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考古新发现 富民束刻村民是大理国后裔
2011-06-18 10:22:13      来源:昆明信息港-昆明日报

有白族遗风的民居里保存着许多古物。记者杨海冬/摄

    富民县永定镇束刻村的很多村民都说,他们的祖籍并不在束刻村。那他们的祖籍在哪儿?连日来,民间考古爱好者曹黎明奔走在束刻村的山野、村落,寻找蛛丝马迹,为束刻村村民寻根问祖。近日,曹黎明宣称他的新发现——束刻村村民是近800年前的大理国后裔。

    民间考古爱好者为束刻村村民寻根问祖

    曹黎明是昆明一名民间考古爱好者,常年探究昆明的历史和人文。

    今年4月的一天,曹黎明在沙朗考古,从当地一位老人口中得知,束刻村村民是白族后裔。

    听到这个消息,曹黎明兴奋不已,当即赶到束刻村——一个离富民县城10余公里的村落。

    他先去了束刻上村背后山上的天子庙,看到里面供奉着戴“鸡冠帽”的“土主”,“土主”与白族群众供奉的“一模一样”。他坚信,天子庙“土主”的身份是大约800年前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

    “那么,山脚下的束刻村村民就可能是大理国后裔。”曹黎明推断,并在束刻村寻访求证。

    在束刻村,81岁的普喜老人告诉曹黎明,他们的祖籍在大理,听说祖先都是白族人。但普喜无法给曹黎明提供更丰富的信息求证。

    “一个族群有自己固有的文化,短时期内,他们的信奉也不容易发生改变。”这是曹黎明的认识。他设法为束刻村村民寻根问祖寻找另外的证据,并4次深入束刻村,从民宅的建筑风格、建筑物、风俗习惯等入手寻找证据。

    考证后,曹黎明得出推断:宋末元初,大理国遭元军进攻,随后大理王国政权瓦解。次年,末代大理国王段兴智逃到昆明。段兴智带着大量随行人员,沿着束刻、沙朗、普吉的一条青石板路逃亡。当时的束刻偏僻而闭塞,段兴智的一些随行人员和逃难者先躲进附近的山洞里生活,躲避战乱。太平后,他们结束山洞里的生活,就在束刻坝子里繁衍生息。

    曹黎明:围墙是有力证据

    曹黎明发现,束刻村村民中流传一个习俗:端午节时,大人要在小孩手臂上套上红色绳索。等农历火把节时,大人又要把小孩手上的红绳烧掉。“火把节是彝族和白族群众特有的节日,而彝族火把节根本没有这样的习俗。从这个习俗可以判断这些村民是大理国后裔。”曹黎明说。

    “农历10月16日,束刻村村民会到天子庙祭祀‘土主’,祈求平安。”曹黎明认为,如果不是后裔,他们为何要去天子庙祭祀?

    曹黎明还在村民家中找到先祖遗留下来的“石蟾蜍”,他把“石蟾蜍”作为束刻村村民为大理国后裔的又一个“证据”。

    在所有“证据”中,最让他兴奋的是,他在村里发现的一段围墙:一块块土砖砌成的围墙,有两人高,约1米厚。土砖之间的黏合剂是沙浆,围墙上有很多小孔。普喜说,原来像这样的围墙在村里有好几处,都连在一起, 通过两道门进入村里。自上世纪60年代后,只剩下这段了。“完整的围墙上还有瞭望台。听老辈们说,围墙曾用来抵御土匪进入村里。”普喜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的,建围墙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曹黎明把这段围墙叫“城墙”。在他眼里,“城墙”是束刻村村民的“根”在大理最有力的证据。“他们的先祖在这里从事农耕生活,但饱受战乱筑了防御性‘城墙’,以保护他们和村庄的安全。因为有垛口、瞭望台等,肯定不是一般的围墙。如果单纯为阻止土匪侵入,城墙不会筑得这么厚。”

    这些村民都不会讲白族话,他们都是汉族。束刻村村民的姓氏大多为李、杨、普,连曹黎明自己都认为这些村民的姓与沙朗白族村民的姓氏差别大。但曹黎明这样看:“因为战乱,他们的先祖为了生存而改名换姓,甚至改了自己的族群名称。”

    张锡禄:有文字记载的考证才有力

    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的张锡禄,是白族文化、南诏史方面的研究专家。说到曹黎明的“新发现”,张锡禄说他的证据根本不充分。

    “大理的白族群众,根本没有烧红绳的习俗。石蟾蜍是种水稻地区的民族中,用来求雨的,这在壮傣语系的民族中比较常见。段兴智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名人,有群众祭祀他,这点也不奇怪。大理也没有高石坎、柳树湾这样的地名,民间说法是有的,但不在大理。”张锡禄说,“大理人往外走,留在束刻村居住可能是有的。从历史上看,每个民族都有人口迁徙。但他的证据并不充分,说法并不可靠。考证中,习俗也算一种证据,但并不是最主要的依据,还需要有文字记载,这样的考证才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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