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家庭癌症村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见闻

2013-06-04 10:06:19 来源：昆明日报

丈夫患癌症早逝，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代桂珍从早到晚都在田里干活。她背后的山头上，是村里患癌症去世的人的坟墓记者王中杰

　　肺癌高发，亲人早逝，家庭破碎，谋生艰难。一个村庄的四个家庭，都有相似的命运。

　　男人没了，女人就挑起家庭重担；大人不行了，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人们在奋力与命运搏斗，延续家庭和村庄的未来。

崔庆书辍学多年，父母也已去世。一天下午，他在玉米地里拔完了草，兴奋地往寄住的叔叔家跑去；他的背后是村里的一处煤矿记者王中杰

村里的一处煤矿。种田、下矿做工是大部分村民仅有的谋生手段

村里常有肺癌患者去世，路上可见抬着花圈去祭奠的村民

放学后，回到家的堂弟向婶婶撒娇，崔庆书默默地坐在一边

因为担心水“不干净”，雁塘村口池塘的水只能用来喂牲畜和洗衣服

王钰翔的爸爸王怀金在煤矿上当绞车工

爸爸身体不好，8岁的王钰翔要帮家里背猪草。路上，妹妹在后面推着他前进

一条水泥路的两旁,农田与房子交杂相映,细碎的煤灰缱绻在风中。

一个看上去再寻常不过的村庄,因为癌症的笼罩愁容满面。等待被宣判死亡的人随处可见,村里的妇人会掰着手指,稀疏平常地数着去世的熟人。大概是司空见惯,她们的表情平静得看不见半点波澜。

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委会,一个因肺癌闻名的村庄。这里的悲情随时都在上演,患者大多是30岁-50岁的中年人,男性居多。随着他们的离世,越来越多的家庭支离破碎,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癌症孤儿。

在以煤矿为经济来源的村庄,在生存都逼仄的生活面前,这里的大人不会恣意地讨论孩子的未来,“讨生活”是他们的人生主题,也是孩子的主题。

没有父母的日子

当被问到“想不想妈妈”时,崔庆书衔着一根草,歪着脑袋:“没什么想的。都死了,要往前看。”

在绿油油的菜地间,在房舍的阴影里,在布谷鸟的叫唤中,在与老黄牛相伴的时光下,崔庆书在孤独地成长着。他1岁半丧父,13岁丧母,被寄养在叔叔崔茂泽家中,小学二年级还未念完便辍学。他有个亲姐姐在外念书,绝大多数的时光,他都是与自己相伴。

一条磨破的蓝色运动裤,一件脏兮兮的针织条纹上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一脸小雀斑,崔庆书耷拉着双手,一瘸一拐地蹦跶——他喜欢上蹿下跳,在田埂里,在山坡上,在叔叔家阴暗的阁楼中。前几天,他刚从楼梯上滚下来,脚踝处的一大块皮被撕掉。纵使如此,他仍然停不下来,甩着伤口张开的脚,趿拉着落满泥土的鞋子四处奔跑。

推开家门,就能看见他母亲的坟墓。问他“想不想妈妈”,他衔着一根草,歪着脑袋:“没什么想的。都死了,要往前看。”

母亲,这个被他描述为“高高瘦瘦、不怎么漂亮”的女人,一生都像是用黑色水笔书写而成,在生下崔庆书一年多后,丈夫就因肺癌病故。庆书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唯一的一次是从父亲的身份证上看见他的尊容。之后,她带着一双儿女远嫁南京讨生活。一个没有任何技能的农村妇女,加上两个还在流着鼻涕的小娃娃,很难在家中享有尊重。

几年之后,这种口头上的婚姻破裂。母子三人又回到虎头村委会崔营村,改嫁大她22岁的一个邻村男人。不幸的是,大概三年后,她被检查出肺癌,男人弃她而去。

拖着孱弱的身体,她拉着两个娃娃,回到了当初逃离的家。在家中躺了三四个月后,死在了冰冷的床板上。

庆书的叔叔、婶婶帮他母亲料理了后事,葬在了她家门口。

之前还会“偷吃他妈妈的补品”的庆书,因家庭变故而懂事了。寄居在叔叔家后,他每天下地里帮忙干农活,一个人匍匐在包谷地里拔草,阳光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迹,黝黑的胳膊,腿、背上纵横着大大小小的裂缝,泥土飞进这些伤口,变成了连洗衣粉都洗不掉的黑。等到冬天,开裂的伤口便会裂得更大,露出鲜红的口子,老树皮一样枯糙的手脚,一下水便是钻心刺痛。

村里像他这么小就辍学的孩子不多了,所以,他的朋友是一只三个月大的猫咪、两只见生人就会躁狂的狗,和一头强壮的老黄牛。他喜欢用脚上的鞋带轻轻刮弄猫咪的脸;当陌生人要通过狗的地盘时,他习惯抱着狗而不是仅仅用绳子将狗拉开;傍晚时,他总是两只手抓着一桶重重的水,摇摇晃晃地走向核桃树下的老黄牛,让它喝个痛快。身后,几个孩子骑着单车迎风掠过,他会扭过头去朝他们笑笑,然后低下头继续喂牛。

生活的不幸让他孤独,但孩子的天性还是肆意流淌。他能带你在村里找到各种黑色、黄色、红色的果子;会窜进浓密的竹林里,故意让你找不到;会跑得很快,突然在墙角停下,猛地跳出来吓你一跳;他还喜欢看《还珠格格》,也喜欢看武侠,也盼望在叔叔的儿子过生日时,能吃一口蛋糕。

叔叔崔茂泽是全家的经济支柱,他在煤矿挖煤,每天有200元钱的收入,但他要养四个孩子,家庭仍然拮据。

崔庆书很快就16岁了,可以出去打工了。可不断抱怨他“不讲卫生”的婶婶并不看好他,因为“太不成熟了”。

在这里,煤矿是男人聚集的地方。它们通常坐落在广袤农田的中间,堆砌成山的煤矿很不协调地被与农田比邻而居。所有人都知道挖煤对身体不好,但为了生活,人们一代接一代地奔赴矿井,像套在笼子里的鸟,逃不开宿命的圆圈。

他以后会不会去挖矿?谁也不知道。

癌症家庭的抗争

“为了苦生活,一代一代的人都在煤矿里做工。”这是周秋艳最无奈,也是最担心的。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丈夫那样。

王钰翔的父亲王怀金也在煤矿里做工。

这个魁梧的中年男人,虚弱得像一堆棉花,一边走路一边说话都会感觉呼吸困难,面对一个十多斤的重物,更是无可奈何。

他28岁的妻子周秋艳和的8岁儿子王钰翔接下了家里的重活。前者每天穿着及膝的胶鞋,背着箩筐,在地里种苞谷、洋芋和烟叶。一层一层的纱布缠绕着她粗壮的脚和手腕。这个正当年的女人,因为过度的生活劳累,浑身上下都是病灶——腰椎突出、颈椎疼痛,还有总是突然肿起的手腕和脚板。她常穿一件黑色针织背心、黑色裤子、黑色鞋子,孤坐在家门口,注视着前方那口水草漂浮的水塘,呆呆地出神。

王钰翔放学回家后,便会背起背篓,和握着镰刀的父亲一起去割猪草。父亲割草,他负责背。满满的猪草从深深的背篓里喷吐出来,足足有三十多斤重,体积足以遮挡他的身躯。从远处看,他背着背篓的身影就像一只小圆球,颤颤巍巍地从仟佰中滚来。

王怀金6年前就已经查出肺癌,做过2次手术、4次化疗。每个月有一半时间都要去宣威市人民医院打针,每次是5瓶250ml容量的药水。4岁的女儿会陪他一起去。女孩紧盯着瓶子里的药水,快要空了时,她就会熟练地找护士更换药瓶。

王怀金所在的煤矿离家有20分钟脚程,最早是他的父亲在矿里开绞车,后来他又接了父亲的班。这份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作,能为他换来1500元的月薪。妻子阻止他再次踏上煤矿,但“不苦点钱怎么治病”的现实处境,最终让他们屈服于艰难的生活。

看着自己的儿子,周秋艳坚定地说:“说什么也不能再让钰翔去煤矿了。”

虎头虎脑的王钰翔,在班上担任劳动委员,在家里也很懂事。有人来访,便主动从家里搬凳子让座。他喜欢吃肉,但从来不闹着要肉吃。妈妈端来一铁皮饭盒的洋芋,他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孩子少有零用钱,更没有玩具,最平常的活动就是同伴在四通八达的村子里捉迷藏。

有时,他也要洗衣服。他蹑手蹑脚地端着一大盆衣服,走到水塘边,动作生硬地涂肥皂、搓洗,把盆里的水弄得哗啦作响。

忆起这些,平时“几乎不笑”的周秋艳脸上才会出现淡淡的笑意。懂事的孩子,是她生活延续的最大希望。

“内向者”的逃避法则

父亲和姐姐都因为癌症去世,母亲也身患癌症。少年朱恩航最怕的就是别人问他“过去的那些事”。

朱恩航的继父同样在煤矿工作,尽管他与继父“很生疏”,常常忽略这位继父。

在虎头村委会雁塘村,朱恩航的内向性格家喻户晓——有陌生人来找他,他就躲;有记者给他拍照的话,那更是跑得飞快。

我们不信,但很快便尝到了“闭门羹”的滋味。

第一次见到朱恩航,是在学校里,老师面前的他,两只手紧紧地握成了两个空心拳,手指间不断摩挲,眼皮低垂,定定地看着地面,直到他必须回应老师的问话时,才会略微抬起眼与老师对视。这个过程就是短暂的一瞬,然后就像弹簧一般,眼神又迅速收回到地面上的某个点。

他回答问题时只有“嗯”“啊”。我小心翼翼地提出“放学后,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家”的请求后,他点点头。

没想到,下课铃一响,一离开老师的视线,他就迅速用手环抱住了一位同学的脖子,两人一阵耳语,随即一溜烟躲闪了。追了20分钟,他们消失在“鱼骨状”的村子里,成功逃脱。

第二次再去找他,他没有消失,却一言不发。虽然身后的同学聊得兴趣盎然,他依然保持五米以上的距离,不回头,不插话。

朱恩航的父亲和姐姐都在前两年因为癌症先后去世,母亲也被肺癌缠绕。为了生活,她与一位男子组成了新的家庭。

这种重新组合家庭的情况在虎头村很多。周秋艳说:“村里得肺癌的人里,男人多过女人,不知道是因为男人挖煤的原因,还是因为她们是外村嫁来的媳妇,抵抗力要好些。”

在与朱恩航的母亲交谈时,他坐在一旁写作业,笔尖在纸上飞速滑动,笔尖落定,他迅速推开作业本,跑出去了。母亲站起来喊他,但他没有理会,几步跨出门外,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中途,他曾悄悄折回家里,但从门缝中瞅见我们仍在屋内,又跑了。

他的玩伴说:“他很不喜欢说话,别人不找他说话,他不会找别人说话。你千万别去追,一追他跑得更快。”

年长一点的村民说,父亲和姐姐的去世,对他影响很大,他最怕别人问过去的事。

女人,独力支撑一片天空

她一个人,要种十亩田,要养猪和牛,还要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代桂珍常常梦见逝去的丈夫坐在对面,两人相对无言。

周艳秋的家,对面住着一个叫代桂珍的女人和两个孩子——女人的丈夫两年前因肺癌去世了。

天色已晚,灯已亮起。黑瘦的代桂珍仍然佝偻着背,在稻田里施肥。在丈夫去世前,她只做一些简单活计,比如拔草。也许是心有感应,在快要去世前的那段时间,丈夫总是一步一步挪到田边,深深地呼吸着,用力地跟她说些“地要怎么种”之类的话。

他走后,女人扛起了家里的一切,不仅在自家的3亩地上种满了东西,还向别人租了7亩地,种上烟叶、洋芋和包谷——她要养家,必须日夜苦耕。

她有两个儿子,大的在宣威念中学,每个月回一趟家。为了省钱,孩子每次都走山间的小路回来;小的在虎头村小学念三年级,长得乖巧,成绩也不错。

从田里回家的路上,代桂珍绕到池塘边,麻利地挑了一担水,摇摇晃晃地回到家。小儿子站在比他还高的老黄牛面前,用绳子缓慢地盘在牛角上,然后将它牵入牛棚;大儿子在厨房里做饭。

饭刚咽下去几口,猪圈里传出细微的咕噜声。代桂珍放下筷子,侧耳听了几声后,忽然站起来,火急火燎地冲进了猪圈。几分钟后,她跑出来又是舀饲料,又是端水:“生小猪了!”揣着电筒,她又奔进去了。

屋子里的大狼狗听到动静,不停地狂吠,猪圈里的咕噜声越来越大,两个孩子端着碗站在猪圈前观望。嘈杂忙碌的十几分钟后,代桂珍疲累地走出来,瘫坐在沙发上,一边喘气,一边张开手把散落在额际的长发掠到后面去。

一个女人支撑一个家庭的艰辛,不是只有遇到意外情况时才爆发,而是浸润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里。房子漏水了,她要顺着高高的梯子爬到屋顶上修理;出去拉东西,她要带着娃娃赶牛车;生病了,打完针后,还是要顶着灼热的阳光在地里耕耘。

“苦着呢,这生活。”说这话时,小儿子正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她,她一边拨弄着他额前的刘海,一边微笑着。

丈夫在临终前留下遗愿,嘱托“让孩子先读书,欠的两万块钱,问问别人,看能不能晚点还”。所以,在学校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代桂珍仍然坚持供孩子念书。她相信,唯有此举,才能改变这个家的命运。

日渐懂事的孩子也让她备感欣慰。小儿子早上6点钟就去上学,每次都是静悄悄地出门,有事情就留个纸条。一次,他请求她给自己买一瓶涂改液,但又担心她不认识,就费尽心思地从“涂改液长什么样”开始描述,满满地写了一张纸。待她揣着这张纸找到文具店的老板时,对方被逗乐了。“你家娃娃真可爱,一瓶涂改液都写成了一篇作文。”

与生活的艰难对比,带给她更多痛苦的是孤独。她常常梦见丈夫坐在自己对面,两两相望,静默无言。

不过,这些她都没有告诉孩子,在他们面前,她连眼泪都没有掉过。

四种人生,一种命运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称,云南省宣威市肺癌发病率位居全国第一。而虎头村,又是其中的“暴风眼”。

在癌症随时降临的环境中,讨论未来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甚至连对未来的张望,都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四个原本不相干的家庭,因为“肺癌”这个病魔的牵连,命运陷入了同一片沼泽。而他们只是虎头村群像的一个小切片。

我们本想借“六一”儿童节的时间点,在虎头村做一期有关癌症孤儿的稿子。但后来我们发现,女人才是苦难最大的承受者。她们要忍受丧夫之痛,又要保证孩子的成长。孩子和女人的形象加在一起,家中的万千景象不言自明。

“我们没有未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只有28岁的周秋艳说这话时,平静而悲伤地盯着我看。没有补助,没有低保,她只能靠一双手、几亩地、几头牲畜,一边为丈夫治疗,一边供养年幼的两个孩子。

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眼前的情况是,受制于文化程度和不能照顾家人的种种因素,大部分年轻人仍然在重复父辈的命运,走下煤矿。

虽然癌症高发的原因仍不得而知,但村民已经如同惊弓之鸟。采访期间,村民拉着我们来往于数个水井之间,打起一桶桶显得浑浊的水,念叨着:“这水怎么喝?”

每周,都有一辆播放着“泉水叮咚”的小型洒水车驶入虎头村,载着从宣威城里运来的水。每次听到“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清脆的音乐声,村民便从家里抬出水桶,站在路边,买水。3块钱一桶。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称,云南省宣威市肺癌发病率位居全国第一。而虎头村,又是其中的“暴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