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吃苦却难找工作 “4050”农民工真不易
2013-07-12 08:59:18      来源:新华网

    日前,安徽省和县举办首届职业技能竞赛。共有来自全县7个镇和3个经济开发区的77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当地政府部门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工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人民图片

    他们人到中年,为了温饱、为了子女能有更好的生活,在城市里苦苦打拼。

    建筑工、环卫工、保洁员、洗碗工……由于缺少技能、没有文化,他们大多干的是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

    年龄偏大,就业时他们往往要忍受用工单位不招“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人员的年龄歧视,对工资和工作环境的要求低,对社会保障的要求更低;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想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动为止”,然后回到农村养老,子女是他们的希望,很多人将美好生活的希冀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最怕遭遇“一家子都是打工的”尴尬。

    让我们走近“4050”农民工。

    “4050”农民工对工作不挑剔,但他们依然要面对“年龄大、缺技能、找工难”的苦恼

    7月4日上午,北京市最高气温35摄氏度,烈日当空。在昌平区北苑路上,身穿长衣长裤、头戴遮阳帽的环卫工吕大姐正一下下清扫着路边的垃圾。

    吕大姐今年44岁,老家在黑龙江,2008年以来一直在北京干环卫工。“每天干8小时,工作不复杂,就是这一段大约3000米的路面清洁。”推算一下,她每天工作时需要不停歇地走上12公里。

    “干环卫,工作条件差,收入也不高,年轻人不爱来,都是咱们这种年龄大的农民工干。”吕大姐说,自己的底薪是1400元,加上每天的吸尘补助等补贴,一个月能挣2300元左右。

    上世纪80年代末起,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陆续进城务工。20多年过去,当初年轻力壮的农民工们普遍年近半百。据统计,目前像吕大姐这样的“4050”(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量的40%左右,超过1亿人。

    与年轻一代农民工相比,“4050”农民工对工作不挑剔,干的大多是城市里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不过,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正面对“年龄大、缺技能、找工难”的苦恼。

    每天中午,在北京一家机关食堂当洗碗工的张大海都要和5个同伴一起,刷洗1万多个碗、盘等餐具。“这大半年洗的碗,快赶上我一辈子洗的碗了。”50多岁的张大海身材略显佝偻、走路有些迟缓。

    张大海告诉记者,他曾有过多年的驾驶经验,最初来北京想找个开车的活儿干。“开出租车需要北京户口,开货车人家要的都是壮小伙儿,最大年龄也要35岁以下。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正式招工的根本不考虑,只能刷刷碗、端端盘子。”张大海刷盘子一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他不指望工资高,不拖欠就好。

    近两年,许多地方出现“招工难”。但细看企业的招工条件,往往有一条“硬杠杠”——年龄一般不超过35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科所的一项调查显示,“18—35岁”,这几乎成为企业招聘普工的通用准则,有的企业甚至要求“低于28岁”,实在招不到人,最多放宽标准到40岁。

    采访中不少“4050”农民工都表示,由于年龄大、缺技能,再加上文化水平较低,他们找工作越来越难,只能选择那些工作条件差、工资收入低、年轻人不爱干的行业,而且不敢提涨工资的事,因为怕被辞退,年龄越大,重新找工作越难。

    42岁的朱爱荣在北京某机关做保洁员,丈夫在同一个单位干保安,两个人的月工资都只有1800元。工资不高,但这是她和丈夫经过多次比较所能找到最好的活儿。

    朱爱荣最怀念的就是年轻时在工厂做女工的时光。“那个时候在编织袋厂贴商标,计件工资,我干得可快了,挣得也最多。”后来,在秦皇岛租住的城中村的房子要拆迁,朱爱荣就和丈夫一起来到北京打工。40多岁的她再找工作不容易,“人家都愿意要年轻人,我这年纪,除了保姆和保洁,别的啥也干不了。”朱爱荣说。但朱爱荣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在她看来,过了40岁还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的农民工,都得是有技术、有本事的,而她这代人,多数出来打工时连初中都没念完。

    上有老、下有小,“4050”农民工生活负担最重,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有好的发展

    对于“4050”农民工来说,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生活负担最重。子女既是他们的奋斗动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为了子女有个好环境,他们在城市里拼尽全力。

    “要不是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不会在城市里这么辛苦打拼。”地铁13号线北苑路出口附近,卖卷饼的农民工周桃大姐告诉记者,她和丈夫2001年就从山东菏泽曹县老家来北京打工,十几年来,换了七八个城中村,开过好几家小饭馆,却因为拆迁、地段偏远等原因没挣着什么钱。如今,丈夫在家和面、备料,她在地铁口摆摊卖卷饼,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

    虽然辛苦,但提起一双儿女,50岁的周桃一脸欣慰。“女儿大学毕业,在新东方英语学校当老师。儿子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建筑专业,过两年就能工作了。”现阶段,周桃最愁的是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学费一年6000多元,住宿费2000多元,每个月的生活费600元,一年少说就要1.5万元。不怕你笑话,我现在又想孩子,又怕接着孩子电话,因为这就得给孩子寄钱。”周桃苦笑着说。

    朱爱荣的儿子也念了大学,在济南的一家医科大学学习针灸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私人诊所。让朱爱荣操心的是儿子的亲事。“孩子上大学时谈了一个女朋友。但人家嫌我们家条件差,说我们一家子都是打工的,爷爷奶奶打工,爸爸妈妈也打工,不愿意让女儿跟我儿子交往。”

    与城里人不一样,农民工中,40多岁时孩子就结婚生子的不在少数。拼命干活、拼命攒钱以便给孩子结婚买房,成为这些农民工的生活重点。

    “城里的房子肯定买不起,但要在老家给儿子结婚买套房。”老家四川的余光菊说。45岁的她和丈夫花10万元在老家县城买了楼房作为大儿子的婚房,尽管大儿子在上海打工,一年也不回去一次。“买了房,就算尽了责任,住不住是他们的事。”这10万元花光了她所有积蓄,还向亲戚借了2万元。现在,余光菊和丈夫又在为还债和给18岁的小儿子将来结婚攒钱。让她发愁的是,前些年丈夫挖地铁每年能挣3万多元,但现在腰肌劳损已干不了重活,只能做做小区里的保洁员,每月收入仅1000多元,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当小时工的余光菊身上。

    “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动为止”、“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成为“4050”农民工普遍心态

    40岁、50岁,城里打工还有单位要,再过十几年怎么办?

    在外打工多年,朱爱荣渐渐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穿着打扮、待人接物都像个城里人。可每当提及故乡,朱爱荣眼里闪过的全是不舍。“我可想回去了,农村空气新鲜,房子宽敞又明亮,房前屋后自己种点菜,做饭时现摘就行。”朱爱荣说,现在自家的30多亩地包给了小姑子种,每亩地给了200元的承包费。

    但种地的收入还是太少,风险也大,朱爱荣想一想就叹气。“去年东北下大雨,小姑子种的大豆全给淹了,也嚷嚷着要来北京打工。”朱爱荣说,自己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全家外出打工。连她年近70的公公婆婆,也还在天津当保姆。“我婆婆特别能干,上世纪90年代就去哈尔滨当保姆了。现在想在天津再干两年,到70岁就不干了。”

    公公婆婆的现在,仿佛就是朱爱荣的明天。“我们没参加养老保险,工作老是换来换去的;也没参加新农保,将来养老只能靠自己。孩子们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所以只能趁还干得动多干点儿,多攒点儿钱傍身。”

    张大海告诉记者,他的老伴儿也快60岁了,在北京鼓楼大街的一户居民家里做保姆,每个月有2400元的收入和2天的休息日。“我们想再干两年就回老家去,现在争取多攒点儿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4050”农民工的想法和朱爱荣一样,“养老靠自己”、“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动为止”、“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成为普遍心态。但不论张大海还是朱爱荣,都觉得年龄越长,在城里挣钱越不容易。工资越挣越低,物价越来越高,他们再怎么节省也攒不下钱。

    农业部农研中心研究员龙文军指出,大龄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很少有精力去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即使有参保意识,社保所强调的连续性、稳定性也会成为他们的大难题。因此,亟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健全针对这一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障设施和服务,增加农村养老保障设施的投入力度。

    专家还建议,社会应当给予“4050”农民工更多关爱,重视这一群体的生存、发展和公平就业权。从允许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6岁到法定退休年龄60岁(女工目前为50岁),不出意外,一名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可达40年左右。现在一过40岁,企业就不愿意召用,相当于早早放弃了一半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也不公平。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大龄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引导企业转变观念,善待大龄劳动力,多发挥他们吃苦耐劳、沉稳踏实的优点。(冯华 于海冲)

编辑: 责任编辑:

广告热线:(0871)65364045  新闻热线:(0871)65390101

24小时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871-65390101  举报邮箱:2779967946@qq.com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53120170004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滇B2-2009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