包围了他们的车队,朝他们竖着大拇指高呼:“老美顶好,老美顶好!”吉普车上的英俊美国小伙也竖着大拇指,或用右手比划出“V”字手势,用生硬的汉语大喊:“顶好!顶好!中国人顶好!”

  走到小西门城门洞,段之栋听到在大观街一带响起了阵阵锣鼓声,原来是住在梁家河近郊的农民踩着高跷、舞着狮子进城庆贺。短短一段路,父子俩走了四个小时,到家已是午夜。家人在收音机前围成一圈,收听昆明广播电台放送的有关日本投降的消息,全家兴奋得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入睡。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街道上再次响起炮仗、锣鼓声,“满大街都挂着彩带,中、苏、美、英、法五国国旗”。这种欢庆的热浪整整持续了三天,从16日至18日,昆明城内处处张灯结彩。

  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昆明再次万人空巷,大家提着点燃的煤油灯在街道上游行,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声音凄厉悠长的空袭警报,也不用忧虑天上轰鸣的战机声了。

  69年来,有一个画面一直镌刻在段之栋的脑海里:穿着长衫的男人站在墙角,眼睛看着欢庆的人群,嘴里叼着烟,手里拿着一根火柴。他划了好几下才将火柴点燃,送到烟头上,双手颤抖着。在微弱的火光里,脸上的泪珠闪闪发亮。

  那一年的那些天里,段之栋见过无数这样的表情。“待我懂事之后,我才知道,这是种又悲又喜的表情”。

    又悲又喜的昆明表情

陈嘉祥。今天,他仍会时不时地拿出父亲的照片,回忆儿时的难忘时光。记者杨帆/摄

陈钟书殉难时从战场抬下的照片。陈家直到1945才知道父亲殉国的消息

  悲,因为父亲在抗战中牺牲;喜,因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了。陈家以悲喜交加的心情,迎来了1945年的9月。

  整个圆通街陷入沸腾的状态,在“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的喜悦呼声响彻昆明街头时,13岁的陈嘉祥听到母亲严玉书小声说:“小日本被打垮了,你父亲的力没有白出……”他看到,跪在供桌前的母亲,在不安跳跃的烛火里,脸上满是笑容,“但是,泪珠子成串地从眼眶里滴下来”。

  陈嘉祥17岁的哥哥陈嘉祯,听到外面炮仗声,便把父亲留下的一支双筒猎枪取出来,枪筒里还有两发子弹。他带着陈嘉祥站在天井里,对天鸣了两枪。“第一枪是要告诉父亲,小日本被赶出中国了;第二枪是要庆祝国家抗战胜利。”

  1945年,是他们的父亲陈钟书去世7周年。1937年10月,陈钟书撂下一句“数十年来日本人欺我太甚,这次外出抗日,已对家中作过安排,誓以必死决心报答国家”之后,毅然诀别30岁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随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4月,卢汉率领的滇军60军参加惨烈的台儿庄血战。身为60军183师542旅旅长,陈钟书奉命率部守卫邢家楼、五圣堂。4月25日,在弹药供应不上的情况下,陈钟书端枪振臂高呼,率领部下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47岁。

  直到1945年4月27日,陈嘉祥一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我滇军浴血奋战 陈旅长钟书龙团长云阶光荣殉职》,他们这才知道,父亲已经为国捐躯。

  多年后,陈嘉祥看到由父亲的副官宋永庆记录的一份“旅长遗嘱”:“予从戎卅余年,志在保国卫民。往昔曾经大小百余战而有意义达其使命者甚少,此次倭寇狼猖,国势危殆莫过于斯,蒙长官知遇予以重任,自知力图报效成仁取义,现虽未竟,中途罹危牺牲亦无遗恨。旅长职务由马副旅长指挥处理。惟予身后最重要而须办到者,一、请求上峰将予体速运滇安葬于圆通山麓;二、予奔走一生,两领清风未治家产,生计艰窘,并遗正待教养之幼儿男四女六,希转报师长要求卢军长、龙司令长官替予设法,俾免孤寡无依,流于惨境,是所至嘱!”

  孤儿寡母无力迎回陈钟书,严玉书只能每天带着孩子跪在供桌前,嘴里念念有词。“在我们安宁八街何家营村的老房子,正厅楼上。供桌上七个铜铸的菩萨,有罄,有个大理石的小屏风,我母亲早晚要带着我们烧香磕头。”

  69年过去了,陈钟书依然没能如愿葬入故土。牺牲后,他被葬在徐州东关外的乱葬岗中。日本人占领徐州后,这片乱葬岗被推平,用来修建铁路。2006年,陈嘉祥去台儿庄寻找父亲。坟地早已不在,停放棺木的寺庙还在,叫慈济庵。“我在寺庙旁边和刑家楼指挥部各抓了一把土,带回来,算是把我父亲带回来了。”

    日本降兵一夜修出篮球场

陇涤湘。虽然已70多岁,但他言谈举止谦和,思维敏捷。记者杨帆/摄

陇涤湘的父亲陇耀,照片中,陇耀右手搭在4岁的陇涤湘肩上

  “你看,我父亲是不是很帅?”陇涤湘说着,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一位穿着军装的男子眼睛直视镜头,嘴角微微下拉,有着不怒自威的气质。他的右胸口袋别着两只笔,和“9389”的金属编号牌。这是陇涤湘的父亲陇耀,摄于1944年。当时陇耀36岁,任60军21师少将师长,正值壮年,丰神俊朗。

  陇涤湘拿出1945年4月拍下的照片。照片中,陇耀右手搭在4岁的陇涤湘肩上,陇涤湘穿着背带短裤,白色球服,右胸写着“陇统”二字。陇耀的左手拥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这是白哥哥,白振寰”。白振寰是元阳勐弄哈尼族土司白日新的长子,他的母亲白张惠仙,是唯一一位成为哈尼族土司的汉族女性。

  拍下照片的这一年,陇耀正驻军红河州金平县。“日本宣布投降后,我父亲从金平出发,赶去河内布防、受降。”因滇越铁路被破坏,部队只能穿越原始森林。当陇耀带着部队到达越南时,陇涤湘和母亲潘蔼乘着由C-47改装的民用飞机到达河内。“随行的副官带着我去参观驾驶舱,老美很好玩,把一整张虎皮挂在驾驶座后面。”

  受降仪式于1945年10月11日在河内举行,陇耀的21师驻在越南海防,接收了一批日本战俘。“我最记得,日本医护队有个女护士叫吉田,长头发,个子高挑,长得很漂亮,会说汉语。”年幼的陇涤湘被士兵们“当枪使”。某天,吉田正在扫地,士兵们唆使陇涤湘去拔一根吉田的头发。“小孩子,手没有轻重,一下子拔了好几根下来。她没有呼痛,也没有皱眉,一句话都没说。”现在,年迈的陇涤湘仍为此事耿耿于怀,“虽然他们(日本人)是战俘,但是也有尊严啊!现在想想,那会儿自己真是小痞子行为。”

  “日本人天性里就很服从,投降之后老实了很多。”“陇统”队是陇耀组建的篮球队,曾在大光明电影院室内篮球场里打败过美军篮球队。陇涤湘还记得一件事:“进驻海防时没有篮球场,机枪营长刘鄂就出了个馊主意,说日本工兵很厉害,工事修得特别好,喊他们今晚把山包包平了,修个篮球场出来。”

  第二天一早,篮球场果然修好了。但是没有篮筐。怎么办呢?“这些当兵的就架个人字梯,让一个中国兵站在人字梯上,怀里抱着个竹篾筐,作为篮筐。”陇涤湘虽年幼,却对那些认真打球,拼得满脸鼻血的士兵们印象深刻。“太好笑了,那些日本兵在边上看着,一个个笑得要死。”

  因为修这个篮球场修得好,陇耀特地弄来一批清酒、海鲜,奖励日本战俘。晚餐上,战俘们兴奋地划拳:“巴斯里德,巴斯里德,伊永巴哟。”在受降部队官兵的记忆里,自从投降之后,日本人就没有这么笑过。

  突然间,有个日本兵大哭起来——原来,日本军医班的班长是个老军国主义者,他对其他战俘说:“我们的国家都要完了,你们还这么高兴。”一句话,气氛顿时降到冰点。

  1946年3月,法国殖民军集结大小八九艘法国军舰,打算进驻海防港口。陇涤湘至今仍记得他在海防港口看到的法国殖民军,“头戴钢盔,穿着短裤,背着枪,在港口鱼贯而行。”投降的日本炮兵也被调用,来应付法舰,“他们岸炮的直径有300mm,第二发就把法国人的一艘船打沉了。”

  对于年幼时听闻的、经历的种种,陇涤湘记得很清楚。他记得丁奇、杨肇湘、周大能等跟随父亲出生入死的军官,“那周大能很厉害,打枪是一个长点射一个短点射,一枪一个准。”

    胜利之夜的忧思

杨毓骧。69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暂汽一团团歌》。记者杨帆/摄

  “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勇向前......”69年过去了,杨毓骧依然记得《暂汽一团团歌》(暂汽一团为“中国驻印辎重兵团暂编汽车一团”的简称)。“那时候,国家危亡,山河残破,人们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士兵,抗战之心真的相当坚定。”

  1945年初,昆明国立西南中山中学学生的杨毓骧,和许多热血青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走进军营。1945年2月5日凌晨,500名青年军士兵在深沉的夜色里走过圆通山脚、护国路、民航路,抵达巫家坝机场。他们要乘机飞赴印度,接受盟军的现代化训练。

  当跑马山出现第一抹红霞时,载着500名士兵的10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杨毓骧第一次看到烟波浩渺的滇池全貌,看到了蜿蜒在苍茫林海中的史迪威公路。

  下了飞机,又换乘列车、轮船,2月9日,青年军士兵辗转到达印度中部比哈尔省的蓝姆伽军营。207师从曲靖大营房抽调的1500名大、中学生也相继到达,成为暂汽一团和暂汽二团。多少年来,杨毓骧一直为暂汽一团自豪。“我们团文化程度很高,70%是大学生,西南联大从军的师生就有800多人。还有30%是中学生和社会青年。”

  1945年4月20日,盟军攻克柏林,纳粹德国投降。当天,杨毓骧驾驶着一辆装满物资的美国GMC卡车从蓝姆伽出发,驶过雄伟的豪拉大铁桥,看着桥下的恒河静静地流向孟加拉湾,到达加尔各答。是夜,他独自游览伊登公园,看见加尔各答城内探照灯交叉射向夜空,听到街道上一片欢呼。他默默拭起泪来——“我的国家,还在侵略军的铁蹄下。”

  两个月后的8月15日晚,在昆明普坪村营房里的杨毓骧也经历了这一幕。巫家坝机场的40盏大探照灯射向夜空,从缅甸开车回到昆明的盟军大喊“victory”(胜利),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鞭炮锣鼓声,“我知道,我们赢了。”

  驻印青年军于1945年7月4日奉命驾车回国,沿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途经鬼门关、新平洋、孟关、孟拱、密支那、八莫、芒友,进入畹町。“沿途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伤痕,残垣断壁,弹痕累累,连树上都布满了蜂窝似的弹穴。”

  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几天,部队下达“肩负重大任务,要调往别处”的命令。青年军内部盛传,要调往菲律宾组成海军陆战队,配合盟军攻打日本本岛。“我们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还在炮弹上悄悄写‘打到东京去’。”

  抗战胜利了,但杨毓骧和战友们并不像百姓那般兴奋。“我们心情很沉重”,杨毓骧至今坚持,“我们打战不是为哪个政党打仗,而是为国家,为民族战斗。”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白热化,尤其1945年冬昆明发生的“一二一”惨案,更让杨毓骧们意识到内战不可避免。

  12月21日,暂汽一团被命令离开昆明,于昆明东郊石塘山军火库装运炮弹,运往湖南衡阳。在一番焦灼的考虑后,1946年7月15日,杨毓骧办理了退役手续,借读杭州青年中学高三。1947年5月,蒋经国到临时设立在云栖寺的中学里看望毕业生:“你们不要搞政治,要好好学理工。”

  杨毓骧这辈子都没有忘记这句话。但他没有学习理工科,成为了一个民族研究者和人类学学者,在翻山越岭找寻民族古老故事之余,记录抗战老兵的往昔岁月。(都市时报记者 何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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