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桂村，反映红军长征的壁画随处可见 记者资渔/摄
时间隔得再久远，柯渡镇上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无论是人们口耳相传的长征故事，还是柯渡镇丹桂村中央那座醒目的纪念馆，都在时时唤醒着众人的记忆。
在柯渡，曾有一位老红军战士将身板挺得笔直，向来访的人们讲述着他的长征故事；
在柯渡，有一座长征纪念馆，承载历史的同时，也召唤着八方来客。
红军的后人们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感受着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用最直接的方式回报着这方水土。
毕发斗 供图
头上带着弹片的老红军
没有了帽子的遮盖，疤痕十分显眼，零星的子弹碎片与肉长在了一起，在老人的头上一待几十年。
柯渡镇上，人们都认识这样一位老人。他常穿着整洁干净的一袭黑衣，戴着帽子，拄着拐杖，精神矍铄地在街头行走。老人慈祥，又善言谈，遇上陌生人也喜欢攀谈几句，经常讲起他参加红军长征的事。
说着，他扒开帽子，指着头部右侧的疤痕说：“这里中过子弹。”没有了帽子的遮盖，疤痕十分显眼，零星的子弹碎片与肉长在了一起，在老人的头上一待几十年。在老人看来，这个疤痕不但是历史的见证，还是一枚荣誉勋章。
老人名叫毕发斗，1935年红军进驻柯渡坝子时，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了贵州遵义城，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领导下，经过了二战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等一系列动作，于当年4月22日从富源黄泥河进入云南。
4月29日，中央红军在寻甸七星乡鲁口哨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并于4月29日攻下了寻甸县城。攻克县城后，红军立即开始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广泛宣传革命道理，把“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等革命标语书写在墙壁上。红军打开县府粮仓及土豪李焕文的粮仓、盐仓和铺子，把里面的90石积谷、1万多尺布、数千斤食盐和其他财物分发给贫苦农民。4月30日，中央军委纵队经可朗河进驻柯渡坝子，当晚，中央红军总部进驻丹桂村。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经过寻甸进入柯渡。为摆脱敌人的尾追，4月9日，驻扎在柯渡可朗的红军返回狙击敌人，在先锋六甲（地名），双方展开了遭遇战。这次战斗，为红军主力的转移赢取了宝贵时间，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红军的阴谋。
柯渡，在长征的路线中，是一个具有历史节点性意义的地方。
红军刚进柯渡时，因为被敌人所谓“红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歪曲宣传迷惑，老百姓对红军十分惧怕。见红军队伍进入坝子，村民都躲进了附近的深山中。胆子大的人下山观察，发现村庄并无异样，才通知了其他人一同回乡。为了改变老百姓的认识，红军积极向每位能见到的村民进行宣传，当地百姓也安心定居下来。
随着红军的到来，毕发斗开始了他的长征之路——红军进入坝子后，毕发斗就与其他16名青年一同加入了红军。这些青年有13名是回民，为照顾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组织将他们编成了回民班，毕发斗任回民班的班长。
当时，毕发斗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为什么要加入红军？老人生前讲得不多，他的二孙女毕丽娟推测，除了红军的感召，他感受到了当时红军队伍的精神焕发与严明纪律，这或许唤起了毕发斗骨子里的那种“闯劲”。
毕丽娟说，当时老人家里在做扎染生意，家庭富裕，生活顺风顺水。但毕发斗决定离开家庭，放手闯一闯。“爷爷当时是群众中很活跃的人，很多人都是跟着他加入了红军。”
参加红军后，毕发斗跟随部队继续长征，到了甘肃甘南地区的腊子口。他在腊子口战斗中头部中弹，严重负伤，被迫留在甘肃老乡家养伤。伤好后，他没能跟上大部队，之后历经艰险，回到了老家柯渡。
遗憾的是，当时一起参加红军的17人中，只有毕发斗一人归乡，其他人都杳无音讯。毕发斗2006年去世，时年83岁，此前常被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请去讲解他和回民班的故事。毕发斗去世前嘱咐后人“坟要朝东”——那是红军来的方向。
生前，老人很受人尊敬。村里的人回忆，老人慈眉善目，兜里经常揣着糖块，看见孩童就分上两颗。逢年过节，部队院校的师生、干部常来看望他。
在孙女毕丽娟的印象中，爷爷每谈起长征的事，都流露出一种自豪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给毕发斗一枚勋章，毕发斗一直佩戴。白色的勋章上标记了红军的长征路线，端正地别在老人胸前。
毕发斗的后辈们也都很有出息，儿子是柯渡的第一名大学生，后来成了一名学校的校长。在他的帮助下，本地的孩子都上了学、读了书。毕发斗的侄子因为大伯的缘由，选择从军入伍，报效国家。
柯渡长征纪念馆展出的蜡像 记者孟祝斌/摄
学生参观红军住过的房间 记者孟祝斌/摄
在长征纪念馆里重温入党誓词 记者资渔/摄
一座纪念馆的风云记忆
长征纪念馆位于丹桂村的中心。这不仅是当年的中央红军总部旧址，更像是一方精神圣地。
在柯渡，有一座纪念馆传承着长征的精神。
寻甸县柯渡镇丹桂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名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征途中都在此住过。
1935年4月30日，平静的丹桂村酝酿着一场关键的大行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丹桂村的当晚，就开始对红军抢渡金沙江进行周密的战略部署。期间，毛泽东不顾征途疲劳，拎着马灯沿柯渡河步行两里路，来到驻柯渡街上的卫生部，看望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还有其他的红军伤病员，关照他们做好急行军和渡江的准备。
负责首长安全的干部团二营五连连长肖应棠半夜查哨时，遇到仍在办公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把他叫到办公室，详细了解连队的人员、枪支和战斗力等情况。之后，周恩来在他的住处向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传达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夺取皎平渡”的命令。
就在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居住过、战斗过的地方——柯渡镇丹桂村，1974年，筹建起了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
纪念馆位于丹桂村中心，地处半山腰，全村的居民都看得见。这不仅是当年的中央红军总部旧址，更像是一方精神圣地。沿着弯曲的石子路，偶尔还能看见当年红军在墙壁上留下的“红军买卖公平”、“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等标语。道路旁边，就是民居。
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于1977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国家号召“保先教育”后，纪念馆渐入佳境，2005年被确定为“全国红色旅游百个经典景区”之一，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期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共设两个展区，分别为复原陈列和主题陈列。复原陈列主要再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们的工作状态、生活起居；主题陈列则生动展现了一个又一个发生在柯渡的长征故事。
1935年4月29日，红三军团攻克寻甸县城后，惩办了大批土豪恶霸，但国民党县长李荆石却溜了。李荆石逃跑的途中，遇到了一个叫肖粉香的女孩。肖粉香家庭贫穷，自小在县城的大地主家中当丫头。地主与李荆石常有来往，她因此认出了李荆石。
肖粉香遇到李荆石后，把他领到一个草垛中藏起来，并告诉他“红军走了再来叫你”。之后，她赶去向红军报告，并带着红军战士活捉了李荆石。后来，李荆石被红军带到寻甸鸡街处决。但红军走后，肖粉香遭到了敌人的报复，在寻甸马街子遇害，牺牲时年仅13岁，被称为“寻甸的小刘胡兰”。
陈列馆里，有一座老式的八音钟，这是当时丹桂村地主杨家郎的心爱之物。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杨家郎的宅子里办公、住宿，八音钟引起了毛泽东警卫员的注意，他盘算着将钟表拿走，方便报时用。但部队到金沙江边准备渡江时，这座钟被毛泽东发现了，他询问来历之后，责令警卫员返回140公里外的丹桂镇，将这座钟物归原主。如今，这架钟已经停止了走动，但却成为一件红军纪律严明的鲜活事例。
纪念馆常组织活动，清明节扫墓，邀请柯渡镇中学的学生，为游客讲红军长征的故事。纪念馆馆长马继功介绍，纪念馆每年都会开展文艺汇演，还开展了“红梅阿姨讲红军故事”系列活动，由纪念馆讲解员“红梅”在当地学校开展红色教育，柯渡镇内的学生都知道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长征故事。
长征，精神与物质的回馈
长征纪念馆给丹桂村带来的，除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不少的经济收入。
纪念馆建馆至今，共接待国各地观众100余万人次，自2005年开始，每年平均接待15万人次，2016年预计接待17万人次的游客。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不但有城镇省会的居民，还有外国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柯渡与红军长征时期相比，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人们一代又一代人讲述着长征故事，继承着长征精神，柯渡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红色旅游点。黄砖青瓦的革命遗址错落在青石板路两旁，引来了无数的游客。
丹桂村村主任杨廷发最能感受到村子的变化。早年，杨廷发依靠卖米线、卷粉等小吃为生。卖了20多年的卷粉后，杨廷发筹划着开了一家农家乐。2005年，随着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参观纪念馆的人数越来越多，杨廷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每到暑期，来长征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瞻仰红色革命历史的团队便络绎不绝。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即使到了十月份，各地的游客依旧纷至沓来。“（农家乐）刚开业时一年能赚七八万元，现在纯利润翻了一番，有十几万。”杨廷发很高兴。
杨廷发算了一笔账：长征纪念馆给丹桂村带来的，除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不少的经济收入。
纪念馆建成后，7位纪念馆工作人员都是丹桂村本村居民。2007年纪念馆扩建后，周边居民因搬迁也得到了一笔补偿金。长远来看，纪念馆带动的红色旅游周边产业收入不可小视。此外，村里有2家农家乐，每家的营业额在当地来看都是一个大数字，有力支撑了村子的经济。
过去，从昆明到寻甸县城1个半小时，再从县城到柯渡镇丹桂村还要2个小时。随着轿子雪山旅游专线的开通，目前从昆明到柯渡的车程已经大大缩短，1个小时以内就可直接到达。
此外，杨廷发还介绍，寻甸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与云南丹彤集团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柯渡镇丹桂村红色旅游开发协议书》。丹彤集团依托红军纪念馆打造红军村，包括加强丹桂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建设红军村广场等。
81年前，红军长征两次经过柯渡，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今天，长征辉煌的历史以最直接的方式回馈了这片红色的土地。（都市时报记者古穆斓 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董杨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