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良八老”离家三十年，只为种树守山
面对生活的重压，他们默默坚持
以难以理解的执著 造就漫山遍绿
“陆良八老”之一，78岁的王德映在林子里给树木修枝。记者谢慧/摄
《陆良八老：扎根荒山三十年的八位杨善洲式农民》。当本报这组展现8位农村老汉30年荒山造林史的报道面世，即刻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种树老人粗糙、开裂的手脚特写，令人震撼；他们默默耕耘荒山的壮举，令人感动。
报道出街当日，即被新浪网、搜狐网、昆明信息港、云南信息港、云南网等各大网站转载，曲靖市“珠江网”也全文转发了报道。八位老人的那份执著和坚持，感动了许多读者。但是，感动的背后，是众多的“不理解”——
“一天7毛钱的工资，一干就是30年，换我，我做不到。”这是一位报刊亭老板的读后感。
“老一辈的人总是那么纯朴。我觉得，在他们那个时代，之所以能执著地去做这些事，完全是凭借内心一种火热的信念。反观现在的我们，恐怕无法做到。”这是昆明理工大学一位学生的感悟。
“不理解”的背后，是老人们不为他人所知的生活。其实，他们也有苦恼和哀伤，只是，面对共同的事业，他们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它。
王家寿：种树半辈子，带着一身病回家
78岁的王家寿，牙齿都快掉光了。从花木山林场回家以后，他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他除了每日坐在家门口晒太阳，陪着家养的两只土狗玩耍一会儿，更多的时候，只是眼巴巴地等着68岁的老伴李光珠做完农活回家。
王家寿，87岁。记者谢慧/摄
王家寿看起来已经十分消瘦了。布满褶皱的脸庞上全是老年斑，颧骨突兀，胡楂花白。谈话时，几乎每隔几分钟，王家寿便会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此时，他的表情痛苦，令人揪心。
不到一星期就挖废一把锄头
在上花木山种树之前，王家寿一直都在村里种芋头等蔬菜。当时的花木山上，除了极小面积的芋头地，只是漫山遍野的乱石。
回忆已经模糊。谈及上山种树，王家寿只是依稀记得，他先是跟着王小苗他们一起上山挖塘子、种松子，后来因为松子经常被动物偷吃，然后大家就改在村里培育树苗，再进行移栽。之后，种树的成活率大大提高。
王家寿说，最初，他们8位老人种树的全部收入，完全都按照每亩10元的标准兑现，但必须等待当地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来，这个兑付标准被提高到了15元/亩。
那个年代里，在农村劳动还是靠评“工分”计酬。还没有上山种树时，王家寿在村里做活计，每天收入2毛钱左右，自从干上了植树造林，“虽然辛苦了点，但折算下来，每天至少能收入7毛钱。”但是，那份困难，出乎人的想象。
花木山上没水，为了浇灌刚种下的幼苗，保证成活率，王家寿经常要从村里背水上山，每背一次水，都得走好几公里的山路。王家寿记得，那时候上山种树，基本上都是在冬天开挖塘子，到夏天雨季来临时，等到“老天开始落雨”，就把村里预先培植的树苗背到山上，冒着雨种植。越是下大雨，越要赶着多种一些，往往是一天下来，全身都是泥水。
荒山上，遍地是石头。为了挖坑，“八老”们挖坏了很多把锄头。“铁的都不好用，只有用钢锄头才好使。”王家寿说，就算他们换上了钢锄头，可还是不行，往往一锄头下去，火星飞溅，手都震得发麻，一把崭新的锄头，用不到一星期就要宣告报废。
将树苗种下去之后，“八老”就开始了整日守山的日子。在等待验收的日子里，8个人没有空闲，全天候轮流去巡山。荒山变成林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八老”的尽心尽力。若是光种树没人管护，幼小的树苗很容易成为昆虫和小动物的食物。就在“八老”上山种树那时，其他村子也同样有人上山种树。但是，一段时间下来，其他荒山“年年种树年年不见树”，唯有花木山开始绽现绿荫。
“一分栽树，九分管养。”王家寿所在的龙海乡政府办公室主任总结道，“他们所种树木之所以成活率高，全靠这几位老人平时的管护认真负责。”
因为八老所种树木成活率极高，他们的名声很快传遍了陆良县。慢慢地，开始有其他乡镇专程前来邀请他们去帮忙种树了。
“人家相信我们，说我们是专业造林人员，跑那么远来请我们，我们没理由不去。”王家寿认为，“反正就是种树，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就显得我们小心眼了。”
“我们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王家寿患有严重的气管炎，自2010年下山回家之后，已经连续住过3次医院。病痛的折磨，让王家寿时常抑制不住地剧烈咳嗽。一咳起来，浑身颤抖。
王家寿膝下有4个儿女，但儿女们的生活条件都不好，有的长年在外打工，有的靠种地维持生活，小儿子做生意，行情也不景气，仅够维持生活。
刚下山的时候，因为不放心山上的林场，王家寿经常都会叫儿子骑着摩托车去山上看看，“看看有没有人去破坏林子”。
王家寿的老伴李光珠总说：“老倌是苦了一辈子，苦了一身病回来。现在一无所有，有点不太值得。”这两年，李光珠一直都不满意老伴如今的境遇。在她看来，当初为了种树，王家寿一年到头住在“高处（山上）”，家里的农活都压在她一人身上。她不明白，当初老伴所坚持的“青山绿叶”为这个家庭换来了什么。
李光珠一直记得，当初她曾多次劝说老伴别再去种树。但是，身为共产党员，又是大队长兼会计的王家寿这样告诉她：“我是党员，身份特殊。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我觉得自己不配当党员。”文化水平不高的李光珠无言以对，默默接受了老伴的解释。然而，现在面对带着“一身病”回来的老伴，李光珠觉得自己的心里很难受。
王家寿说，他现在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有关部门能在他们8位老人还能动弹的时候，能给他们这些老人每人每月发一些生活费。但是，刚说完这些话，老人立即打住了话头。“这个也就是自己想想，不太可能吧。”老人很不好意思地问：“我们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王长取：为种树，他连续5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75岁的王长取与王家寿是亲兄弟。相比哥哥王家寿的现状，王长取的境遇更令人心酸。虽然已经70多岁，但他仍然一天都不敢歇息，从早到晚在自家地里忙活。
身高仅1.5米左右的王长取，因为常年劳作，手上留下了清洗不掉的黑色污垢，满手变形的指甲高高凸起。
记者造访时，王长取正提着锄头急匆匆赶往地里，路过哥哥王家寿的家门前时，被哥哥叫住了。“我这个弟弟可怜啊！他们老两口都是70岁的人了，还得干活……”
其实，王长取一直这样苦撑，是为了养育两个小孙子——他的儿子正在监狱服刑。
“要是能让我再守几年，就更好了”
王长取的眼睛已经不好了。听到哥哥叫他，他放下锄头，快步走上前来，一不小心被地上的小板凳绊了一下。王长取没穿袜子，黑黢黢的双脚，穿着双破烂的布鞋。
当初，听说哥哥王家寿要跟人一起上山种树，王长取就跟着哥哥一同上了山。这一去，足足种了30年的树。这些年里，哥俩的生活重心除了种树，还是种树。
王长取不爱说话，跟哥哥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愿意专心听着哥哥说。王家寿说，弟弟以前并不是沉默少言。“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犯罪，在监狱里面。”
在王长取印象中，曾经种树的那个时候，他一般都是带着百把人一起上山，一干就是一整天，毫不顾及什么刮风下雨。那时的他意气风发，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带着一帮人一起植树造林，很光荣，人也很有斗志。”
种树的那些年里，王长取说自己“基本不怎么回家”，白天山上种树，晚上睡在山里。王长取认为，虽然种树很苦很累，但起码还有收获，还能拿点工钱，他自己没什么其他的本事，种树除了多费点力气、多辛苦一点，还能多挣点钱给家里。每每拿到工钱，王长取都舍不得乱花一分，全部带回家，交给老伴武子梅。
为了赶时间挖树坑，保证下一年雨季来时能及时把树苗种上，王长取曾连续5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曾经的辛苦，老人已经不愿再提。他只记得，当初自己连山洞里都住过。碰上冬天山上下雪，他只能裹着一床单薄的被子，在寒冷中度过漫漫长夜。第二天一早，爬起来，他又开始种树了。“当时倒没觉得有多苦，就想着等我们把树种好了，通过验收了，跟着我们干的人就能拿到工钱了。”
2010年的一天，有领导考虑到他们8位老人年事已高，不再适合守护花木山林场，便派人劝说他们下山。于是，他就跟着其他7个老弟兄一起下了山。之后，他领到了政府发给他的2000元钱。
虽然亲手种起树木，又守护林场这么多年，而且一直没靠这份“工作”赚大钱，但王长取与其他7位老人却始终坚持。“毕竟林场是我们八个人建起来的，所以就想着，希望把看管林场这件事一直做下去。”
曾经在石头荒山上“见缝插针”般的挖坑、种树经历，王长取一直不曾忘记。每当巡山时看着眼前一棵棵拔地而起的高大松树，他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很高兴。
8位老人守山护林的这些年里，整个花木山林场没有发生过一起山火，没有发生过一起偷砍盗伐事件。
而今，八老一起下山回家了。这在王长取的心里留下了遗憾：“我身体还行，还能干得动。要是能让我再守几年，等我实在干不动了再下来，就更好了。”
儿子入狱，他和老伴要抚养两个孙子
2006年，王长取还在守山护林时，他在玉溪打工的小儿子因为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就在儿子入狱的那年，儿媳妇不声不响离家而去，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孙子。自此之后，王长取和老伴武子梅承担起了抚养义务，将两个孙子一手带大。
儿子入狱的那年，大孙子才7岁，刚上幼儿园；小孙子2岁，刚学会走路没多久。而今，大孙子已经读初一，小孙子也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
其实，在王长取还没有回家之前，孙子们的所有花销，几乎只靠着武子梅养猪、鸡和种地的收入，勉强维持。王长取本人天天在山上守着，根本没钱接济家里。“两个孙子跟着我们老两口，真是太可怜了。孩子吃不好穿不好，小小年纪就遭罪，没父没母……”武子梅提起儿子和孙子，就直抹眼泪。
即使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十分艰辛，但武子梅从未将此怪罪到老伴头上。王长取也很心疼老伴，他整天一个人到地里干活，很少再让老伴下地了。平时，他只让武子梅在家里喂喂猪。
“能和老妈妈（老伴）一起，把这两个孙子抚养大，就是我最大的愿望。”说着说着，王长取突然落下泪来，他抬起黑黑的手抹了一把，鼻翼无声地抽动着。
王云方：面对儿子的孝敬，他心怀愧疚
陆良县龙海乡，绿映塘村中的一条小路上。
绿映塘村小组党总支副书记王春生指着远处一个蹒跚而来的身影：“看，那个人就是王云方。”
84岁的王云方，如今已经直不起腰来了。几成弓形的身体，借助一根拐棍的支撑，一步步挪动着。一步，两步，三步。每走三步，他都会停下来站一会儿。
“走一阵就喘一阵，人老了，一身的毛病，最近心脏也不好了。”走到我们面前的王云方，话音里带着些许颤音。
“他总是住在山上，不在屋里住”
生活在农村的王云方，一辈子都在与农活打交道。而今，他已步入人生黄昏时节，那枯如干枝的面部肌肤，证明着他的年华已经逝去。
坐在椅子上说话的王云方，不时用手紧按着左边的小腹部位，同时使劲弓起身体，踮起左脚，凸出大腿，将左边的身体挤压在左大腿上面，死死顶着。王云方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常常觉得自己小腹那里不太好受，只有像这样使劲“顶上一会儿”，人才会好受一些。
王云方说，3年前，他曾不小心摔过一跤，当时痛得要命，但他没敢告诉儿子。事实上，王云方是怕花儿子的钱，“毕竟儿子负担也重”。最后，他都是靠自己忍着过去的。直到现在，当初摔伤的胯骨部位还会不时疼痛，“疼起来的时候，我就自己挣扎着起来走走，这样还能好受点。”
王云方身体不好。正午的太阳光火辣辣的，照在人身上，不一会便让人浑身燥热。然而王云方却从里到外裹着秋衣、单褂子、棉褂子、厚外套，不时还要费力地裹紧衣服。
“养儿防老”是古训。按理说，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年老了，也该享享来自儿女的那份孝敬了。可是，王云方却说：“我不好意思，我对不起我的儿女。”201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差点要了王云方的命。住院花掉的1万多元让王云方时刻如芒在背，他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儿子一家。
老伴20多年前就已过世，王云方一直坚持独自居住，直到3年多前那次摔伤导致行动不便后，才搬到儿子王国平家中。
王云方说，跟随王小苗种了30年的树，他几乎没怎么管过家里的大小事务。甚至连儿子盖新房、娶媳妇的大事，他都没有怎么出过力，一切全靠儿子自己辛苦操办。王云方一直觉得，自己“作为父亲很无能，没担负起一名父亲应尽的责任”。
“他总是住在山上，不在屋里住。”儿媳妇说，在她嫁到王家的最初几年里，几乎没怎么见过自家的老公公。
因忙种树，他自觉亏欠家庭太多
“哦，种树，种树种了30多年了吧？”终归年龄大了，面对记者的询问，王云方已经记不清当年种树的很多事情了。他只是一直不断地强调，他们的种树行为“绝对是经过上级领导的批准的”，并非是他们一时心血来潮。
在王云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描绘出的是一幅艰苦的场景：“种树很困难，连吃的都没有，上山种树都得自己带着干粮上山。”
起初，王云方是被王小苗喊去一起上山种树的。30年过去了，现在王云方依旧坚定地认为，既然是政府批准的，那种树就一定是好事。虽然他自己至今也不懂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何在，但他觉得，有人因为种树的事找到了自己，那么，自己就要把这个活做好。
上山以后。王云方先是跟着“挖塘子”（即挖树坑），“一到冬天，我们都要在干天（晴天）挖好，等（第二年）雨水落地，才能去栽树。”王云方说，山上种树没有水浇，越是下雨的时候，他越要冒着雨抓紧时间栽树，“不然小树苗不好活。”
最早，他们是在龙海乡的花木山种树。王云方和其他7位老人带着上百人的种树队伍，战斗在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里。“当年，我们只要一上山种树，基本上就不回家了，家里的事情也顾不上。造林是大事，家里的事情是小事，我就想着，必须把大事做好。”如今，已经年老体衰的王云方愈发觉得自己因为种树而没有照顾好家，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因此，他总是不好意思开口，去“拖累”自己的儿子。
总是在种树，年年在种树。自花木山林场造林成功后，有了名气的王云方和其他7位老人马不停蹄，又开始四处帮人种树了。随着种树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王云方就更没法照顾家庭了。
去哪里种树就住在哪里，手把手地教别人怎样挖塘子、怎样栽树苗。白天种树，晚上就在山间凹地搭个棚子，铺张席子，和衣而卧。无论下雨还是下雪，大家都住在山上。“那时候，家里的事情一处也顾不上，全靠儿女在家里苦。”王云方说，把树种好以后，等待林业部门验收通过了，他们就把造出来的林区交还给当地。当时，每亩树林在验收通过后能有10元收入，这笔收入还要分发给所有种树的人。王云方至今记得，坚持种了这么多年的树，算下来，他的所有收入就只有每天7毛钱的种树工钱。
现在的王云方，什么活都干不动了，每天也只能到处走走。“落下一身病，什么也干不了了。”种树的那些日子里，王云方种完树后，就一直和其他7位老人守在花木山林场，看护幼苗，提防山火。直到2010年跟大家一起“退休”，从山上下来。下山后，政府给每位老人发了2000元钱。王云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发钱给他，只是跟其他老人一起，接受了这笔钱。
2000元钱，过了2年，也许已经剩不下多少了。“一辈子钱没苦着，老了吃药的钱都没有。”一想起自己看病、吃药的事，王云方有些不开心。“我能动弹的时候，没管儿子的生活，现在老了不能动了，却让儿子养着，心里不得劲。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希望，多少能给个吃药的钱，不要一辈子白苦了，到老了，也没人管我们了。”王云方说，希望政府能考虑一下他的实际情况，每月给他几十块钱的生活费，“起码，自己吃药的钱就有了。”
王云方的儿子王国平今年46岁，当小学教师。他的两个儿子先后考上大学，每年光是付学费就要将近4万元，这让这个中年男子倍感压力。而今，虽然老父亲跟着自己一起生活，但顿顿水煮洋芋的日子，让儿子总觉得无奈，“我就是希望他（王云方）在晚年，能过上有一定保障的生活。毕竟，他曾经做了一些事情。”（记者李鸿睿 刘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